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墓位置何在
——与张中一同志商榷

张中一同志在《汨罗山屈原墓辨析》一文中（以下简称《辨析》，见《求索》1982年第6期），否定了历史上关于屈原墓在汨罗山的记载，认定新近发现的屈子祠西侧一华里的乌龟山战国墓为屈原墓。为此，笔者翻阅了一些资料，并多次到实地勘测考证，觉得该文的论证实有讹误，现不揣浅陋，陈其管见，与张中一同志商榷。

一、屈子祠和汨罗山位置考证

《辨析》一文引用了宋《经理汨罗庙记》中的一段文字：“两山对峙，一水萦回，是为汨罗，其右为庙，其左为冢。”这是宋淳佑八年（公元1248年）湘阴知县胡嚞经修汨罗庙（即屈子祠，又称三闾祠）后所写的碑文，现刋于屈子祠内。初看起来，这似乎能说明乌龟山战国墓是屈原墓。因为如果面北站在今屈子祠所在的玉笥山和乌龟山之间，恰好“其右为庙，其左为冢”，并有玉水萦回其间。但是《辨析》的作者在这里却弄错了两点。一是作者以面北为尊。其实我国古代以面南为尊。《易·说卦》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我国古代建筑多坐北朝南，以南为上。屈原在流放途中，渡长江入洞庭时也是写“上洞庭而下江”（《哀郢》）。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图、驻军图和城邑图，也都是以南为上。直到今天，汨罗江一带人仍习惯称下汉口、上长沙。按这一规则站在现在的屈子祠和乌龟山之间，其结论恰好与碑文记载相反：其左为庙，其右为冢。二是作者没有弄清屈子祠的变迁。《水经注·湘水》载：“（罗）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又有汉南太守程坚碑，寄在原庙。”清《一统志》载：“汨罗庙在县北汨罗江上，庙旧在南阳里，……后徙建公悦围北，……乾隆二十一年徙建玉笥山上。”屈子祠在汉代即已存在，最初建在南阳里，即现屈子祠以东约四华里。清《湘阴县图志》载：“大洲旧建屈原祠，真德秀《吊屈原赋》所谓南阳里也。”真德秀乃宋庆元（公元1195—1200年）进士。可见宋时屈子祠仍在南阳里，以后经过了两次徙建。第一次徙建是什么时候呢？清《一统志》没有载明，但从屈子祠现存的碑文中可作一分析。唐与后梁修缮的碑文中都没有迁徙的记载，元代的碑文记曰：“三闾大夫庙……为南阳寺僧所据。”史料记载，南阳寺在南阳里，可见直到元代，屈子祠还在南阳里，其祠被附近的南阳寺和尚占据。明嘉靖辛丑年（公元1541年）《重修汨罗庙记》的碑文中才有如下记载：“适有以南阳僧舍数多所宜拆毁，相去甚迩，命……募夫徙建。”可见直到明代，南阳寺多余的僧舍才被拆毁，用于修建屈子祠，而徙建公悦围北。可以肯定，宋代屈子祠在南阳里是无疑的。南阳里在屈原墓十二疑冢之西约八华里，其间汨罗江古河道依山迂回曲折向西流去，根据面南为尊的习惯，恰好“其右为庙，其左为冢”。

那么，汨罗山在哪里？《辨析》的作者把现在屈子祠所在的玉笥山误认为汨罗山。其实汨罗山在汨江与罗江汇合处的北岸。汨、罗两水汇合后即称汨罗江，汨罗山因水而得名。所以，清《一统志》载：“屈原墓在汨罗山。”明《一统志》亦载：“屈原墓在汨罗山上，汨罗山即今烈女岭，在汨水东北。”后人为纪念女媭为屈原筑冢，遂将此山称烈女岭。唐杜佑《通典》亦载：“罗江有屈原冢。”这里说的罗江，实际是指罗江汇入汨江之处，汨江又称汨水，所以明清《一统志》的记载是一致的。

《辨析》引用了清《湘阴县志》“汨罗山在县北七十里，汨罗江出其下，上有屈原墓”的记载，证明现在屈子祠所在的玉笥山就是汨罗山。这里记汨罗江时是用“出其下”，而不是“经其下”，可见是汨江和罗江的汇合处。接着作者又引用了同书的记载：“玉笥山一名石帆山，在县北七十里，屈潭左。”因为湘阴县治与玉笥山、汨罗山呈等腰三角形，县治处于顶角，与两处相距都是七十里，位置不在一起，故《亁隆县志》分别记载。

二、屈原投江地点考证

由于《辨析》的作者对屈子祠历史上二次徙建的位置没有弄清，并误认玉笥山为史料上记载的汨罗山，所以，导致对屈原死地的考证亦产生了差误。郦道元《水经注·湘水》载：“汨水又西为屈潭，即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渊北有屈原庙。”郦道元是北魏人，当时屈子祠还在南阳里。罗含《湘中记》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甄烈《湘中记》云：“屈潭之左玉笥山。”清乾隆甲戍春（公元1754年）知县陈钟理《重修三闾大夫祠记》亦写道：“公余访三闾沉渊处，旧有祠，为湖水侵啮，垣瓦仅存，榱角将圮。”这时屈子祠在公悦围北，即现在的玉笥山下，就在这一年，陈钟理动工将屈子祠迁至玉笥山巅，这就是现存的屈子祠。由此可见，屈原投江，不应在沉沙港或河泊潭，而是在屈子祠旧址南阳里至玉笥山这一段河道。据史料记载，这一带江岸为屈原与渔父问答处，司马迁吊屈原亦在此。因后人有诗云：“千载史公流涕处，至今无草怆江潭。”故又俗称江潭。古代多以舟为远行工具，假如屈原是在河泊潭投江，那么司马迁为何船过河泊潭不吊，而要逆水行舟三十里来吊屈原呢？

至于沉沙港，史料并无与屈原有关的记载，可能是因为古代狭窄的汨罗江在这里汇入宽阔的湘江，带来了大量河沙沉积而名.此地距玉笥山屈原居住地也非常远，屈原怎么会跑到这里投江呢？或许是因为屈原写了《怀沙》，而此地又名沉沙港，后人即附会屈原在此怀沙自沉。而且沉沙港与罗渊也并非如《辨析》所说的是“一地两名”，而是两地两名。

河泊潭在沉沙港和玉笥山之间，应是屈原写作《九歌·河伯》之处，“伯”、“泊”为谐音。此处在汨罗江尾闾围垦之前，涨水季节为一片水泊，鱼虾极多，与《河伯》所描述的景色极为相似。至今如登临北岸的凤凰山极目远晀，仍能想象当年惊涛拍岸，烟波浩渺，鸥翔鱼跃，莲荷飘摇的壮景，引起人们的暇思。

三、屈原归葬汨罗山的必然性

《辨析》一文认为汨罗山是楚人与罗人共同的墓地，这是颇有见地的，考古发现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这里，笔者要提出的是“楚人与罗人共同的墓地”，而屈原又是楚国人，为什么屈原就不能归葬其中呢？显然，《辨析》的作者忽略了罗、屈的关系。“罗子国是商代中叶芈部落的一个分支，和荆楚同祖……，为楚所灭，将其遗民迁于枝江，后又被迁至湖南汨罗。”⁽³⁸⁾《广韵》载：罗“本自颛顼末胤，受封罗国，子孙以为氏。”可见罗的祖先本姓熊，和楚国同宗，受封于罗，其后裔以罗为氏，后来姓氏不分，就把氏当姓了。

《史记·屈原列传》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屈原在《离骚》中自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即颛顼，所以，屈原与罗国贵族亦同祖，楚、罗、屈可谓是一个家族中的三个分枝。

屈原是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诗人，他遭谗被逐，流放江南，历尽艰辛，仍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便是他爱国思想的真实体现。然而，他毕竟被流放在外，而且“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哀郢》），残酷的现实，使他无法回到自己的故乡，这样，他选择与自己同祖的罗子国故土汨罗为自己的“首丘”、“故乡”，就成为必然的了。人们又怎么会把自己尊敬的人孤零零地葬在乌龟山，而不允许他归祖呢？

四、屈原墓十二疑冢传说的由来

那么，屈原墓为什么没有古墓碑呢？这是因为先秦时代没有树碑以志墓主的习俗。战国时的墓碑，是用来支架辘轳，系绳缓缓地安放棺木用的。直到东汉，墓碑才作为记载墓主的工具，并开始广泛流行。可以断定，此俗流行不久，人们就给屈原墓立了碑。因为唐杜佑《通典》载：“罗江有屈原冢，今有石碑，文曰：‘楚放臣屈大夫之碑’，其余字灭。”石碑的部分字已经灭了，可见此碑树于唐以前很久，唐时仅存正文。到了宋代，“冢之荆榛如没，至于豪民，削碑刻以泯故实，其情亦狡矣”（《经理汨罗庙记》）。到清嘉庆时，则更是“黑鱼岭（即烈女岭）上寒猿泣，狮子滩（南阳里一段汨罗江的河滩）头杜宇哀。二十四坟何处是？残碑无字蚀苍苔”（清人周嘉湘诗）。又由于这一带方圆四华里内，大型的封土堆很多，于是便渐渐地派生出十二疑冢的传说。到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黄）世崇仍复唐碑之旧，而记文特辨正疑冢之说”（《重立楚三闾大夫墓碑记》，见清光绪《湘阴县图志》）。这就是现在赵家冲那座墓前的石碑，文为“故楚三闾大夫墓”。大概鉴于十二疑冢的传说已经形成，所以到了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人们索性又选了十一个高大的封土堆，逐一刋碑立石，文为“三闾大夫之墓”。这些碑石，一直保存至今，给我们辨别屈原墓真伪制造了混乱。但根据上述资料可以断定，屈原墓在这十二座中是无疑的。至于乌龟山战国墓的墓主是谁，则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当另作别论了。

（载《求索》1987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