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战后（1945—1949年）是中国时局转折的重要阶段，1949年是其中最关键的年份。战后中国国际地位获得进一步的提升，蒋介石也被塑造成伟大领袖的形象，但面对战争破坏后的断垣残壁，国民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战后四年对国共政权而言，代表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个从历史的名都南京迁至岛上的台北；一个却走出偏居一隅的延安，在史上的名都北京建立起新政权。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留下了许多疑问，战后国军具有绝对的优势，何以短短三年国共局势逆转？过去支持国民政府的美国，也在1949年8月发表白皮书，表达不愿涉入中国的立场。随着国共内战国军节节败退，蒋介石从“伟大的领袖”变成“人民的公敌”。战后局势瞬息万变，转变的关键为何？这些均值得探讨。
过去由于资料有限，学者对战后问题的研究较少，随着近年来资料的不断开放，许多学者加入对战后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成果。此处拟作全面性的资料调查，资料部分以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主，但也包括许多回忆性的著作，希望有助于研究战后问题者参考。
国共内战期间所涉课题最广，可研究的主题甚多，如接收与复员、贪污问题、遣俘与审判汉奸、美苏国共关系、重庆会谈、政治协商、第三势力、国共停战、派系倾轧、行宪问题、总统副总统选举、通货膨胀与货币改革、学潮问题、国共初期战役、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北平和谈、蒋介石下野、政府迁移、1949大撤退、黄金运台等，每个问题都可写成好几本专著。因此，虽然各主题都有专家学者在研究，但仍有许多可研究的空间。
有关探讨国共内战较全面的专著，除了早期陈孝威的《为什么失去大陆》外，几乎都是近二十年来的著作，如中国大陆汪朝光的《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中国台湾方面林桶法的《战后中国的变局：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探讨（1945—1949年）》（台北：商务印书馆，2003），美国方面有胡素珊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胡著是其以就读于美国柏克莱大学时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重视一般民众的反应。汪朝光的著作是其近几年来对战后问题研究论文的集合，偏向军政方面。林著的重点从接收复员、内战的展开、国民党内派系问题谈到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其他专著，如李新总编的《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三编第五卷（汪朝光著）等，探讨了战后中国及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
有些著作在时间上虽涵盖1945—1949年，然只是对资料的解读，如郝柏村的《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
此外有以一年作论述者，如金冲及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刘统的《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该书除谈到辽沈战役与淮海战役外，也谈到1948年的土地改革及上海的一些现象。1949年最为学者关注，台北曾举办研讨会并将论文集结成书，即《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2000）。2009年适逢1949年六十周年纪念，有许多的学术研讨会召开或专书出版。台湾方面，有林桶法的《1949大撤退》（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刘维开的《蒋中正的一九四九》（台北：时英出版社，2009），联经出版社《思想》期刊出版的专号（第13期）《1949：交替与再生》。当时经历过撤退的文学家如龙应台撰写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齐邦媛的《巨流河》等都引起广泛的回响。大陆方面，有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张仁善的《1949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张鸿雁等的《五千年历史的切面：1949中国城市》（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等。可见1949年受到极大的关注。下文分几个重点介绍研究的概况。
一、接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为收拾战后的残局，展开接收与复员工作。最先有许多参与接收者的回忆录出版，如李宗仁、杜建时、邵毓麟、何汉文、李绍泌等人的，这些回忆录描述国民政府接收官员腐败情形者居多，但如张兹闿的《胜利后接收的经验》（《传记文学》，第10卷第3期），对接收作适当的论述，并肯定接收的成效。这样的差异或许与各自的立场有关。
研究方面，台湾与大陆地区学者的论点不同。台湾学者如高纯淑、陈立文及林桶法等，以地区研究为主。陈立文与高纯淑主要研究东北方面的接收(1)，林桶法主要研究平津地区的接收(2)，另有沈上明《抗战胜利后军事接收决策问题的探讨》（《抗战建国暨台湾光复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三届讨论会论文集》，台北，1996），论述了接收经过，对接收成效给予若干的肯定。
大陆方面有王玉贵《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苏州地区的经济接收述评》（苏州：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王国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东北的“接收”》（《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尹书博《“劫收”对国民党政权衰败的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5期）、崔广陵《“劫收”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迅速覆亡》（《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2期）、刘永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接收及后果》（《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孙宅巍《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工业述评》（《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贺金林《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等。这些著作或论文偏重于指责国民政府，并强调接收的种种弊端。
此方面仍有许多课题可探讨，如针对地区或针对经济等项目的接收作详细介绍。此外中共在接管城市方面亦有值得探讨者，如军管会的角色、接管的问题、接管后的经营等，均有待学者参与讨论。
二、国际问题
（一）美国的角色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肯定，美国与苏联等列强关注中国的发展，这成为学者探讨的主题。
其一，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美国对华的长远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来自美国对战后世界和美国作用的某些设想。(3)美国最初以蒋介石为合作对象，然而对蒋的独断作风颇有微词，对中国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日趋保守，更不愿以武力干涉中国的内战。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学者甚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王建朗等，都是研究民国外交史有成就的学者，撰有许多专文讨论战后中国的外交问题。论著方面如陈志奇《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之蜕变》（台中：帕米尔书局，1981），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刘立范《解放战争前后中美关系的演变及影响》（《中国现代史》，1997），时殷弘《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中国现代史》，1995），入江昭、孔华润《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这些论著强调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大都认为美国逐步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
台湾论著如梁敬
《抗战胜利后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关中《中国命运·关键十年——美国与国共谈判真相（1937～1947）》（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王成勉《失去中国？简介美国外交史家有关杜鲁门政府对中国内战政策之论点》（《近代中国》，2000年第138期）。梁敬是较早研究中美外交史的学者，并以“压”、“拖”、“弃”、“断”等四个阶段来形容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
其二，美国援华方面。日本投降后，美国从受降到遣俘，从军援到经援，都给国民政府若干的协助，但美国受到亲共人士的影响，认为中共具有改革的活力，国民政府则逐渐腐化，并认为蒋过于独裁，援华行动趋缓。相关论著有王纲领《一九四八年的美国〈援华法案〉》（《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2000）、《美国战后对华投资交涉——中美关系的转折点之一》（《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台北，1996），叶伟璇《战后美国军经援华之研究》（台北：文化大学中美所，硕士论文，1981），官进胜《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国会因素（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等。
其三，美国调处方面。美国调处自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至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从重庆会谈到军事调停，成效不大。相关论著有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王成勉《从和平到战争——马歇尔使华调处第二阶段之研究》（《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王成勉《美国在战后调停国共问题所扮演的角色》（《近代中国》，2000年第138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北京：中华书局，1981）、邵宗海《美国介入国共和谈之角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邓泽宏《美国调处政策和第三条道路的兴衰》（《中国现代史》，1992）、徐报喜《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及其演变》（《盐城师专学报》社科版，1991）、刘信君《马歇尔调停与东北战局》（《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7）、林立树《司徒雷登调解国共冲突之理念与实践》（台北：稻乡出版社，2000）、何志功《驻华大使期间的司徒雷登》（北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1985）、任东来《1946～1949年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若干问题》（《美国与近现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段瑞聪《犯而不较与不出恶声——蒋中正对〈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应对》（《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台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等，探讨了美国调处经过及最后美国发表白皮书与蒋介石的意见。
（二）苏联的角色
苏联自“雅尔塔密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进兵东北，此项课题又主要分为三个论述方向。
其一，强调苏联扶植中共，对中国政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台湾学者都持此种看法，如董彦平《苏俄据东北》（台北：反攻出版社，1965）、许湘涛《战后苏联对华政策之研究》（台北：政大东亚所，硕士论文，1976）、陈立文《再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强调中共的壮大与苏联的扶植有密切的关系。
其二，认为美苏间仍有若干矛盾，以杨奎松为代表，如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还有陈志杰《浅论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失误的原因》（《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版，1998）。
其三，强调战后中苏关系。如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近代史研究》，1996）、宋广伟《苏联在国共重庆谈判中的作用和影响》（《中国现代史》，1998）、林军《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与苏联》（《中国现代史》，1996）、刘德喜《战后初期苏联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中国现代史》，1991）、翟文光《苏联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的对华政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等。这方面的研究以大陆学者居多。
（三）中共外交与美苏国共关系
战后中共积极拓展外交，这方面大陆的研究主要有王真《抗战胜利后中共争取东北的外交斗争策略》（《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王树林《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立美国”的策略》（《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1998）、马雪芹《试析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外交策略的演变》（《洛阳师专学报》，1997）、沙健孙《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和策略》（《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台湾地区的学者对此期中共的外交拓展研究有限。
美苏国共四角关系方面，赫尔利在他的辞职讲话中，把他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归于美国政府在政策上的混乱，以及国务院中很多部门支持共产主义。1949年12月5日赫尔利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指责美国政府，说他调处失败是由于国务院内部亲共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破坏他的行动。除美国内部对中共认识不清外，苏、美在华的较劲，也牵动整个战后的时局。相关研究有牛军《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7）、邵玉铭《1945年—1949年美苏国共关系研究》（《美国研究》，1980年第10卷）、李分建《试述抗战胜利后苏美冷战对国共谈判的影响》（《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1994）、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角度》（《中国现代史》，1997）、张国庆《抗战胜利后美苏国共在东北的角逐》（《民国档案》，1993）、王建朗《大国背后的辛酸——再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等。许多学者都强调战后美苏国共四角关系间的联动性，而非只强调国共的问题。
其他问题探讨者分散，如杨奎松《蒋介石与外蒙独立问题——以日记为中心看蒋介石对领土问题的看法和处置》（“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再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一文对于战后蒋对外蒙独立问题的看法有精辟的解读。吕芳上《总裁的“首脑外交”：1949年蒋中正出访菲韩》（《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台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探讨了蒋出访菲、韩的问题。
三、国共谈判
国共两党的关系从民国以来历经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以及寻求新的合作的过程。(4)关于国共关系的专书不少，战后中共势力逐渐扩大，国共关系更为重要，国共的和战成为学者探讨的焦点，较早论述和谈的专书有张九如《和谈覆辙在中国》（台北：联经出版社，1968）。其他方面的研究分为：
其一，重庆会谈及政治协商会议。大陆方面有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包亚宁《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方针和策略》（《理论学习月刊》，1991）、张小满《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争取主动的方略》（《南都学坛》哲社版，1998）、刘会军《关于国共谈判期间的解放区问题》（《社会科学探索》，1996）、廖盖隆《从抗日战争胜利谈到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民国档案》，1985）等。台湾方面则有陈自现《国共重庆会谈始末》（台北：政治作战学校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1973）、李炳南《政治协商会议之研究》（台北：政大三研所，博士论文，1990）。这些论述以较大的篇幅来探讨和谈的经过及分析和谈的内容。两岸学者对于国共重庆会谈是在国际压力下进行已有共识，对国共谈判的诚意问题，则仍有分歧。
其二，1949年北平谈判。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后，李宗仁代行总统，积极展开与中共的和谈，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表明愿意在八项条件下进行商谈。(5)相关论述有陈雁《上海和平代表团与1949年国共和谈》（《档案与史学》，1999）、程思远等《邵力子、章士钊先生力促国共和谈》（《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等。
四、学运及社会运动
战后国共纷争难以平息，内战不断，沦陷区学生不满意政府的复员进度及方式，物价又不断飞涨，加以中共从中推动学运、社运，对时局产生极大的影响。蒋介石及蒋经国在检讨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青年学生被中共“鼓动”是主因。研究约分为学生运动、社会运动与第三势力方面。
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学生运动。战后由于国共对峙、复员问题复杂，加以中共乘机推动，学生运动频繁，以反甄审、反内战、反饥饿、反美为主。对于战后学潮，台湾学者廖风德的《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有较完整的论述。大陆方面的研究有王春南《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战期间留日学生的甄审》（《历史档案》，1994）、徐文《解放战争时期的沈阳学生运动》（《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李记松《略述北平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陈彦霞《试论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龙江党史》，1994）、袁冬林《解放前夕复旦大学的学生运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1980）、岳建功《解放战争时期成都的学生运动》（《成都大学学报》哲科版，1999）等。大陆学者强调学生运动是爱国的行动，对中共赢得政权是有贡献的，且认为学生运动都是由国民党不合理的政策造成的。台湾方面的学者认为战后的学生运动确实与中共的运动有关，相关论述如陈建兴《中共上海学生运动研究（1945—1949）》（彰化：彰化师大历史所，硕士论文，2012）。
其次为社会运动。战后社会问题甚多，加以中共的推动，社会运动，尤其工人运动频繁，许多研究者即着眼于此，如张承宗《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人民革命运动》（《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1979）、刘岳《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工人运动概述》（《北京党史研究》，1995）。
关于第三势力方面的研究亦不少。国共和战不定，政局纷扰不安，中国的出路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关心的课题，张君劢即是其中之一，他的《第三势力在中国》（The Third Force in China）一书讨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态度。其他如王卫华《解放战争时期中间路线评析》（《天中学刊》，1996）、张春英《论解放战争的第三条战线》（《中共党史研究》，1989）、吴淑凤《走不出的“第三条道路”——以〈观察〉周刊撰稿人对战后中国出路的探索为例》（《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2000）、杜文君《解放战争时期中间路线研究述评》（《中国现代史》，1993）、杨奎松《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北京：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5）、刘玲《试论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三条道路》（《徐州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1998）、王宗荣《略论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齐鲁学刊》，1995）。这些论述大都认为第三势力内部的问题颇大，根本不可能成功。陈三井《蒋介石眼中的香港自由民主运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再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探讨了蒋对第三势力的意见。
五、国共军事战争
抗战胜利后国共即因为接收问题引发零星的军事战争，其后国共双方虽进行重庆会谈及在美国的调处下达成军事停战协议，但军事冲突未曾间断，美国调处失败后，国民政府宣布动员“戡乱”，全国陷入火海战局。对此学者分三大部分讨论：
其一，战役总介绍。台湾方面，“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室）为凸显战后中共备战的事实，编译了《戡乱战史》，相关论述还有刘凤翰《抗战后的“剿共”与整军》（《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张秉均《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张世瑛《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军队国家化”的努力》（《中华军事学会会刊》，1999）、杜文芳《戡乱作战三大关键性的战略作为探讨》（《军事史评论》，1995）、张嘉仁《东南军政长官与国共内战》（嘉义：中正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2007）、林桶法《战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与外力：以东北派兵与青岛撤退为例》（《近代国家的型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中共方面强调的是解放战争，如高鸣《解放战争战略方针的形成及根本条件》（《贵州社会科学》，199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对国共内战作了翔实的介绍。
其二，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是国共在大陆地区的决定性战役，由于中共获胜，三大战役成为大陆学者阐扬及研究的重点，如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司亚民《东北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松辽学刊》，1984）、鄂明书《略论辽沈战役胜利的主要原因》（《锦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95）、侯宜岭《试析淮海战役中国民党战略战术的失策》（《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4）、张明莉《徐州“剿总”的成立与消亡》（《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
其三，其他战役。战后国共发生过许多冲突，有些学者进行了区域性探讨，如张玉法有关山东战场的专文《战后国共战争在山东的一幕：青岛及胶东之守备与撤退（1945—1949）》（《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2000）、李志民《决战西北战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1994）、李海英《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的战略意义》（《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凌云上《桂系主力在衡宝被歼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1979）、曾景忠《蒋介石与徐州会战》（《中国现代史》，1995）、张文鸿《桂系部队在粤桂边境的覆灭》（《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1979）、戴戎光《汤恩伯江防总崩溃中的江阴要塞》（《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3）、刘宗宽《国民党军在西南的部署及其覆灭》（《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2卷，1996）、汪朝光《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中国现代史》，1999）、孙道同《试析上海战役的指导方针及其主要特点》（《上海党史研究》，1999）、王立本《国共内战在西北（1945—1949）——从陕西鏖兵到兰州对决》（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李厚壮《国共内战在山东（1945—1948）》（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研究渡江战役的有华彬清编著的《五二〇运动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等。还有许多论著讨论到蒋介石的角色，如汪朝光《国共内战初期的东北战场与蒋介石的军事决策》、张玉法《两头马车：总裁蒋介石与代总统李宗仁的权力运作（1949）》（《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台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探讨了蒋介石与战后的问题。
关于国共内战的宣传方面，有余敏玲《“伟大的领袖”VS“人民的公敌”：从蒋介石形象塑造看国共宣传》（“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再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林桶法《抢搭胜利列车——上海〈申报〉、重庆〈大公报〉的广告行销》（《中华民族的抗争与复兴》，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等文。
近几年学者也开始关注个别军人的问题，如陈圣文《国共战争中的阎锡山》（嘉义：中正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2012），如对白崇禧的角色，学界曾在台北、广西、北京三地召开关于白崇禧历史定论的学术研讨会。(6)
六、派系及中国出路问题
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内部即存在着严重的派系问题，军事派系如皖系、奉系、桂系、滇系。作为中央领袖，蒋介石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企图整合地方势力，但收效甚微，蒋不断努力网罗地方精英来维持名义上的统治，而地方精英仍各据地盘，各行其政。(7)国民党内有不同的派系，如新政学系、CC系、三青团。胜利之初，中央对地方有绝对的主导权，但在处理地方问题上往往不能符合地方的需要。中央与地方、党派斗争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
对迁台初期派系问题研究的有王良卿《改造的诞生》（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0）、林婉平《蒋中正迁台初期对国民党派系问题的检讨与整顿——以CC系为中心》（《迁台初期的蒋中正》，台北：中正纪念堂管理处，2011）等。对各派系间关系的研究甚多，如林桶法《战后蒋介石与白崇禧关系之探讨》（《国史馆馆刊》，2013年第35期），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周维朋《战后中国国民党派系关系之研究——以党政革新运动为中心的探讨》（台北：政治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98），吴贤辉《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林能士《国民党党内派系之争与国共商谈——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的探讨》（《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96），姜梦麟、毛子佩《抗战胜利后上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79），齐春晓《试论中国民主同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作用》（《龙江党史》，1998），孙彩霞《新旧政学系》（华夏文化出版社，1997），季荣臣《从蒋桂斗争看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河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1998），胡春惠、杨维真《胜利前后龙云与中央的关系》（《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西村成雄《战后中国两个时期的“分疆而治”论》（《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2000）等。又如邱炳翰《战后中国宪政之路：以行宪前后的党派协商为中心的探讨》（台北：政治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2012），对行宪的派系进行了研究。
七、经济问题
农业及土改方面有张小满《试论解放战争初期党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政策》（《南都学坛》哲社版，1992）、徐穗《试论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土地改革大辩论》（《民国档案》，1993）、黄锦华《论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改革》（《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董国强《试论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土地和农民政策》（《中国现代史》，1996）。
工业方面有孙宅巍《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工业述评》（《中国现代史》，1992）、温贤美《抗战时期工厂西迁与大后方工业发展》（《中国现代史》，1992）、杨国东《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的演进及其意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等论述。
财经问题有王学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民族资本的破产》（《中国现代史》，1992）、孙宅巍《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财政状况剖析》（《历史档案》，1992）、周启纶《解放前天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纪实》（《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79）、陈宗彝《解放前天津金融市场的变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79）、虞宝棠《简论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的金元券与限价政策》（《民国档案》，1985）。还有讨论战争对战后财政影响的，如郑竹园在《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八年的抗日战争不仅使中国即将起飞的经建计划中断，而且严重耗竭中国的国力，造成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8)
谈最多的是通货膨胀问题。费正清（John K．Fairbank）说：“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我在战后中国逗留的9个月，对中国人民和美国对华政策来说，都是希望与灾难交织的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由于滥发钞票而造成通货膨胀，并由于通货膨胀而导致更深化的贪污腐化，已经丧尽民心。”(9)这方面的研究有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汪朝光《简论1947年的黄金风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忻平《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探析》（《中国现代史》，1992）、李彦宏《通货膨胀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中国现代史》，1995）、周忠《通货膨胀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嘉应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等，大部分强调通货膨胀是导致民怨与国民政府崩溃的重要原因。
八、战后党政与行宪
战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复杂，战后初期，中央控制力较强，随着国共战局的发展，国军受挫，蒋的意志逐渐受到挑战，地方军系与派系利用各种机会合纵连横，与中央对抗，政府的不断改组就是一种警讯。
选举方面，如林美莉《蒋中正从参选总统到复行视事的犹疑与决断》（《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台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内阁变动，有刘维开《阎锡山组阁经过之探讨》（《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2000）、曲家源《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历史的选择过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汪朝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历史研究》，1995）、吕芳上《痛定思痛：战后中国国民党改造的酝酿（1947—1950）》（《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2000）、陈良佐《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3）。
宪政实施方面，有王宗荣《国民党的“行宪国大”与总统副总统选举》（《民国档案》，199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于2011年举办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再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有几篇与宪政发展有关者，如张玉法《党总裁治国：李宗仁赴美后蒋介石对党国事务的经营》、汪朝光《蒋介石与1947年国民政府改组》、刘维开《宪政体制下的权力竞逐——蒋中正在1948年的政治困境》、杨天石《1946年政协会后关于宪草修改原则之争》、西村成雄《1946年民国政治：制宪权力合法性的流失》等，2013年中研院出版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3）一书中有许多专文，对此问题亦有精辟的分析。
九、其他方面
另有一些课题，如汉奸审判方面，以罗久蓉为代表，其论著有《抗战胜利后中共惩审汉奸初探》（《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4年第23期）、《军统特工组织与战后汉奸审判》（《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2000）、《越界：从汉奸审判看川岛芳子的性别与国族认同》（“从性别看现代战争”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另有张世瑛《战后报刊言论对惩治汉奸的态度》（《第六届陈百年先生学术论文奖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2000）。
英文著作主要探讨美国在华的角色，其中包括美国失去中国、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及其政权的问题等三大主题。费正清有许多关于战后中国的论述，如《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被观察的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等著作，描述战后中国的问题、美国的态度及个人参与中国事务的经过，其观点影响及于其后的许多研究。
对美国责任及角色问题的研究，以顾贝克（Anthony Kubek）、邹谠（Tang Tsou）等(10)为代表，其中邹谠的著作成为许多学者引述的重点。另有部分专著探讨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魏德迈、司徒雷登，如William Stueck等的著作(11)。探讨中共取得政权的有鲍大可（A．Doak Barnett）等(12)。
以上所述，因范围较广，资料搜集难免挂一漏万，资料方面也只是举其中一小部分论著，不能涵盖重要的论述，仅希望借此提高学者对战后课题的重视。
两岸在国共内战研究方面的比较：
（1）称谓上的纷歧。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至1949年10月1日，基于立场不同，有称“戡乱时期”，有称“解放战争”，有称“国共内战”（Civil War in China），有称“战后中国”，本文称国共内战时期。大陆地区政权国共易手，台湾地区称此为“沦陷”，中国大陆则称之为“解放”。
（2）论述观点不同。其一，有关挑起国共内战的责任。蒋介石于1949年2月1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发的《特别宣传指示》中指出：“政府自抗战结束以后，即以和平建国方针力谋中共问题之和平解决，经过一年半之时间，一切协议皆为中共所破坏，故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13)中共则指责蒋介石应为发动战争负最大的责任。其二，研究各有所偏。大陆地区有许多学者研究中共的接管问题，台湾地区几乎无人涉及；台湾地区研究国民党政权迁台者较多，大陆地区则未有此方面较学术的论著。
（3）参与研究的人数方面，台湾地区远不及大陆地区。台湾地区研究民国史的人数近年较20世纪80年代为少，质方面虽仍值得肯定，但后起的青年学者人数则逐渐锐减。大陆地区近几年在研究的质与量方面有明显的提升。
（4）资料开放方面，台湾地区各民国史档案部门资料较为开放。大陆地区地方的档案馆愈来愈开放，但典藏民国史的重镇——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则因为许多资料正在进行数字化，仍不能开放。史料开放对民国史研究有激励作用，如蒋介石日记的公开，无疑地掀起对民国史及蒋介石研究的新热潮。海峡两岸各有一些单位专注于对蒋的研究，大陆地区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为主，台湾地区除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蒋介石研究群外，另由政治大学等引导下的《事略稿本》读书会，各单位的学者互有密切往来，并有许多的交集。在资料开放的情况下，许多以蒋介石为中心的专书、专文陆续出版和发表，以蒋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陆续举办。这当然要归功于蒋介石日记的公开。
随着资料的开放与两岸学者往来愈来愈频繁，学界间的观点日趋一致，学者们也较能客观地看待蒋介石与毛泽东间，以及国共间的恩恩怨怨。期待有更多的对话，使历史的课题回归到历史，借由更多的讨论，厘清国共内战期间的若干疑点。
(1)陈立文：《从战时东北党务组织与工作发展检讨东北接收的失败》（《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2000）、《从东北接收看中国对伪满之政策》（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1997）、《从东北接收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96）。高纯淑：《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部署》（《抗战建国暨台湾光复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三届讨论会论文集》，台北，1996）、《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之经纬》（台北：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3）。
(2)林桶法：《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人员之探讨——以平津区为例》（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1996）、《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复员准备工作——以京沪地区为例》（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1997）等。
(3)［美］ 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4) 田克勤：《国共关系论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5)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台中，永莲清出版社，1986年，第902—903页。
(6)台湾曾于2012年举办“白崇禧将军与民国”学术研讨会，会中齐锡生、林桶法、陈进金、杨维真、刘维开等学者发表多篇论文。
(7) 吴国光等：《论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8) 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许倬云、丘宏达主编：《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第64页。
(9)［美］ 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58页。
(10)Anthony Kubek, 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1941-1949），New York：Twin Circle Publishing, 1972．Chonghal Petey Shaw,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ese Civil Conflicts，1944-1949，Salt Lake City, Utah：Charles Schlacks Jr., 1991.
(11)William Stueck, The Wedemeyer Mission：America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4．Ernest R．Ma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1945-1949， Philadelphia：J.B．Lippincott Co., 1975.
(12)A．Doak Barnett,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 Publisher, 1963．Lionel Max Chassin，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A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1945-1949，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Loh Pichon, The Kuomintang Debacle of 1949：Conquest or Collapse？，Boston：D．C．Heath,1965．Steven I．Levine, Anvil of Victory：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M．Beloff,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1944-1951，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John F．Melby, The Mandate of Heaven：Record of a Civil War, China 1945-1949，Toronto, 1968.
(1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