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1．什么是符号？
人的精神，人的社会，整个人类世界，浸泡在一种很少有人感觉到其存在却没有一刻能摆脱的东西里，这种东西叫符号。
本书将涉及的许多重要概念，例如意义、系统、象征、文化、艺术、美、意识形态，都苦于定义太多太复杂，唯独符号与符号学却几乎没有定义。西方著作给“符号学”的定义一般都是：“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signs）。(1)这很难说是定义，在中文里是同词反复；在西文中，只是在解释semiotics这个希腊词根僻词是什么意思，如果能说清什么是符号，勉强还算一个定义。
但是很多符号学家认为，符号无法定义。有位符号学家写了几千字后，干脆说：“符号学有必要给‘符号’一个定义吗？众所周知，科学不必定义它们的基本术语：物理学不必定义‘物质’，生物学不必定义‘生命’，心理学不必定义‘精神’。”(2)但符号学作为一种对普遍思维规律的思索，目的就是为了理清人表达与认识意义的方式，因此不能不首先处理自己的基本定义。严肃的讨论毕竟要从一个定义出发，笔者愿意冒简单化的风险，给符号一个清晰的定义：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
如此定义并不是没人想到过，只是没有人如此说清。文化学者霍尔就如此说：“我们用于表述带有意义的语词、声音或形象的总的术语是符号。”(3)这就不太像定义。笔者还进一步认为：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
这个定义，看起来简单而清楚，翻来覆去说的是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实际上它卷入一连串至今难以明确解答的难题，甚至可以得出一系列令人吃惊的结论，本书需要花上几章篇幅，才能把这个定义卷入的细节问题讨论清楚。
首先，既然任何意义活动必然是符号过程，既然意义不可能脱离符号，那么意义必然是符号的意义，符号就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或载体，而且符号是意义的条件：有符号才能进行意义活动。德里达说：“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有无意义的符号，也不可能有无所指的能指。”(4)
由此，我们必须定义“意义”。要说出任何意义，必须用另一个意义；判明一个事物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它是引发解释的，可以解释的。而一切可以解释出意义的事物，都是符号，因此，意义有一个同样清晰简单的定义：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就是意义的实现。
雅柯布森说：“能指必然可感知，所指必然可翻译。”这种说法简练而明确：“可译性”指“可以用语言解释”，也包括“可以用另一种符号再现”，或是“用另一种语言翻译”。“可译”就是用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符号，但这个符号依然需要另外一个符号来解释。
因此，上面的定义可以再推一步：意义必用符号才能解释，符号用来解释意义。反过来，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解释，也没有不解释意义的符号。这话听起来很缠绕，实际上意思简单：一个意义包括发出（表达）与接收（解释）这两个基本环节，这两个环节都必须用符号才能完成，而发出的符号在被接收并且得到解释时，必须被代之以另一个符号，因此，解释就是另一个符号过程的起端，它只能暂时搁置前一个符号过程，而不可能终结意义延展本身。意义的这个定义与本书下面将讨论的“无限衍义”相一致。
由此，我们可以回答本节开始时的问题：什么是符号学？说“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西方学者自己也极不满意；(5)艾柯的定义“符号学研究所有能被视为符号的事物”(6)，也几乎没有改进。也有人说符号学“研究人类符号活动（semiosis）的特点”，亦即人的“元符号能力”，(7)这依然没有逃脱同义词重叠定义。笔者认为，从对符号的理解出发，我们可以说符号学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
为什么如此简明扼要、言之成理的定义，要等这本书才能说出来？符号学者们当然朝这个方向想过，但是研究意义的学说太多，例如认识论、语意学、逻辑学、现象学、解释学。某些论者认为符号学的研究重点是“表意”（signification，即articulated meaning）。(8)福柯也说：“我们可以把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解释学；把鉴别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9)他的意思是符号学与解释学各据一半，相辅相成。这个看法已经不对，实际上现在符号学已经延伸到符号意义的接收一端，即研究与意义相关的全部活动：符号就是意义，无符号即无意义，符号学即意义学。如果本书读起来更像一种“重在解释认知的符号学”，这本是符号学应有的形态。
符号与意义的环环相扣，是符号学最基本的出发点。笔者上面的定义，听起来有点像一个“解释循环”（hermeneutical circle），事实上也的确是一个解释循环：符号表达释放意义以吸引符号解释，符号解释通过追求意义接近符号表达。西方学者没有从这个角度讨论问题，可能是因为意义（meaning）的同义词significance，构词来自符号（sign），两者同根，不言而喻。但是他们通用的定义“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也只是用一个拉丁词根（sign来自拉丁词signum）解释一个同义的希腊词根（semiotics来自希腊词semeîon）。与其像那样做一个单向的“重叠定义”，本书用一个解释循环式的定义，可能更接近问题的核心。
艾柯看出文本与解释之间有个循环，与笔者对符号的理解相近。他说：“文本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解释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解释在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也就是说，文本是解释为了自圆其说（“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而建立起来的，它的意义原本并不具有充分性。艾柯承认这是一个解释循环：“被证明的东西成为证明的前提。”(10)有意义的追求，才有意义；有解释，才能构成符号文本。
笔者这个关于符号意义的定义与本书第八章第三节讨论符用学说的“符号的意义即符号的使用”是兼容的：使用符号的过程，也就是解释符号的过程。红灯的意义可以用表示“停车”的语言、手势、动作、降速等来解释，红灯符号的使用（准备停车，或是加速冲过街口）是对停车信号的理解。本书多处（第八章第三节“符用学”，第九章第六节“象征化”，第十一章第三节“理据性上升”）将细致讨论“使用”在符号意义形成中的重大作用。
人类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必须寻找存在的意义，因此符号是人存在的本质条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人类为了表现自己而寻找符号，事实上，表现就是符号。”(11)这话对了一半：没有符号，人不能表现，也不能理解任何意义，从而不能作为人存在。进一步说，没有意义，不仅人无法存在，“人化”的世界无法存在，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只有用符号才能思想，或者说，思想也是一个产生并且接收符号的过程。
这样讨论的目的，是确定符号学涉及的大范围。很多人认为符号学就是研究人类文化的，文化的确是符号学研究最大的一个领域，但是符号学还研究个人化的认知活动、心灵活动、一切有关意义的活动，甚至包括一切有灵之物的认知与心灵活动。
正因为人生需要意义来支持，本书用皮尔斯一个奇特的说法开场，希望到全书结束时，能证明这种说法并非故作惊人。皮尔斯认为人自身是人使用的一个符号：“每一个思想是一个符号，而生命是思想的系列，把这两个事实联系起来，人用的词或符号就是人自身。”(12)
如果个人的思想也必须用符号才能进行，那么，当我一个人思考时，本是交流用的符号，也就内化为个人思想。那样，本属于个人的世界——沉思、幻觉、梦境等心理活动——哪怕内容上是极端个人化的、隐秘的、被抑制而不进入表达的，形式上却可以为他人所理解：这就是为什么符号学能讨论人性也讨论人的社会性。
如果思想即人本质的符号化，那么人的本质也是“符号性的”。在语言转折之后，学界都同意“言说者言说语言”的旧观念，应当被理解为“语言言说言说者”。(13)从符号学角度扩大言之，不是我们表达思想需要符号，而是我们的思想本来就是符号：与其说自我表意需要符号，不如说符号让自我有意义。人的所谓自我，只能是符号自我。(14)这点将在本书第十六章详细讨论。
以上讨论，听起来好像很抽象，肯尼斯·伯克对此做过一个非常合乎情理的解释。1966年他下过一个“人的定义”，他认为卡西尔说的“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还不够，他认为，人的思想实为符号的“终端屏幕”（terministic screen），世界通过它才“有了意义”（makes sense），也就是说，由于使用符号，我们成为我们理解中的世界的一部分。例如没有地图、地理书、经纬度，这些似乎是纯粹的符号工具，我们不可能对世界地理格局有任何认识。因此，拥有完全不同地理符号体系的人，世界就会完全不同。伯克的结论是：“没有符号系统，世界就没有意义形态。”(15)如果我们按“天圆地方”来理解世界，我们不仅居住在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上，我们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人。
地理世界如此，人在世界上要处理的一切，包括家庭、人际关系、信仰、意识形态，甚至生死，无不如此。我们的世界和人生，无非是这些因素的组合。因此，有理由说，没有符号给予人的世界以意义，我们就无法作为人存在于世：符号就是我们的存在。这个说法，似乎过分了一点，但是很多论者得出类似的结论，例如朗格说：“没有符号，人就不能思维，就只能是一个动物，因此符号是人的本质……符号创造了远离感觉的人的世界。”(16)
早期符号学家关于“人的符号本质”看法，是极其大胆的思想。把我们的内心活动看成并非完全私人的、并非不可解的领域，实际上是让符号学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向现象学、向精神分析打开大门。我们的思想，无论是社群性的社会意识和文化生活，或是个人思想、意志、欲望，还是拒绝被表现的潜意识，都是以符号方式运作的。
本书还会多次回到这一论点，一再证明这个出发点之重要。我们对于世界是如何组成的，至今所知不多，因为人能够理解的世界，不是人的理解之外的自在的世界。一旦人的理解参与进来，世界就不再是自在的世界，而是人化的世界。世界一旦人化，就变成了符号与物的混合。人的世界，虽然不是为人而设的目的论的世界，却是被人意义化的世界。当然，把世界看成为人而存在的符号世界，却是人类的自大狂。我们只能说，人的认识范围之外的世界很大很复杂，而人只能根据感知和解释去认识它，因此，本书开头几章需要仔细分辨讨论的，是在人借以生存并寻找意义的世界中，符号与物是如何混合的。
有许多符号学家认为“人的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区分，在于“人的世界”由符号组成。索绪尔认为整个非符号世界，“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不清晰的……只是混沌不分的星云”(17)。卡西尔认为“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中”(18)，卡西尔由此提出著名的论断：“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
另一些论者则进一步认为人之外的世界也由符号组成。皮尔斯认为：“整个宇宙……哪怕不完全是由符号构成，也是充满了符号。”(19)皮尔斯这段文字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例如霍夫迈尔，他把从大爆炸开始的整个宇宙史，描写成充满符号意义的历史。(20)他指的是大爆炸的遗迹（例如“红移”、“辐射背景”），成为宇宙历史的符号。
笔者不想赞同这个有点大而无当的观点：符号只是当人在世界中寻求意义时才出现，实在世界（不管是“物理世界”或“经验世界”）成为人化的世界后，才具有存在的本体性质。应当说，超出人的经验范围之外，这个世界哪怕如皮尔斯所说充满了符号，哪怕宇宙的历史如霍夫迈尔所说全是符号的历史，它们绝大部分也只是潜在符号。要理解这样一个宇宙所蕴藏的“可能的意义”，应当说是典型“人类中心论”的傲慢。至少，符号学的任务，只是设法理解在人的理解方式中，意义与物是如何混合的。
2．符号学何用？
最近二十多年，我们目睹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剧变：当代文化迅速冲进一个“高度符号化时代”。符号消费已经远远超过物质消费，相应地，符号生产也不得不超过物质生产。在当代，个人不是作为生产者实现人生价值，而是作为消费者，尤其是作为一个符号消费者存在。社会必须照应生产者，失业率是全世界任何政府都在头痛的问题；消费者却照应政府，符号消费者更是为当代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成为全球头号奢侈品消费大国”，这样的消息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也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是，我们对这局面及其重大历史后果，至今没有充分的理解；我们对当代社会符号生产和消费的规律，至今没有认真地研究和争辩。
从另一个方向看，在社会各阶层的对抗中，在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冲突中，对“符号权”的争夺，越来越超过其他实力宰制权的争夺。可以说，不仅是各民族国家，而且整个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问题，大半是符号问题。无论我们是关心人类的过去、现状、未来，还是只想弄懂我们在各自生活中的幸福、苦恼、愤怒，不理解符号，就无法弄清这些问题的实质，更谈不上采取对策。
为什么符号学在中国，如同在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会迅速兴起成为显学？(21)为什么每个大学应当开设符号学课程，甚至普及符号学知识？因为中国需要符号学，也因为中国学者参与了符号学的创立。“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上海《科学》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是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的性质跟用法的普遍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22)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而且在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赵元任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23)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我们知道索绪尔用semiologie，皮尔斯用semiotics，韦尔比夫人（Lady Victoria Welby）建议用significs，那么赵元任建议用的中文词，应当是这个学科的第四种称呼方式。日文中的“记号论”是翻译，中文中的“符号学”不是。
第二个理由，是这个学科开始成熟。现代符号学近一百年进展迅猛，经过一系列学派的竞争更替，经过各国学者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一门比较成熟而系统的学科。它提供了一套极为犀利的工具，能相当有效地对付当代文化纷乱杂陈的课题。本书上编“原理”，希望把各家的论辩成果整理清楚，尽可能厘清各派的分歧所在，并且补上可能缺失的环节（例如载体与媒介、伴随文本、意图定点、解释漩涡等），下编则朝文化的各个方面推演，提出一些符号学至今尚未处理的问题（如理据性滑动、标出性、述真接受原则等），从而提出一个笔者认为比较行得通的符号学体系。
第三个理由，符号学理论并没有结束，这个学科尚大有可为。从拙作可以看到，它至今有大量未解决的空白。符号学“原理”，不是公式，而是发展可能；符号学“现有看法”不断受到挑战，无法定于一尊。在应用中，符号学不断有新的问题暴露出来，新的疆界不断被拓展，而中国学者在这个学科中极为活跃，虽然西方符号学界成绩斐然，中国学界也没有一味鹦鹉学舌。在大学课堂上，在“符号学论坛”网上(24)的热烈讨论中，学生（无论攻读的是文科哪一门）觉得符号学对他们的专业有用。许多学科原先只是材料与实践技术的堆集，现在有了学理化的可能。
为什么符号学能用来分析人类或个人面临的难题？因为寻找意义是人作为人存在于世的基本方式。符号是意义活动（表达与解释意义）的独一无二的方式。符号学是人类历史上有关意义与理解的所有思索的综合提升。
笔者二十年前对“文化”下了一个定义：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25)“文明”往往包括其物质生产，而“文化”则全部由意义活动组成。钱锺书的分辨断然而清晰：“‘衣服食用之具’，皆形而下，所谓‘文明事物’；‘文学言论’则形而上，所谓‘文化事物’。”(26)一个民族可以较快地从工业文明进入电子文明，而它的文化要进入当代文化样式（例如互联网文化）就需要做出更自觉的努力。正因为文化是意义活动集合，符号学是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共同的方法论。有人称符号学为“文科的数学”，可能符号学没有如此判然绝对，但是符号学的“可操作性”特色，使它适用于全部人文与社会学科。
对当代文化、社会及其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论辩，现在已经有个伞形称呼：“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这个西文词原先指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文译为“批判理论”；现在此词开始一般化，把文学、艺术、文化、文化政治、社会批判、全球化问题等都结合进来，中文统称为“批评理论”。(27)
批评理论从二十世纪初发展到现在，已经极为丰富，以至二十世纪被称为“批评世纪”。不管发展到何种形态，批评理论始终依赖于四个支柱体系：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心理分析、形式论。在二十世纪初，这四种理论不约而同同时出现，互相之间并不存在影响关系，但是它们共同的取向，是试图透过现象寻找底蕴，寻找本质，寻找深层的规律。批评理论各学派首先出现于二十世纪初的欧洲，这并不奇怪：欧洲思想者普遍感到了现代性的压力。那时在世界其他地方，尚未出现这种历史对思想的压力。
二十世纪批评理论的最重要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卢卡契（Georg Lukacs）开始，到法兰克福学派，基本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马克思主义使当代批评理论保持批判锋芒。当代著名批评理论家，很多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二十世纪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也主要从事文化批判。
当代批评理论的第二个思想体系，是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Phenomenology／Existentialism／Hermeneutics）。这个体系是典型的欧洲传统哲学之延续。从胡塞尔（Edmund Husserl）开始的现象学，与从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开始的现代解释学，本来是两支学术，却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利科（Paul Ricoeur）等人手中结合了起来。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八十年代的著名“德法论争”，显示了较严谨的哲学思辨与解放的理论姿态之间的差别。
当代批评理论的另一个支柱思想，是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这一支的发展，一直陷入争议，但是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减。只是这一派的“性力”（libido）出发点，与中国人传统观念过于对立。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论对西方当代批评理论影响巨大，其陈意多变，表达方式复杂，在中国的影响却一直不够充分。
当代文论的形式论（formalism）体系，是批评理论中重要的方法论。这一潮流似乎是“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产物，至今已深深锲入当代批评理论。符号学原本是形式论的一个派别，由于其理论视野开阔，不尚空谈，具有可操作性，六十年代之后成为形式论的集大成者。符号学从结构主义推进到后结构主义，从文本研究推进到文化研究，如今符号学与形式论几乎同义（叙述学、认知语义学等，是符号学普遍原则在特殊领域中的扩展）。当代全球文化的迅速蜕变，使形式研究超越了自身：一方面形式论保持其分析立场，另一方面它超越了形式，批判锋芒越来越锐利，成为批评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在当代，流派结合成为开拓新阵地的主要方式。对当代批评理论作出重大贡献者，无不得益于体系结合，此时符号学作为人文社科的总方法论，作用就非常清楚。七十年代前，两个体系结合已经常见，例如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理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应用了大量符号学概念； 克里斯蒂娃用符号学研究精神分析，展开了性别研究的新局面；博德利亚则以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做出尖锐剖析；利科等人则是把解释学与形式论结合起来。
近四十年批评理论的新发展，往往都以“后”字当头出现。但许多后结构主义者原先是结构主义者，这证明结构主义有自行突破的潜质；后现代主义研究当代社会文化正在发生的重大转折；后殖民主义则反映当代世界各民族之间——尤其是西方与东方国家之间——文化政治关系的巨大变化，以及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新形式；如果我们把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看做“后男性宰制”的学说，可以说，六十年代之后的批评理论，都是上述四个支柱理论的延伸。
把现代批评理论分成“四个支柱，若干延伸”，自然是过于整齐的切割。笔者只是想指出，现代批评理论已经覆盖了整个人类社会文化触及的所有课题。只要我们能时时回顾四个基础理论，就不必老是跟着西方“最时髦理论”奔跑，就能走出“不是跟着说，就是自言语”的两难之境。
“关门自言语”并不是出路。如果有人认为靠整理十九世纪之前的中国思想语汇，就能解决当前文化面临的种种难题，学界的民族自豪感也能得到满足，那么任务就太简单了。既然十九世纪之前西方也没有批评理论，那么十九世纪前传统中国没有产生系统的批评理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整个批评理论是现代性压力的产物，今天批评理论在中国的兴起，正是这种压力的体现。只要掌握了四个支柱理论，我们就能与各国学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对世界批评理论作出中国独特的贡献。
国内学界，在这四个支柱理论上用力并不平衡，对形式论-符号学下的工夫可能最少。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学界为符号学做了大量贡献，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评述欧美符号学诸家的学说，颇为详备；胡壮麟、王铭玉、丁尔苏等人推动了语言符号学，使之成为中国符号学的最大支脉；台湾学者龚鹏程的《文化符号学》一书，是中国古代语文学的一种总结，自成一家；赵宪章、汪正龙等，对现代形式美学作了相当系统的整理和发展；张杰、周启超等学者，对俄国文化符号学派的引介影响很大。国内尚有不少学者集中精力于符号学的单科应用：叶舒宪、徐新建等人在符号人类学上卓有建树；申丹、傅修延、乔国强、龙迪勇等学者在叙述学方向上成绩斐然；孟华、申小龙等精研汉字符号学，李先焜、祝东等致力于先秦符号学，创见甚多。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已作出不少成绩。
但是符号学领域之大，留下的空白依然很多。这原因倒不完全是国内学界的责任。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世界范围看，符号学本身的发展，遇到比其他三个支柱理论更多的困难。符号学的目的，是为当代人文—社科各种课题的研究寻找一个共同的方法论。这个任务只能说完成了一部分：当今各种文化课题的研究，已经都离不开符号学，但是符号学至今发展不能令人满意。从本书提出的问题就可以看到，至今没有一个系统完整而合用的符号学体系，索绪尔理论严重过时，而皮尔斯理论刚译入中文，(28)许多文化符号学著作，包括西方学者的著作，只是罗列各种应用范围（例如传媒、时尚、广告、影视等），缺少归纳总结。文化全球化，已经迫切需要一个更多元的符号学。虽然至今符号学依然有欧美中心色彩，但是，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综合东西方智慧的符号学正在出现。
本书的任务是试图建立一个能讨论当今文化问题，又兼顾理论周密性的符号学体系。笔者的努力，不可避免是一种尝试。各章的讨论中，尽可能举例说明抽象的原理：符号学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尚不了解符号学，符号却了解我们。
3．符号学发展的四个模式与三个阶段
符号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几种模式，今日符号学不可能完全抹除这几种模式留下的印痕。符号学的各种“原典文献”，固然有开拓之功，但是带有模式本有的局限性，不能当成金科玉律，研读时不可不察。
第一种模式是语言学模式。索绪尔认为，语言虽然只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之一种，却是不成比例的超大符号体系，语言学研究应当为符号学提供模式，因此符号表意的根本原则是任意性。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迅速成熟。在六十年代，当结构主义符号学潮涌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一个系统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论框架。
三十年代的布拉格学派、六十年代的巴黎学派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大都建筑在索绪尔原理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学式的”符号学。符号学难免落入结构主义的封闭格局。索绪尔理论很难摆脱封闭系统观，此中原因，本书第三章第四节将有详细讨论。
符号学的另一种模式，是皮尔斯提出的逻辑-修辞学模式。这种模式考量所有的符号类型，由此发现符号表意的理据性不同，这个出发点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式甚至非人类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使符号向无限衍义开放。
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虽然有莫里斯、米德等人的坚持，皮尔斯模式还是受到冷落。到七十年代，符号学界“重新发现”皮尔斯。西比奥克、艾科等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有论者甚至认为符号学发展到当代，索绪尔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only minor）(29)，“符号学之父”竟然已被符号学近年的发展边缘化。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结论，但是并非言过其实。这对有志于符号学的学子是一个适时的提醒。或许在二十世纪末，两个学派已经在符号学更广泛的视野中携手并进。(30)但是符号学的研习者，应当保持对索绪尔理论的警觉。皮尔斯模式并非无缺点，其讨论过于零散，真知灼见散落在各种笔记信件之中，而且过分热衷于分类，难免有勉强之处。
符号学的第三种模式，是德国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文化符号论”。(31)他建立了一种象征哲学，作为普遍的“文化语法”。卡西尔的象征思想在其弟子朗格（Susanne Langer）的文艺美学中得到充分发展。他们论点精彩，却难以进一步在其他学科领域中推演，与这一模式相近的还有美国文论家伯克（Kenneth Burke）的“符号行动”理论。(32)伯克的立场接近新批评，五十年代初推动新批评拓宽视野。(33)卡西尔学派不太关注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的可操作性，他们的模式成为一种历史遗迹，因后继无人而从符号学中消失。但他们对文化的重视，今日看来依然是值得珍视的学术财富。
符号学的第四种模式，开拓者是苏俄符号学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他开创了从形式研究文化的传统，有人称之为“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Language-Centred Marxism），但他的成就长期湮没无闻；六七十年代洛特曼（Yuri Lotman）、伊凡诺夫（V. V. Ivanov）等人为首创立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Moscow-Tartu School），发扬光大之。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场”理论，从大处着眼研究文化，摆脱了形式论常有的琐碎。这一派的理论模式主要借鉴自信息论与控制论，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技术色彩较浓。如何处置科学模式与人文思考之间的张力，至今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以上四种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各有符号学进一步发展必须摆脱的弱点。符号学从先前模式中一次次脱茧而出，它的成熟是符号学界自我学习、自我改进的结果。本书上编原理部分，重新审视符号学的各种模式，力图博采众长，但是当今符号学的出发点，应当是皮尔斯理论，而不是索绪尔理论，这点无可否认。
从二十世纪初至今，符号学的四种模式都有过展开机会，符号学的发展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十世纪上半期，是模式的奠定和解释阶段。除了上述模式奠基者，还出现一批最早的推进者：莫里斯把皮尔斯理论发展成系统；朗格在美学和文艺学中推进卡西尔理论，伯克与卡西尔理论遥相呼应；而巴赫金理论由于政治原因被搁置。早期推进最突前的是索绪尔理论，由于得到布拉格学派（穆卡洛夫斯基、特鲁别茨柯伊等）、符号语言学派（叶尔姆斯列夫、马丁奈、班维尼斯特等）的热情拥戴，索绪尔符号学在六十年代前率先成熟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第二阶段出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符号学作为一种理论正式起飞。索绪尔符号学直接发展成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大潮。雅柯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格雷马斯、布勒蒙、托多洛夫、索勒斯等人，把结构主义发展成为六十年代最显赫的学派；符号学开始卷入其他思潮：马克思主义（戈德曼、阿尔都塞）、心理分析（拉康、克里斯蒂娃）、现象学／解释学（梅洛-庞蒂、利科）等。这些人大都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名叫“结构主义”的运动，但是他们却毫不讳言对符号学的热情。在稍晚时候，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开始在苏联形成；而艾柯、西比奥克等人开始发展皮尔斯这一支的符号学。第二阶段的特点是符号学成为人文-社科规模宏大的总方法论。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索绪尔模式一家独大。
第三阶段出现于七十年代中期，到今天仍然在展开。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皮尔斯的开放模式取代了索绪尔模式，由此结构主义自我突破成为后结构主义。除了皮尔斯模式，巴赫金与塔尔图模式也开始扩大影响，一些被忘却的奠基者，如维尔比夫人（Lady Victoria Welby）的贡献，也被大规模整理出来。(34)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理论符号学没有提出更新颖的模式，而是整合各种模式成为一个新的运动。据守模式对符号学不利：当代文化研究的迅猛发展会使任何模式迅速陈旧。模式意识淡漠，可能会使符号学运动缺乏明星，没有权威，却能使这个学科四面出击，向任何需要符号学一显身手的方向推进。因此，第三阶段符号学的特点，一是与其他学派结合，二是广泛应用于具体课题。
4．符号学与其他学派的融合
莫里斯和托多洛夫都认为（西方）符号学有四个源头：语言学（包括语言哲学）、逻辑学、修辞学、解释学。(35)这个说法不确切，即使在西方传统中，对符号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科还有很多，哲学、诗学、艺术学、美学、传播学、认知理论、心理学（尤其是格式塔心理学）、人工智能，甚至生理学，都为二十世纪符号学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资源。(36)可以说，不同的符号学家，结合不同学科。符号学本来就是许多学科汇合的产物，当代符号学的发展，更是向学派融合的方向推进。
与符号学结合最顺理成章的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它把符号意义，看成文化编织话语权力网的结果，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精神上至为契合。两者结合首先推动了符号学的社会学研究：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的符号美学，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符号文化社会学，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解码理论，伯明翰学派如费斯克（John Fiske）等人的亚文化“符号抵抗”研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符号资本理论，博德利亚（Jean Baudrillard）的商品符号学，霍基（David Hodge）等人的符号社会学，更早的时候，还有民主德国克劳斯（Georg Klaus）等人的“唯物主义符号学”。 这种结合俨然汇成大潮，“马克思主义符号学”（Marxian Semiotics）或称社会符号学，已经成为当代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派。这个学派的论辩展开的基本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但不仅方法是符号学式的分析，其批评对象也从资本主义的经济霸权转入符号霸权，切中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经济的命脉，当代符号学的最重要分支就是符号学社会批判。
符号学与精神分析，也是互相吸引，相得益彰。弗洛伊德解析梦的“修辞”，与符号的分析策略非常相似；拉康从“能指链”入手讨论潜意识的符号构成，他的精神分析符号理论奥秘难测；在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心理分析”理论中，符号学成为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结合的桥梁；当代性别研究，例如巴特勒的“展演性”理论，大量吸收符号学的成果，在“身体政治”、“性别政治”、“娱乐文化中的女性”等关键课题上，符号学为当今性别研究送上了犀利的解剖刀，性别符号学（Semiotics of Gender）在近年开始形成。(37)
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这一理论系列，关注意义的生成与理解，与符号学有相当多重叠部分。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仔细讨论了符号问题，半个世纪后，德里达就是在符号问题上找出胡塞尔理论的盲点，为解构主义打下基础，无独有偶，符号学奠基者皮尔斯有他独特的现象学理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舒茨（Alfred Schutz）已经开始现象学式的社会符号学研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则是将符号学与存在主义结合的第一人；此后格雷马斯、库尔泰、高盖等人发展“主体符号学”理论；塔拉斯蒂近年的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存在主义符号学，(38)艾科等人融合接受美学，对符号学的解释理论作出了全新的阐发，而西尼（Carlo Sini）等人发展出相当系统的现象符号学；(39)利科（Paul Ricoeur）深入总结解释学与叙述的关系，更是引人注目，很有见地。
第三阶段符号学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都是与其他学派融合的产物。符号学与这几个文化批评支柱理论的结合，已经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成果。符号学今后的发展，更必须依靠学派融合。
5．应用符号学
第三阶段符号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战场，就是在各种文化领域中应用符号学。“门类符号学”实际上是近年符号学最突出的表现。所有与意义研究相关的学科，都转向符号学，以获得系统的理论支持。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符号学各种门类的应用更形成大潮。人类文化的各个部门，都涉及意义活动，因此都是符号学的用武之地。至今可以说，没有一个文化部门不受惠于符号学，在西文与东方文字中，都出现了各种符号学专著。广告、商品、商标、时尚、明星、旅游、游戏、体育、竞赛、教育、赛博空间等，都出现了符号学论著；在社会符号学方面，出现了城市、考古、宗教、亚文化、民俗、庆典、生态等，也都有符号学的专门研究；在艺术符号学方面，出现了电影、音乐、图像、建筑、设计等，符号学都找到了用武之地。以上还不包括超出社科人文领域的“准科学”，如法律符号学、刑侦符号学、人工智能符号学，甚至风水符号学等，这个单子不可能穷尽今后将出现的门类符号学研究。
几乎所有这些门类符号学，都是近二十年来的成果，其范围之广，雄辩地证明符号学可以成为社会与人文研究的总方法论。某些杰出的“门类研究”（例如伯明翰学派的大众传媒研究、麦茨的电影符号学、纳梯艾兹的音乐符号学(40)），证明门类应用也能反过来对符号学理论作出相当贡献。
在目前这个第三阶段，符号学版图地域在扩大。符号学近年在日本、中国、印度以及拉美各国发展势头迅猛。目前，符号学研究中明显的缺项，就是未能充分吸收中国的先秦名学、禅宗美学、唯识宗和因明学的成果。东方的学术传统至今尚未能充分融入符号学，说明符号学的发展还有很大余地。
应当坦诚地说，单靠东方现代之前思想史的理论成果，不太可能为符号学建立一个独立的新体系，正如西方十九世纪之前关于符号的讨论（例如欧洲中世纪修辞学）一样，只能有借鉴意义。任何人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民族现代之前讨论意义的文献，构筑一个足够当代应用的全面的符号学理论。此种努力，只是一种“虚构的谱系学”或“黄金时代传说”（Golden Legend）。(41)换句话说，构筑一个独立的“东方符号学”，与构筑一个独立“西方古典符号学”一样，都是有用的，但不可能代替现代符号学体系。现代符号学只有在现代性充分成熟后，在对意义问题的深层底蕴的寻求成为气候时，才可能产生。符号学在二十世纪初多个形式论源头（索绪尔、皮尔斯、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等）之中同时萌发的，这种条件在二十世纪之前，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不存在。这不是对东方或西方的偏见，任何学科不可能完全靠回到过去向未来推进。
6．符号学的工作范围
以上讨论，使我们面对一个结论：人类淹没在符号中，我们能认识的世界由符号组成。因此出现一种看法，即“泛符号学论”（pan-semiotics）。洛克是第一个使用“符号学”这个词的人，他认为全部人类知识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物理学”（Physica）、“技能学”（Practica）、“符号学”（他拼写为Semiotike）。“符号学”涵盖了今天称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42)
说普天下学问都是符号学的范围，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都卷入意义。王夫之的界定更宽：“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43)中国古人看到了符号学的“全覆盖”品格。
对这种局面，艾柯有一段理解，应当说非常合理：“一种看法是一切必须从符号学角度进行研究，另一种看法是一切可以从符号学角度来探索，只是成功程度不一。”(44)第一种看法是“符号学帝国主义”，第二种看法切合实际。是否有用的确要具体看，哪怕能用上符号学，也不一定能有效地推进这些学科。符号学并不能解决许多学科（例如医学、地质学、地震学）的特殊问题，符号学不能代替专业训练和研究，虽然这些学科的学生看几本符号学的书，对他们了解自己学科的本质，不为无益。
这就牵涉符号学自觉的工作范围：所有的意义活动都依靠符号，符号学的基本规律，符号学的基本理论，也应当适用所有意义活动。但是当该领域的专业特征过强后，符号学规律就只有一般的参照意义。
李幼蒸对符号学的研究领域边界提出一个看法：“符号学只研究那些意指关系欠明确的现象，一旦某种意指关系问题充分明确之后，该研究即进入了科学学科阶段。”(45)这种观察原则上正确，实际工作时却不得不受限制。科学学科，无论意指关系是否已经明确，都不是符号学能扮演积极角色的领域，即使暂时编码还不够强（“意指关系欠明确”），例如气功治疗，基因研究，地震预测，也不用符号学家提供意见。符号学处理的，是从本质上“意义歧出丰富”的社会与人文学科，很难处理以“强编码”为目标（不管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的学科。
虽然我们说符号学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总方法论”，符号学的实际研究范围，也并不囊括人文和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首先，人类使用的表意体系中，语言是个超大体系，符号语言学早就形成了独立学科(46)，文化语言学也在成形(47)，因此，符号学转而更关注非语言符号；第二，因为叙述是符号学最典型的研究对象，叙述学已经发展成独立学科，符号学更关注非小说叙述。
这只是一个分工问题，一个完整的符号学理论应当涵盖语言学与叙述学，本书也努力做到这一点。这种“子学科独立门户”现象，今后还会继续发生。在当代文化迅速发展的局面中，某些门类符号学会很快系统化，成为独立学科，例如符号人类学、传媒符号学、影视符号学等。
因此，符号学越来越类似人文—社会学科的数学。符号学的理论应当能适合所有的人类文化课题，就像数学得出的公式，应当适合任何可以量化的对象。如果某条符号学原理，竟然不能适用于某种文化研究课题，那么相关的符号学原理就站不住脚，需要修正，需要补充。
符号学理论的方法，不得不避开两个极端。首先，它不能只局限于描述，而不总结可操作的规律。例如卡西尔，给了象征最宽泛的定义，但是他的描述式展开，又成了今日符号学研习者应当避开的覆辙。托多洛夫虽然把卡西尔列为现代符号学四大源头之一，但卡西尔式符号学，包括他著名的女弟子朗格的符号美学，后世没有很大发展。在四十年代，莫里斯当时已经批评卡西尔的三卷本大作《象征形式理论》“暗示多，科学少”(48)。李幼蒸对其中原因的看法接近莫里斯，认为卡西尔理论“分析过程缺乏可操作性”(49)。
符号学方法取向上的另一个极端是格雷马斯。格雷马斯过于热衷公式图表表述，规律相当抽象。格雷马斯这一派虽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影响很大，大师去世后他的弟子很难继续推进这个学派，李幼蒸认为原因是曲高和寡。用数学或逻辑的表述法会离人文学科过远，本书也避免这样做。虽然可以比作“文科数学”，但符号学的理论研讨或许应当避免进入过分数理化的表述，符号逻辑是抽象的符号学研究，它已经超越“人文与社科”的范围，进入与科学的结合部，与此类似的，还有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语言研究。
美国符号学家迪里（John Deely）建议把符号学分成四个层次，认为这也正是符号发展的历史顺序：(50)
动物符号
前语言符号
语言符号
后语言符号（文本符号）：民俗、艺术、绘画、建筑、音乐等
图画与文字，究竟何者出现在先，是有争议的。“前语言符号”与“后语言符号”，实际上很难区分清楚。塔拉斯蒂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语言学与符号学之间的“级差”。如果我们去镇上的市场去买一公斤土豆，那么出现的只是语义学问题；但如果我们去另外的市场，那里的文化与我们相差很大（如非洲人或者波斯人），问题就可能是符号学的。语义学问题只关系清晰表达，而符号学牵涉文化。“我想买一千克土豆”，在某些文化中可能不通：那里的土豆可能论堆交易。笔者建议，可以把符号学的全部领域分成以下四对八个领域：
人文领域／科学领域
非语言领域／语言领域
非叙述领域／叙述领域
理论领域／应用领域
从定义上说，符号学应当包括所有这四对领域，每对中的前者是符号学的工作重点，原因前面已经讨论过。理论符号学的任务，是给所有人类寻找意义的活动（也就是整个文化的研究）建立一个公分母，寻找一个共同的理解方式。但真正可以应用符号学的领域，可以说是一种与自然科学相对的“文化科学”或“人类科学”。
因此，符号学实际上是个许多非符号学学者都参与的领域。一个世纪以来，对符号学作出贡献的学者，来自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美学、影视研究、传播理论、社会学、人类学，某些科学领域如人工智能、控制论、信息论等。至今，符号学依然在这些学科的推动下前进。
正由于这种边界流动状态，符号学理论面对的问题在增多，有些老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从本书各章可以看到，当代文化的发展，在不断挑战符号学，迫使符号学理论不断发展。动态发展成了符号学的常态，一旦把问题说清楚，恐怕不免简单化。
7．“二十一世纪是符号学世纪”
意义问题（包括意义的产生、发送、传达、接收、理解、变异）是人文与社会学科共有的核心问题，而符号学的任务就是提供研究意义的基本原则。从符号学着手，头绪纷繁的文化现象就有了一个共通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相互之间出现比约性，各学科的理论也就不再是材料堆集，各门类研究也不再封闭于学科特殊性的茧壳之内。
当今时代面临一个大变局。文化变型加速，社会的符号活动空前活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符号满溢”。这是几千年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建立一个能对付当今文化巨大变化的符号学理论，要求已经很迫切。
但是符号学的文化研究有一个难点：文化这个大概念本身边界模糊，当前的变化使其边界更为流动，对符号学领域的划定也必须有一定弹性。在这个问题上，符号学理论发展史上有足够的教训。例如巴尔特曾认为各种文化符号学讨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语言学问题，既然不可能用图像讨论图像，就必须用语言来讨论图像符号学。他认为“人类语言不仅是意义的模式，更是意义的基石”，因此，符号学研究的是“当事物与语言相遇时会如何”。(51)他这话太片面，符号学的发展超越了语言。例如，本书必须用语言写成，不能证明本书讨论的对象，必须归结到语言。
本研究的另一个难点是：文化符号学发展至今，文献资料虽然丰富，讨论却相当散乱。目前国内外已有几种文化符号学论文集，进行理论综合的却并不多。因此，本书并非细读国内国外已有资料就能完成，没有一种文献达到了本研究希望达到的目标。“有很大数量的文章讨论各种文化问题，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一门文化符号学。”(52)
我们不得不把一个世纪以来各个学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综合在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之中。幸而，融合与应用，一直是符号学发展第三阶段的两个关键词，一个多学说综合的符号学理论，将是符号学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契机。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急盼人类对它取得一个符号学的理解，因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不仅是符号泛滥，而且已经整个浸泡在符号之中，已经不可能脱离符号过饱和状态。本书最后若干章，将仔细分析这个局面：人类文化很可能快步走向一场难以阻挡的符号危机。人们至今还没有仔细检查符号，至今没有看清我们放出魔瓶的这个怪物，怎么谈得上制服它？
说“二十一世纪是符号世纪”，不是符号学者的自夸，相反，是对人类社会前景的一种深深的忧虑：人类文化的符号构成变化太快，我们的理解过于滞后。
(1) Paul Cobley，“Introduction”，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New York：Routledge，2010，p.3；这个定义实际上来自索绪尔，索绪尔最早建议建立一个叫做“符号学”的学科，它将是“研究符号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作用的科学”（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New York：McGraw-Hill，1969，p.14）。
(2) David Lidov，“Sign”，in Paul Bouissac（ed），Encyclopedia of Semio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575.
(3)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4页。
(4) 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0页。
(5) 钱德勒（Daniel Chandler）在他那本影响很大的网上提供的《符号学初阶》（Semiotics for Beginners）中，开头一小段定义符号学，接着说：“如果你不是那种人，定要纠缠在让人恼怒的问题上让大家干等，就往下看……”此话强作轻松，听来很无奈。
(6)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7.
(7) Susan Petrilli，“Semiotics”，in Paul Cobley（ed），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New York：Routledge，2010，p.322.
(8) Martin Bronwen and Felizitas Rinham，Key Terms in Semiotics，Continuum，2006，p.119.
(9) 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eology of Human Sciences，London：Routledge，2002，p.33.
(10) 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78页。
(11) Alfred North Whitehead，Symbolism：Its Meaning and E f f ec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8，p.62.
(12) 转引自科尼利斯·瓦尔《皮尔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16页。
(13) 参见倪湛舸：“语言·主体·性别——初探巴特勒的知识迷宫”，见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 2页。
(14) Norbert Wiley，Semiotic Self，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
(15) Kenneth Burke，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Essays on Life，Literature，and Method，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pp.3-6.
(16) 苏珊·朗格：《哲学新解》，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17) 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New York：McGraw-Hill，1969，pp.111-112.
(18)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43页。
(19) The Essential Peirce，Bloomington：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92-1998，Vol 2，p.394.
(20) Jesper Hoffmeyer，Signs of Meaning in the Universe，Bloomington：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96.
(21) 近年符号学在中国队伍渐渐扩大，成为跨学科的显学。请参看赵毅衡在《符号学在中国六十年》中列举的具体例子与统计数字，参见《四川大学学报》2012年1期，第5—13页。
(22) 吴宗济、赵新那编：《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78页。
(23) 赵元任在此文中说，与他提出的“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英文词，可以为symbolics、symbology或symbolology（上引文，第177页）。
(24) www.semiotics.net.cn.
(25)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第89页。
(26) 钱锺书：《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一卷，第533页。
(27) 关于“现代批评理论”这个概念的历史、范围以及内涵，可参见赵毅衡、傅其林、张怡编《现代西方批评理论·原典读本》（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导言”。
(28) 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29) Winfried Nöth，Handbook of Semiotics，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p.64.
(30) Eero Tarasti，Existential Semiotic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0，p.12.
(31) Ernst Cassirer，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其第四卷在卡西尔1945年去世时只留下零星手书草稿，近年整理出版：The Metaphysics of Symbolic Forms，Vol 4，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注意这一派喜欢用“symbol”一词，应当译成“符号”，不应拘泥于原文对应。见本书第九章的详细讨论。
(32) Kenneth Burke，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Essays on Life，Literature，and Method，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33) 参见赵毅衡《重访新批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37—139页。
(34) Susan Petrilli（ed），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ignific Movement，New York & Berlin：Mouton de Gruyter，2009.
(35) 茨维坦·托多罗夫：《象征理论》，王国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页。
(36) Winfried Nöth，A Handbook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p.11.
(37) Darlene M. Juschka，Political Bodies／Body Politic：The Semiotics of Gender，London：Equinox，2010.
(38) Eero Tarasti，Existential Semiotics，Bloomington：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2000.
(39) Carlo Sini，Ethics of Writing，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9.
(40) Jean-Jacques Nattiez，“The Contribution of Musical Semiotics to the Semiotic Discussion in General”，in Thomas A. Sebeok（ed），A Profusion of Sign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7，pp.121-142.
(41) Paul Bouissac，“The ‘Golden Legend’of Semiotics”，Semiotica，17，pp.371-384.
(42) John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Chapter XXI，“The Division of the Science”，London：BiblioBazaar，2006，p.189.
(43)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周易外传》卷六，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039页。
(44)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27.
(45)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46) 参见王铭玉《语言符号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47) 参见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0年第2版。
(48) Charles Morris，Writing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The Hague：Mouton，1971，p.229.
(49)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86页。
(50) John Deely et al（eds），Frontiers in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p.v.
(51) 罗兰·巴尔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0页。
(52) Peter Stockinger，Semiotics of Culture：Some General Considerations，Paris：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2003，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