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的乡约制度与乡村自治

传统中国对乡里自治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历史上推行乡村自治的儒者，把乡里自治的传统一直追溯到周代。经常被引用的古籍，如《周礼—地官—族师》中曰：“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孟子所描述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是后人乐于称道的。

中国最早的成文乡里自治制度，可能是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陕西蓝田吕大钧（1031—1082）制定的《吕氏乡约》。其宗旨意在使邻里乡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由人民公约，而不是官府命令。由人民主动主持，人民起草法则，在中国历史上，《吕氏乡约》实在是破天荒第一遭。二、成文法则。中国农村的成训习俗向来是世代相续，口头相传，从没有见诸文字，见诸契约。而制度必须成文，才可能行之广泛。三、以乡为单位而不是以县为单位，从小处着手，易收功效。四、自愿加入。其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五、民主选举。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占否。值月一人，同约中不以高下、依长少轮次为之，一月一更，主约中杂事。六、以聚会的形式，使多人相亲，淳厚风俗。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七、赏罚公开。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用记录在案督促众人，用开除惩罚不可救药的。八、议事民主。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²⁾

萧公权推崇“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多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但同时也指出，“乡约乃私人之自由组织而非地方之自治政府。且所约四事，偏重道德。经济教育诸要务，均在合作范围之外。衡以近代之标准，实非完备之自治”。⁽³⁾

《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没有多久，北宋就被金人所灭，昙花一现的乡约也被人遗忘。到了南宋时，朱熹（1130—1200）重新发现这个乡约，考证出其作者是吕大钧，据此编写《增损吕氏乡约》⁽⁴⁾。由于朱熹学术上的名气，加上对乡约的热心编辑和改写，使《吕氏乡约》在问世后的一百年，重又声名远播。

到了明代，朝廷大力提倡和推广乡约。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解缙建议，“仿蓝田吕氏乡约及浦江郑氏家范，率先于世族以端轨”，以正风俗。⁽⁵⁾朱元璋时期，颁布了圣谕六条，“主之以三老，家临而户至，朝命而夕申，如父母之训子弟。至成祖文皇帝，又表章家礼及《蓝田吕氏乡约》，列于性理成书，颁降天下，使通行焉”⁽⁶⁾。除了朝廷提倡，地方官推行乡约的也很多。王阳明（1472—1529）在1518年颁布的《南赣乡约》，影响最大。⁽⁷⁾嘉靖年间（1522—1566）朝廷推广王阳明的方法。“嘉靖间，部檄天下，举行乡约，大抵增损王文成公之教。”⁽⁸⁾

《南赣乡约》的最大特点是官办，与《吕氏乡约》相比，二者有以下差异：第一，前者是人民自动的乡村组织，“乡人相约，勉为小善”；后者是一个政府督促的乡村组织，是官治的传统。第二，前者是自由参加，覆盖局部。在吕氏兄弟的劝谕下，有的乡民可能参加，有的可能不参加。然而，其实行的效果未必大。后者是强迫的、覆盖全乡村的组织。在政府威力下必须都加入，然而可能会有相当的效果。例如，《南赣乡约》规定，不参加集会罚银一两，惩罚十分严厉。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强制参与的性质。第三，乡约组织人员数目增多，角色也随之改变。《吕氏乡约》中只有二三人，《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增为四人，《南赣乡约》增加到17人，“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在《吕氏乡约》中他们是道德感化角色的精神领袖，而《南赣乡约》中约长、约副、约正等人的责任，包括协助官府劝令同约完成纳粮的任务，劝助投招新民改过自新、各守本分，以及劝诫同约维护地方安定。⁽⁹⁾

除了王阳明的《南赣乡约》，明代还有吕坤、章潢、陆世仪几位大儒对乡约制度的理论研究很深入。

吕坤（1536—1618）《乡甲约》的突破，是把乡约、保甲都纳入到一个组织综合治理。其对后世影响极大，因为不仅设计平密，而且真正实行过，在当地共建了120个约。“以一里为率，各立约正一人，约副一人，选公道正直者充之，以统一约之人。约并一人，约史一人，选善书能劝者充之，以办一约之事。十家内选九家所推者一人为甲长。”每约百家选保正一人，百五十家量加选保正副各一人。保正副，须选家道殷实、力量强壮、行止服人者为之。⁽¹⁰⁾约正副等当选及任职的条件是家家同意，“选约正约副约并约史须百家个个情愿者，选甲长须九家个个推服”，“甲长不服人，许九家同秉于约正副。如果不称，九家另举一人更之，不许轮流攀当。约正副不服人，许九十八家同秉于官”。各约外面还有一个监督管理机制，官府通过它监管各约，施行赏罚。⁽¹¹⁾

章潢（1527—1608）进一步把乡约的内容扩大。他认为保甲、乡约、社仓、社学四者之法实相须也。“故保甲之法，人知足以弭盗也，而不知比闾族党之籍定，则人自不敢以为非。乡约之法，人知其足以息争讼也，而不知孝顺忠敬之教行，则民自相率以为善。由是社仓共焉，其所以厚民生者为益周。由是社学兴焉，其所以振民德者为有素。”⁽¹²⁾“然四者并举，势难遽行”，为此他提出了具体的做法。“各村宜择空地一方，周以墙垣，中立一堂，傍立二仓。则乡约亭在此，社学在此，社仓在此矣。工费既省，且教读训于中，亦有看守之便。况是举也，礼法兼资，教养具备，使盗息民安，政平讼简，风移俗易。”⁽¹³⁾

明末清初，陆世仪（1611—1672）强调“治”是自下而上的，是通过“分”来达到的。“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治天下须用得几个县令，好县令古诸侯也。治州县须用得几个好乡长，好乡长古县大夫也。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¹⁴⁾陆世仪认为乡约、保甲、社学、社仓四者，近于古而合于今，到了明末这四项早已尽人皆知，各处皆行，但是仍然不能得治。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对四者的意义不明、关系不清。他提出的“治邑贯通之道”是一个以乡约为中心的乡治系统：“乡约是个纲，社仓、保甲、社学是个目。乡约者，约一乡之人，而共为社仓、保甲、社学也。社仓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学是民信事。”⁽¹⁵⁾

乡约制度并非仅仅是文人学者理论上的空谈，历史上政府以及民间推行乡约的例子很多。官府推动的乡约，多仿照王阳明和吕坤的方法，各省志中有关记载很多，如《广东通志》记载的明、清两代，有多位在该省任职的官员推行乡约的例子。⁽¹⁶⁾另外明朝万历年间，商州知州王邦俊在城乡共设40处乡约所。⁽¹⁷⁾清顺治时汤赋任补潼关道副使，“行保甲，有盗即获，自是四境宴然。又患民风强悍，为设学讲律。有兄弟相讼者，府君收其词不问。令于许乡约时必至。凡三至，涕泣，自陈悔过。遂出词还之，卒相友爱。府君去时，犹追送数百里也”⁽¹⁸⁾。推行乡约制度，甚至被作为一种政绩和美德，记录在很多墓志铭中。如清末庚子擢佥宪湖广的冯应京，“一以厚民生兴教化为务，首举乡约、保甲、社仓三事”⁽¹⁹⁾。民间行乡约，记载其美化时俗的效果的例子也很多。“蔡居阳率乡人行乡约，其中约规甚严。至于桃李垂街，田畴被亩，人和盗绝，一时为盛。”⁽²⁰⁾潞州人仇楫，为宿州吏目，与其弟同立家范，训其宗。又举行乡约，范其俗。仇氏家族六世同居。隆庆初旌表义门。⁽²¹⁾

明代发展的这一套以乡约、保甲、社学、社仓四者为一体的乡治系统，可惜到清代却中断了。杨开道曾大胆地设想，假使没有满人入关和流寇为祸，“假以时日，整个乡治或者可以立定基础，成为中国民治张本”⁽²²⁾。

清代政府在推行乡约制度上最下工夫，但是效果不彰。清代的乡治是分割的，破坏乡治的整体性。乡约由礼部管辖，单纯用来司教化，以宣讲圣谕为主。保甲、社仓由户部管理，专门用来缉盗安民，社学专门用来教养，社仓专门用来救济。各制度分开，而把明末已经发展完全的乡治体系，打乱肢解，甚至把乡约变成宣讲圣谕的“讲政”，只是一套定期的政治教育而已。

顺治九年（1652），在八旗中颁行明太祖的“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顺治十六年（1659），令五城各设公所，择人宣讲。康熙九年（1670），把它演化成“上谕十六条”，令各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雍正元年，钦定圣谕广训十六章，共计万言，刊刻颁行，分发府州县乡村，令生童诵读。每月朔望地方官聚集公所，逐条宣讲，兵民皆得恭听。”⁽²³⁾讲读圣谕的办法，从州县到一村一族，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宣传机器。“夫州长之读法，以正月及正岁，是一岁而再渎。党正之读法，以四时之孟月，是一岁而四读。族师则每月一举行，是一岁而十二读。”州县官对此表现不一，有的为了邀功频繁讲读，“有一岁再读、四读、十二读之别”。乡约制度，基本上变成了圣谕讲读制度。

直到晚清，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关头，随着西方各种思潮和制度的传入，出现重大变革。思想家试图从传统和西方制度两个面向，探索出路，接续自清代中断的思想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