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贫乏⁽¹⁾

很多童年读物都会收录这样一个寓言故事：一个老人在弥留之际欺骗他的儿子们，说葡萄园里埋有财宝。他们当然肯定会去挖取。他们挖呀挖，却没有挖到什么宝藏。不过，秋天到来时，他们的葡萄园硕果累累，无人可比。直到这时，他们才明白，父亲传给他们的是经验：金银不算福，勤劳是根本。无论是严厉警告还是好心建议，在成长过程中，人们总会给我们以类似的经验教导：“小毛孩，你懂什么！”“你还嫩了点！”而且，谁都清楚，所谓经验，就是一直以来年长者传给年轻人的那些东西。传给儿孙的方式各不相同。有时是借助于年长者之威望的格言；更多的时候是啰里啰唆的故事；也有的时候是围坐在炉火旁边讲述的异乡见闻。——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到哪里去了？有谁见过真正知道如何讲故事的人？有谁从临终之人嘴里听到过可以像戒指那样代代相传的话？有谁还能在需要的时候求助于格言警句？有谁会试图以传授经验的方式与年轻人交往？

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显而易见，在1914～1918年间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重大事件的这一代人身上，经验贬值了。也许它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难道人们没有注意到，有那么多的人是沉默着从战场归来的？难道人们没有注意到，他们可资交流的经验非但没有丰富，反倒变得贫乏了？十年之后，从泛滥成灾的战争书籍中倾泻出来的绝不是可以口口相传的经验。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经验从来不曾被摧毁得如此彻底：战略经验被战术性的战斗摧毁，经济经验被通货膨胀摧毁，身体经验被饥饿摧毁，道德经验被当权者摧毁。当年乘坐马拉街车上学的一代人如今伫立在旷野的天穹之下，除了白云依旧，一切都已是沧海桑田；白云之下，天崩地摧的原野之上，是渺小、羸弱的人的身影。

随着技术的巨大进步，一种全新的贫乏降临到了人类头上。在这种贫乏的另外一面，则是令人窒息的思想财富。这些思想业已深入人心，或者说已经将人们吞噬。与这些思想相伴而来的，是星相学和瑜伽智慧、基督教科学派和手相术、素食主义和灵知主义、经院哲学和招魂术的再生。但并非真正的再生，而是电流刺激下的短暂清醒。因此，有必要回想一下恩索尔⁽²⁾那些卓越的画作：画面中，大都市的所有街道充塞着各种鬼魅；世侩们身着狂欢节服饰、戴着变形的面具、头顶面粉和纸板糊成的王冠，在街上不停地游荡。也许这些画作正是鬼魅幢幢、喧嚣混乱、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再生之写照。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的经验的贫乏乃是更大的贫乏的一部分。曾几何时，这种更大的贫乏已经获得了其新面目——其轮廓和清晰度一如中世纪的乞丐。因为，设若已经解除了与经验的婚约，那么我们的文化价值又从何谈起？当经验只能靠不正当的手段来刺激或获取，当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上个世纪，经验已沦为各种风格和观念混杂而成的可怕大杂烩的产物——我们看得太过清楚，以至于我们会认为将我们的败坏说穿乃是不当之举——时，我们的文化将会走向何方？诚然（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经验的贫乏已不仅仅局限于个体，而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经验的贫乏。也就是说，是一种新的野蛮状态。

野蛮状态？没错，就是野蛮状态。我们这样说，是为了引入一个全新的、富于积极意义的野蛮概念。经验的贫乏对这种野蛮人有何助益？它迫使他从零开始；让他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让他事半功倍；让他事半功倍、聚精会神地进行建设。在所有伟大的创造者中，从来就不乏决绝地清除一切陈规陋习（tabula rasa）者。他们需要一张绘图桌；他们是建造者。笛卡儿就是这样一位建造者，他的全部哲学都基于一个确切的前提，“我思故我在”。这便是他的出发点。爱因斯坦也是这样一个建造者；在全部物理世界中，除了牛顿的方程式和其天文观测之间的细微差异，他对什么都了无兴趣。当艺术家们向数学家学习——比如像立体主义者那样通过几何形式来建造世界，或者像克利⁽³⁾那样向工程师学习时，坚持从头开始也就成了艺术家的标志。正如一部好车的各个部分，包括车身，都必须要服从于发动机的需要一样，克利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好像是在绘图板上设计出来的，即使是其最一般的表情，也都服务于人物的内心。是内心而不是内部；这便是他们的野蛮之所在。

在许多地方，最卓越的头脑早就已经在用这些概念思考问题了。对时代不抱任何幻想，与此同时却又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它——这便是他们的标志。无论是贝托·布莱希特所谓“共产主义不是平均分配财富，而是平均分配贫困”，还是现代建筑的先驱阿道夫·鲁斯⁽⁴⁾所宣称的“我只为富于现代感的人写作……而不为那些在对文艺复兴和洛可可的怀旧中消耗生命的人写作”，所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无论是玄奥如画家克利，还是提纲挈领如鲁斯的艺术家，全都抛弃了传统的、庄严的、高贵的、以祭献给过去的所有祭品为装饰的人物形象。他们转向了赤裸着身体的现代人，他像新生儿一样，正躺在肮脏的当代尿布上尖声啼哭。没有谁比保尔·舍尔巴特⁽⁵⁾更欢欣鼓舞、更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位现代人的到来。乍一看，舍尔巴特的几部长篇小说和儒勒·凡尔纳非常相像，但实际上两者完全不同。凡尔纳惯于描写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或英国人乘坐奇异的飞行器进行环球旅行，而舍尔巴特醉心于探究的是，望远镜、飞机、火箭自诞生以来是如何将人类改造成了一种可爱有趣的全新生物的。还要补充一点，这些生物说的是一种全新的语言。与自然语言不同，这种语言的关键特征在于其武断性和建构性。这是舍尔巴特的人类语言——或者说是其“人物”语言——最鲜明的特色，因为类人性——此乃人本主义之原则——正是这些人物所要拒绝的。甚至从他们的名字上也可见一斑：Peka、Labu、Sofanti，以及以同名主人公命名的长篇小说Lesabéndio中的人物姓名。俄国人也喜欢给他们的孩子起一些“非人化”的名字：十月革命后给孩子起名叫“十月”；五年计划期间给孩子起名叫“五计”；或者因为某条航线而给孩子起名叫“航宇”。并没有对语言进行技术革新，只不过是调动它，让它为斗争和工作服务。在任何一种意义上说，这不是在描述现实，而是在改变现实。

回到舍尔巴特。舍尔巴特极为重视为其“人物”建造居所；同样，他也极为重视其城市同胞的居住问题。他将他们安排进与其境况相适应的、由鲁斯和勒·柯布西耶⁽⁶⁾开创的可调适、可移动的玻璃建筑中。玻璃是如此坚硬、光滑，以至于任何物品都无法附着其上。此外，玻璃还冷静、严肃。玻璃制品“灵韵”尽失。一般说来，玻璃乃秘密之死敌。玻璃还是占有之死敌。伟大作家安德烈·纪德曾经说过：“凡我想拥有之物，均变得晦暗不明。”那么，像舍尔巴特这样的人之所以对玻璃寄予希望，是因为它们乃贫乏经验之代言人吗？不妨作一个比较，这或许会比理论更有说服力。如果你走进19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中产阶级的房间，它辐射出来的那种严谨的体会让你产生出强烈的感觉：“这不是你待的地方。”的确，你不可能待在这样的房间里，因为房间里无处不留下主人的痕迹——幕帘上缀着的饰物、扶手椅上的罩布、窗户上的透明画、壁炉前的隔热板。布莱希特的一句警句帮助我们远离此地：“抹除痕迹！”这是组诗《城市居民手册》第一首中的叠句。而在现今的中产阶级房间中，取而代之的是相反的行为标准。“室内布置”迫使居住者去适应无穷无尽的习惯。这些习惯与其说是服务主人的，倒不如说是服务于他所居住的这个内部空间的。熟悉奢华居室中某个物品被打碎时主人之荒诞反应者对此都能理解。甚至就连他们发火——这种他们能够熟练表演的情感反应正渐趋式微——的方式，也是深感其“尘世生涯的痕迹”已遭抹杀的人的反应。⁽⁷⁾现在，舍尔巴特用玻璃、包豪斯学派用钢铁，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在他们所创造的房间中，人们很难留下痕迹。“综上所述，”整整二十年前，舍尔巴特写道，“我们的确可以谈论‘玻璃文化’了。由玻璃带来的新的生存环境将会彻底地改变人类。但愿这种新的玻璃文化不会遭遇到太多的敌人。”

这便是经验的贫乏。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正在吁求新经验。恰恰相反，他们希望从经验中解放出来；他们在吁求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可以通过对其贫困——不仅是外在的贫困，同时也包括内在的贫困——纯粹而坚决地利用，以便其中能够产生出体面之物。他们既不无知，也不是没有经验。在很多情况下，倒可以说情况正好相反。他们“吞噬”了一切——既吞噬了“文化”，也吞噬了“人”。由于饮食过度，他们已经精疲力竭。舍尔巴特的话最为深刻精辟：“你们如此疲倦，是因为你们从来不曾将思想集中于某个简单而宏大的计划。”与疲倦接踵而至的是睡眠。睡眠中不乏这样的情形：白天的悲哀与失意在梦中得以弥补——梦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我们在现实中力所不及的简单而宏大的生存。米老鼠的生存正是现代人的梦。它的生活充满了奇迹——这些奇迹不仅超越了技术奇观，而且对之尽情嘲弄。因为这些奇迹中之最奇异者，完全是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从米老鼠的身体，从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从最普遍的家具，从绿树、白云和大海中即兴产生出来的。自然与技术、原始与舒适，完全融为了一体。对越来越厌倦日常生活的无限繁杂性的人来说，对生存目标似乎已经消退至行将消逝的遥远地平线的人来说，米老鼠无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解脱。他们从中发现了生存之路，其中，一切事情都以最简单却也最舒适的方式得到解决；其中，一辆汽车并不比一顶草帽更重，树上的果实可以像热气球一样迅速变得圆熟。现在我们要做的便是退后一步，保持距离。

我们现在已经变得赤贫。我们已经将人类遗产一件接一件地丢掉了，我们以只有其真正价值百分之一的价格将它典押给了当铺，只是为了得到“当代”这枚小铜板。经济危机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门槛，紧随其后的是一触即发的战争阴影。执着与坚持，现在已经成了少数当权者的专利。这些当权者并不比多数人更人道，反倒更野蛮——不是褒义的野蛮。其他所有人必须调整自己，以极少的资源去适应全新的生存。他们仰仗着已经投身于全新事业并将其基础建立于洞察与否弃之上的人。如有必要，人类已经准备好了通过其建筑、绘画和故事来超越文化而永存。关键是人类在这么做时，应该放声大笑。也许这些笑声有时会显得野蛮。那么好吧，但愿那个个体能够时不时地给予大众以些微人性，总有一天，他们将用加倍的利息来回报他。

（李茂增译）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33年12号的《词语的世界》（布拉格）上。

(2)恩索尔（James Sdney Ensor，1860～1949）：比利时画家、版画家，擅长使用爆炸性的色彩，作品带有令人惊恐的奇幻色彩。代表作有《耶稣大举进入布鲁塞尔》等。

(3)克利（Paul Klee，1879～1940）：瑞士画家，与以康定斯基为中心的“蓝色骑兵派”过从甚密。1921～1931年间在包豪斯任教。

(4)阿道夫·鲁斯（Adolf Loos，1870～1933）：奥地利建筑师、国际化风格的先驱人物。鲁斯也是著名的散文作家和社会批评家。他对装饰的攻击在一战之前的欧洲产生过广泛影响。著有《装饰与罪恶》等书。

(5)保尔·舍尔巴特（Paul Scheerbart，1863～1915）：德国作家，作品以奇幻著称。舍尔巴特和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合著的《玻璃建筑学》对当代设计有重要影响。本雅明曾为舍尔巴特的长篇小说Lesabéndio写过一篇评论，但未刊行。

(6)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3）：笔名查尔斯爱德华·热奈特（Charles Edouard Jeanneret），瑞士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他的设计融现代功能主义与大胆、粗粝的外形于一体。代表作品有巴黎郊区的萨伏伊别墅（1928～1929）、德国斯图加特的马赛公寓大楼（1946～1957）、法国浮日山区的朗香教堂（1950～1953）等。

(7)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11583～11584行：“我的尘世生涯的痕迹就能够／永世永劫不消逝。”参见钱春绮译《浮士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706页。——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