第二节　国共重庆会谈

一、重庆会谈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减少美军的投入与损失，美国一直希望中国能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日军。⁽⁵³⁾为协助中国整合抗日力量，美国在1944年6月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Wallace）造访重庆后，派遣观察小组赴延安搜集情资。9月6日特使赫尔利来华，希望能够进一步调解国共双边的关系，说服国共双方回到谈判桌上，以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

在赫尔利的斡旋下，国共展开一连串的谈判，但由于进展缓慢，美国内部对赫尔利的批评与日俱增，美国也对国民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内部尽快进行合作。而为了让苏联早日投入中国战场，使日本早日投降，在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于黑海达成《雅尔塔协议》。美国默许外蒙古独立，将东三省的中东、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两港口的权益，在中国同意后划给苏联。这使得国际强权的角力，又一次延伸到中国。

美国于8月6日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苏联在8日正式向日本宣战，美国于9日再以原子弹轰炸长崎，日本于10日宣布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国民政府在欲换取苏联支持的考虑下，于14日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在26日公布生效。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到9月3日苏联军队已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并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

战后在国际强权的影响及人民对国家和平发展的期待下，蒋介石决定对共产党“以诚挚待之”，促成了重庆会谈的举行。重庆会谈为国共双方领导人唯一一次亲自领军的谈判，加上其谈判的议题多牵涉政权与军权的分配，任何的谈判结果均可能对中国日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国民政府方面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领导下，由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所率领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进行重庆会谈。

（一）蒋介石的邀谈

日本宣布投降后，在国内外期盼以和平的方式，尽速完成复员与重建的局势下，蒋介石考虑到战后接收需要美国的协助，中苏关系可望因中苏条约的签订而获得改善，加上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等人的建议，遂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试图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国共间的争议。⁽⁵⁴⁾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自重庆电函毛泽东，邀其赴渝共商国家大计。电文的内容为：“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⁵⁵⁾蒋介石一方面释出“善意”，一方面把各界期待和平谈判的压力加诸毛泽东的身上。唯此电文仅笼统提到有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并未述及特定的谈判议题。

毛泽东则以朱德发给蒋介石的电函为由，向蒋介石提出了六项要求，并要蒋氏“公开承认错误，收回十一日错误命令”⁽⁵⁶⁾。此一措辞强硬的电函，可视为共产党方面对谈判的态度，一方面展现其不易妥协的态度，一方面把内战危机的责任和促谈的压力抛回给国民政府。

蒋介石认为：“朱之抗命，毛之覆电，只有以妄人视之，但不可不防其突变叛乱也。”⁽⁵⁷⁾国民党内部对于谈判的看法不一，特别是主管媒体的几位CC系要角，他们原分析毛泽东不会轻易答应亲自参加谈判。8月15日深夜重庆中央日报社社长胡健中、总编辑陈训悆和总主笔陶希圣，商谈时均认为：“毛泽东决不会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我们就可以借此发动宣传攻势，说共产党蓄意制造内乱，不愿和谈。”陶希圣指出：“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⁵⁸⁾

蒋介石于8月20日第二次电邀毛泽东，将朱德要求受降的诉求，以盟军总部规定为由，予以回避，并要其恪遵军令。蒋氏并表示：“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者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⁵⁹⁾蒋介石把战后人民期待和平的压力，再次抛给毛泽东，要其尽速赴重庆参加会谈。

毛泽东在8月22日回复：“从中央社二十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⁶⁰⁾毛泽东决定先派周恩来到重庆参加谈判，以缓和国民政府方面促谈的压力。

蒋介石于23日第三次电请毛泽东亲自参加谈判，电文中特别强调毛泽东的地位：“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能迅速解决。”并备机前往延安迎接，以示郑重。毛泽东于24日回复：“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⁶¹⁾毛泽东表示周恩来将立刻搭专机到重庆谈判，他也将亲自到重庆参加谈判，并以“晤教有期”保留模糊时间，回避国民政府方面邀谈的时间压力。

（二）毛泽东的考虑

在收到蒋介石邀谈的电函后，共产党内部最初决定毛泽东暂不到重庆参加谈判，但在8月25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反复研究后，又决定要亲自出席。同日毛泽东在回复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将军的电函中称：“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⁶²⁾毛泽东到重庆后，派徐冰向民主同盟说明：“嗣因中苏条约缔结，及赫尔利大使亲自赴延迎接。毛氏深恐再不来渝，将丧失其国内外之地位及声誉，故临时决定来渝。”⁽⁶³⁾毛泽东在9月1日于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谈话中明白地表示其来渝与国民党商讨是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希望国共能有合作机会，但他也希望党内同志不可理想太高。⁽⁶⁴⁾

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表示，国共虽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但“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这里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⁶⁵⁾。毛泽东之所以愿意到重庆参加会谈，除美国的因素外，大致与苏联的暗示、塑造民主和平的形象、争取群众和舆论的支持以及有中共军队做后盾等有关。

对于毛泽东愿意到重庆参加谈判，蒋介石决定“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由（犹）未为晚也”⁽⁶⁶⁾。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在8月27日分析：“近日中共以未能参加受降，复以‘内战’相威胁。蒋先生三电毛泽东促其来渝商和平建国大计，毛氏复又应允来渝。盖中苏条约成立后中共之势力益孤也。”⁽⁶⁷⁾可见国民政府方面对中共谈判的意图与动向，也有相当的掌握。次日，蒋介石召开会议，讨论因应毛泽东到渝之对策，拟定“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的处理方案。⁽⁶⁸⁾

此外，根据毛泽东第三次覆电的手稿，其原本是写“随后赴渝”，后来改成“随即赴渝”，且用词更为敬重，显见毛泽东对于到重庆参加谈判的方式，到发出电文前，才做下决定。

（三）国共的宣传

国民政府方面为了塑造主动追求和平统一的气氛，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的电函，全部透过新闻媒体公告。此举把各界的期待与伴之而来的压力，加诸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为了消解促谈的压力，化被动为主动，决定亲自到重庆。毛泽东事后表示：“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⁶⁹⁾

毛泽东的应邀，出乎国民党宣传部门的预料，为了避免毛泽东成为媒体注目的焦点，国民政府方面的文宣决定采取“冷处理”。重庆中央日报社的总编辑陈训悆即表示：“共产党这一着出乎我们意外。关于《中央日报》的新闻言论处理，已请示了布雷先生，报纸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导，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⁷⁰⁾

国民政府方面采取较为保守的文宣策略，共产党方面在毛泽东启程赴重庆参加谈判前，于8月25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并于次日对共产党内部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共以《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其立即实施六项紧急措施：

（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⁷¹⁾

中共表示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共在宣言中，试图展现追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态度，更以三民主义来营造和谐的气氛。相较于《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的内容，中共在对内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则采强硬的态度。该文首先批判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力，其次要中共军队继续争取地盘，凡能争得者应全力争之。

该《通知》也对中共内部说明了参与谈判的原因：“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⁷²⁾从上述内容中可以了解中共已对谈判可能的结果及让步方式做好了估算，并借此争取内部的认同与支持。

国民政府方面的谈判代表在8月28日前后敲定，由王世杰（时任外交部长）、张群（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和邵力子（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担任。王世杰与张治中从1944年5月开始参与国共谈判，张群与蒋介石是同窗，邵力子曾在西安事变后及在庐山与中共多次交手。综观国民政府方面的谈判代表，不是有与中共交手的丰富经验，就是受到蒋介石信赖的左右手。不过国民政府方面参与重庆会谈者，多为国民党内政学系的要角，分居要津，在国共谈判上大为显要，谈判期间曾引发政敌用传单攻击。⁽⁷³⁾

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团在张治中和美国大使赫尔利等人的陪同下，由毛泽东率领，在8月28日下午3时左右，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随团的有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若飞（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重庆工作委员）及参谋团。⁽⁷⁴⁾共产党方面由毛泽东领队，周恩来及王若飞主谈。周恩来作为历次国共谈判的当然代表，熟悉国民政府方面的运作且有丰富的谈判经验与技巧；王若飞负责中共在重庆的工作，对重庆政局也有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