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庆会谈的结果

10月10日下午，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于桂园客厅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方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和受降等问题达成协议。

是日晚间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向蒋介石辞行，并留宿林园。毛泽东提出延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使蒋介石大感诧异。王世杰只好“促其于返延安后来渝续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¹²¹⁾，试图为国共双方建立一个持续性的沟通管道。

蒋介石在次日一早与毛泽东会面时，蒋氏表示不愿在解放区问题上再做让步，毛氏则表示将让周恩来与王若飞继续留在重庆商谈未决事宜。上午9时半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踏上返回延安的归途，也正式为重庆会谈画上句点。⁽¹²²⁾

（一）悬而未决的协议

自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到10月11日返回延安为止，国共双方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至少进行了八次直接商谈，双方代表更是参与了十余回合的谈判。谈判的议题涵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战后受降接收、共产党控制区（解放区）的处理等十多个项目，双方广泛而深入地交换意见，最后在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不过，如果细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内容，就可发现有几项关键的议题，事实上是以“搁置议题”的方式处理的，把许多尚无共识的项目留待日后再议，而双方达成共识的部分，也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宪政或配套制度方能实施，加上受限于双方互信的不足，重庆会谈的共识很难具体落实。⁽¹²³⁾有关重庆会谈的结果与待决问题，兹汇整如表1-4。

资料来源：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97—102页。

（二）重庆会谈后的困局

重庆会谈虽是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自邀请毛泽东商谈，但所签订的《会谈纪要》在后续的执行上，依靠的是双方的互信，协议本身对双方并无实质上的约束力，因此对解决中国发展的困局并未如预期。

首先，就谈判议题的处理方式来看，在各界高度的关注下，在一定要有谈判成果的压力下，国共双方虽然在最后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但有许多关键的议题，如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及军队国家化等问题，却是悬而未决。把问题的解决寄托于无确切召开时间与运作方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军事小组，在国内外局势的快速变迁下，衍生的争议更难处理。

其次，在政治民主化的安排上，相关的议题和协议内容以“连环套”的方式来设计。就国民政府方面而言，其固然在主导政局发展上可保有较多的弹性，但也给了共产党方面回避争议问题的空间。例如双方都对实施宪政、保障人民自由和平等权、实施地方自治等原则有所共识，但这些议题的落实却必须先制定宪法。依照国民政府方面的规划，制定宪法必须先召开国民大会，而国民大会的组织、集会方式和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办法，又必须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由各党派代表商讨。然而重庆会谈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方式、参与人员等问题均未解决，留待国共双方进一步协商。国共的协商在当时并无固定的模式，缺乏持续性的沟通管道，加上在10月10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向蒋介石辞行并留宿林园时，毛泽东提出延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让蒋介石大感惊异，这使得双方的互信更为薄弱，王世杰只好“促其于返延安后来渝续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¹²⁴⁾。虽然毛泽东表示将让周恩来与王若飞继续留在重庆商谈未决事宜，但双方何时继续商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仍是未定之数，要落实政治民主化、实施宪政更是遥遥无期。

再者，战后的接收与复员引发权力和资源重分配的新问题。例如对东北的接收，国共双方并未详加讨论，更没有明确的规范。对于已发生的军事冲突，国共双方也未协议停战。邵力子指出：“会谈纪要初稿原有十三项，最后一项的原文是关于避免冲突问题，中共方面提出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政府方面表示：‘一切武装冲突自须即行停止，只要中共部队对中央军队之行进不加阻止，即无问题’。……会谈纪要快发表的时候，中共主张删去这一项，中央也表同意。”⁽¹²⁵⁾这使得在双方谈判后，国民政府急于接收，而共产党则持续扩张其势力，军事冲突愈演愈烈，使得《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形同具文，让人民陷入内战的恐慌，也让国民政府背负更多的压力。

最后，军队国家化与共产党控制区（解放区）的部分，由于关系军权与地盘，一直是双方在重庆会谈中攻防最激烈的议题，因此尽管大家都认同军队国家化的目标，却难达成结论。故在《会谈纪要》中，最后以“各自表述”的方式，将双方对问题的处理方案分别列出，并同意组织军事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处理整编军队、重划军区和参加军事委员会等问题。由于如何组织三人小组也是个待讨论的议题，军队国家化与和平建设也就成为悬而未决的难题。

（三）重庆会谈的影响

重庆会谈的结果，牵动中国内部的权力分配。对国民政府方面而言，重庆会谈一面响应了国内民意及美国的要求，一面也让内部主和派有发挥的空间，但对日后实际的政局与军事发展并无甚帮助。共产党方面则利用谈判的机会，公开造势，使其形象与诉求更广为人知，可说是获益不少。综观重庆会谈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大致如下：

首先，重庆会谈由国共双方领导人亲自交手，已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因协商的议题对国家日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在国内外高度的关注下，拉高了人民对和平统一国家的期待，使得谈判有非得达成协议的压力，加上共产党方面对政治民主化的诉求获得颇多人士的支持，这对执政的国民政府方面是较为不利的。

其次，在一定要有谈判成果的压力下，国共双方虽然在最后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但该纪要不具约束力。同时，采取搁置议题、延后处理争议的做法，虽然建立了持续沟通的管道，但衍生的争议反而日益复杂。

再者，毛泽东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直接谈判，明确了国共的对等地位，突显了中共占领部分地区的事实。加上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安排与各界人士会面，主动召开记者说明会，接近国民党左派，如孙科及民主同盟张澜等，⁽¹²⁶⁾对民主同盟所发宣言中的主张，表示绝对同意，⁽¹²⁷⁾并多方主张“政治民主化”，塑造了追求和平统一的形象。相对于国民党宣传部门对重庆会谈相关新闻的“冷处理”，毛泽东的主动出击，显然吸引更多的关注。

此外，在重庆会谈前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然让国民政府方面取得苏联形式上的支持，但条约的内容使国家主权受到影响，并不符合一般社会民众的期待。加上斯大林（Joseph Stalin）对国民政府方面的承诺，全系其一念之间，中苏条约与苏联的对日宣战，只是让苏联的势力更快扩张到东北，反而使战后中国局势更为复杂化。

虽然重庆会谈对于政权与军权的谈判并无具体成果，但双方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与成立军事小组，就相关议题继续商讨。此虽未能立即解决问题，但至少保留了双方的沟通管道，让双方仍保有合作空间，也树立了一个民主协商的参考模式。不过可惜的是，因为国共双方领导人缺乏互信，协议对双方也没有约束力，加上若干议题未有明确规范，致使会谈后双方在军事方面的冲突未能有效减少。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当时曾认为，“人们有理由希望，中国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其在回忆录中表示：

赫尔利关注这项协议的筹备工作，他告诉我说，中国或有希望走向真正的和平。这项协议将召集一个制定新宪法的制宪国民大会，并规定让所有党派均能参加的条款。这是一项很好的协定，我对赫尔利促成此项值得称许的工作表示祝贺。然而，这项协定却从来没有产生效果。⁽¹²⁸⁾

尽管国内外对重庆会谈寄予高度的期待，该会谈也是国民政府在战后强化统治基础、建立政治共识的一大契机，然而中国当时毕竟欠缺足够的民主涵养，在国共双方坚信以枪杆子为后盾的思维下，重庆会谈的阶段性成果，如何继续落实，仍是一大难题。

毛泽东返回延安后，于10月17日在干部会议报告时，表示重庆会谈虽然没有解决中共控制区和军队的问题，但对中共而言是有收获的。毛氏指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¹²⁹⁾对国共双方而言，谈判的协议似乎只是过程而非结果，双方缺乏实践协议的诚信，谈判桌上的努力终究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