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的丰富性
一、历史理论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的关系，是历史理论中值得重视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在史学著述中注重研究和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确有必要的。根据对经典作家论述的全面理解，以及总结我国古代优秀史家的经验，我们还应该注重历史的丰富性问题。我们的史学著述应该做到将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二者结合起来。通过讨论，求得对这个问题的明确解决，将有助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经典作家的论述，有助于改进历史编撰的工作，因而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科学的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旧时代的历史家，他们由于受到生产水平、科学水平的限制，以及剥削阶级偏狭眼光的限制，不可能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代表大工业时代先进无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他们把哲学唯物主义应用到历史研究领域，阐明了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法则，阐明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阶级社会中表现这一矛盾的阶级斗争推动之下，人类社会一步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如同列宁所说：“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的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历史研究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影响，成为一门科学。努力做到并且公开申明我们要以探索、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为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跟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史学的一项根本区别。我们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进一步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共性是个性的概括，普遍规律指导我们研究具体规律。共性又寓于个性之中，普遍规律体现于具体规律之中，我们对于自己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作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科学成果，反过来也是对普遍规律的丰富和补充。
然而，科学的历史研究的任务，不但要说明历史进程的规律性，还要说明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丰富性，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经典作家一向强调历史进程内在的规律性，又重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强调归根结底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又强调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恩格斯曾以普鲁士国家的历史为例说：“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2]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也有精辟论述。他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3]又说：“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4]这两段话，分别从纵的和横的方向深刻地说明了历史的复杂性，并明确提出了分析这些复杂性的任务。
因此，只讲历史进程的规律性，不讲其复杂性，史学工作就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它的科学性也就无从谈起。在过去曾经有过不少这种教训，这就是历史研究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有的研究者，只顾“论证”一些人所共知的普遍规律，抛开对复杂历史进程的深入探索，满足于寻找几条孤立的材料，作为一些社会经济形态和阶级斗争术语的注解，于是历史进程变成了抽象的概念的推演，一部生动丰富的人类史，竟简单地成为几条公式就可以造出来的了。不管研究者的主观愿望如何，这种简单化、公式化做法，结果只能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反面。恩格斯曾经语重心长地、几次三番地告诫要切实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他在1890年6月致保·恩斯特信中说：“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么，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5]同年8月在致康·施米特信中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6]同年9月，又在致约·布洛赫信中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7]在恩格斯这三段话中，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是极为明确的。决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去剪裁历史事实，而应该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研究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正是关系到某一具体的历史时期，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实际运用，那么就不能只讲普遍规律，只讲经济因素的作用，就不容许出现公式化、简单化的错误。而只要端正方向，我们面前的研究领域就无比宽广，就可能做出超越前人的成绩。1934年5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苏联各学校讲授本国历史的决定，也对这类错误作了严肃的批评和有力的纠正，决定说：“教科书和教学本身，都流于抽象化和公式化。在本国史的教学中，不是采取生动活泼的方式和依照年代次序叙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而是向学生讲授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了本国历史的系统叙述。”[8]上述恩格斯的信件和这个决定，都是关于历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文献，都指出了研究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丰富性、生动性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值得我们仔细地领会。
再者，从研究方法来看。科学研究必须深入到对象内部各方面的关系，经由不同层次的概括、抽象，最后将各方面关系的多样性统一表述出来。历史研究要从接触一系列史料开始，这时我们对许多事件、制度、人物等等产生表象的认识；经过一系列的判断、推理，我们获得对某一阶段历史状况的抽象的认识，与前一阶段相比，已不是表象的认识，而是达到对事件、人物和制度等等的本质的认识了。这时尽管理出了某一阶段历史进程的主线，但还不是生动丰富的历史进程本身，或者说只是骨架而没有血肉。因此，研究还必须深入，以已经获得的抽象认识为指导，恰当地说明历史进程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时才从认识历史的主线到真正认识复杂丰富的历史进程本身，这时才是研究工作的完成。马克思讲他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我们有指导的意义。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浑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简单来说，就是经过“表象中的具体”——多层次的抽象——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马克思说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9]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无比丰富的人类历史的客观进程，当然更应是如此。我们应当以规律性为指导，恰当地说明人类史这一“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认真学习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是从历史研究的任务，或是从科学研究的方法来看，史学工作者不能只限于探讨和阐述历史的规律性，同时还应当开阔视野，研究和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做到二者的统一。
二、前代史家具有真理成分的认识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10]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继承关系，深刻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应把前人的成果作为发展和创新的思想资料的原则。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跟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无产阶级文化发展的规律，而且首先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当然继承者，离开了对前人文化成果的批判继承，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本身。“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动辄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加上“封、资、修黑货”的恶谥，统统打倒在地，一脚踢开，其结果是无产阶级文化事业遭到了严重摧残和破坏。这一严峻的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原则的正确和必要。不错，马克思主义作为大工业时代先进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它跟以往任何思想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发展，它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前人的成就则是人类认识史上具有真理成分的积极成果，是我们应该借鉴和继承的思想材料。我们讨论历史的规律性和丰富性问题，同样应当从古代优秀史家的积极成果中获得借鉴，吸收营养。
史学名著《史记》所取得的成就，就包括司马迁在时代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对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的探索。他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的序中概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趋势；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篇中，叙述了人心向背在楚汉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在《游侠列传》中，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不合理现实；在《货殖列传》中论述了老子复古倒退的观点在现实中注定行不通，论述农工生产和商业交换的发展、人们对物质需要的追求，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不是行政力量所能创造出来，认为财富占有多寡形成人们不同的社会身份，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标准，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对社会历史带规律性的探索，构成了司马迁进步历史观的重要部分。从囊括的内容说，《史记》记载了政治、经济、军事、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人物活动、天文地理、河渠工程、医药卜筮，以至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等，一句话，把当时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置于历史考察的范围之内。这样做，冲破了先前史书的狭隘界限，在当时条件所提供的范围内，最大限度描绘了社会史的丰富内容，充分显示出司马迁的远见卓识。《史记》的体裁，一方面惟妙惟肖地反映了封建的等级制结构；另一方面，由于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配合，使社会史各部分的情状都可容纳进来，并且很有伸缩性。这确是司马迁的伟大创造。为什么司马迁被尊奉为“中国史学之父”？《史记》的影响为什么笼罩中国史坛历二千年之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司马迁气魄宏伟，视野广阔，由于《史记》的体裁包罗丰富，容量很大，在表达社会史的丰富内容上有杰出贡献。请看自范晔至梁启超对《史记》的评论：
范晔说：“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11]
刘知幾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12]“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13]
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14]
章学诚说：“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15]
梁启超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16]“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传人事，伸缩自如，实在可供我们的研究。”[17]
从南朝的范晔到近代的梁启超，前后一千多年中，这些历史学家都特别重视《史记》“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通博”、“曲备”、“创为全史”、“包罗万象”的优点，高度地评价了它在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方面的成就。章学诚、梁启超，以及另一近代史学家章太炎，还都先后酝酿着史书体裁的改革，他们努力的总方向，就是在吸收《史记》体裁容量广阔的优点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体裁。这些事实对我们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帮助我们加深认识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对于治史的重要性。
不仅通史著作，好的专史也能做到反映社会史的丰富内容。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是典章制度史的巨著，它共有二十四门。关于社会经济史的部分，就有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等八门。其中田赋考又包括有历代田赋之制、水利田、屯田、官田等细目，征榷考又包括有征商、盐铁、榷酤、榷茶、坑冶、杂征敛等细目。正因为《文献通考》的内容包括了社会经济、典章制度的众多方面，采用的体裁适用于容纳大量的资料，所以直至今天仍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政治制度史者经常使用的重要参考书。马端临在探索历史的规律性方面也是有贡献的，他注意研究历史变革的阶段，如以商鞅变法、杨炎变法作为田赋制度变革的历史标志；他还注意推寻“变通张弛之故”，并在论述一些史事时，用“不容不然”之类的话来表示必然性的意思。马端临在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上的成就，跟他在探索历史的规律方面的贡献是有内在联系的，都说明他有较高的历史见识。
有的历史学家从事一些著作成品的编选，汇集成书，由于见解独到，也能较好地反映出社会史的丰富内容。《清经世文编》就是这种性质的书。它是魏源代贺长龄编选的，共一百二十卷，分为八类：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选辑了有关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学术的重要议论和代表作一千三百多篇。它跟一般史料汇编不同，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清初至嘉道年间清朝历史的面貌，反映出魏源对于社会历史的见解。其中户政一项，细分为理财、养民、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榷酤、钱币等子目；兵政一项，细分为兵制、屯饷、马政、保甲、兵法、地利、塞防、民防、海防、苗防等子目；吏政一项，细分为吏论、铨选、官制、考察、大吏、守令、吏胥、幕友等子目。这些分类和细目，已可说明此书反映社会所达到的广度。正由于此，它虽属汇编却影响极大，在其后半个多世纪中，以《清经世文二编》《三编》《续编》《新编》等命名的书屡出，直到现在，它仍是清史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魏源当时与龚自珍齐名，两人学术见解相投，龚自珍有一段重要议论可以帮助说明魏源编书的见解。《龚自珍全集·尊史》中讲史家要做到“善入”和“善出”。“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联事焉，皆非所专官。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啕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龚自珍所讲历史学家所应关注和反映的社会各方面，几乎每一项都可以在《清经世文编》的纲目中得到印证。这说明，龚、魏继承了司马迁的优良传统，对于反映社会史的丰富内容具有很明确的认识。魏源以后撰《海国图志》，为了反侵略的需要，把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有关外国的资料，包括历史、地理、经济、军事、科技、人物、风俗民情等等，都汇集起来，编成一部当时东方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参考书。魏源能这样做绝非偶然，是他用历史家的开阔视野投向外国的结果。龚、魏在探索历史的规律方面也有成就。“变古愈尽，便民愈甚”[18]，“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19]，就是他们得出的带规律性的结论。这跟他们所具有的开阔的历史眼光同样有内在联系。
司马迁、马端临、魏源等人，都在探求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的丰富性方面获得了具有真理成分的认识，撰成或编成了很有价值的史书，流传久远，至今仍为人重视。他们的经验，确为我们从事史学研究和著述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三、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二者结合
讨论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的丰富性，最后应当落实到历史编撰上。我们的史学著述，应当自觉地做到把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二者结合起来，尽可能真实地描绘出客观历史的进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则还必须重视史书编撰的形式。史书的内容与体裁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体裁形式的确定和运用，决定它所能容纳的内容之广度和深度。所以，体裁形式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历史学家确定何种体裁形式，实则关系到他对历史如何理解，以及如何正确反映历史的问题。
为了更加恰当地反映客观历史的进程，我们应当研究体裁的创新。对此，白寿彝教授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熔为一体。”[20]这里，明确提出史学著述在内容上发展、在形式上创新的问题。几十年来关于通史的著述，流行分章节叙述的形式。这种形式有它的优点，也就是很有利于显示历史演进的大势，这是传统史书各种形式所远远不及的。所以，这种形式自20世纪初使用之后，立即取代了旧的史书形式，得到广泛流行。这种取代是历史编撰的一大进步。20世纪40年代以后问世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作，采用了这种体裁以叙述中国历史的进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这种形式的局限性在于：它不便于表达社会史的丰富内容，它的容量不够广阔。因此，应该扬长避短，兼采众长，在吸收这种形式以适合于显示历史演进大势的同时，吸收古代史书的优点，创造出一种新的综合体裁。做到：
能写出各个时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史实，显示历史演进的趋势和阶段的特点；
能反映出每个时代历史发展各方面的条件、交互作用的各方面的因素，例如民族关系、地理条件、人口状况、科技水平、各种重要制度的设置因革、意识形态的特点，以至于世情风俗、中外关系等等；
还要写出历史人物的活动。
骤然看来，似乎有了前面两项，就可以达到反映历史的规律性和丰富性的目的，第三项似乎关系不大。其实不然。人的活动，集中体现了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生动性之辩证关系。概括地说，经济条件等决定历史运动的根本方向，而个人的活动能够局部地改变历史的外部面貌和某些结果。另外，经济条件等的规律性作用，也往往要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表现出来。换言之，正是由于人物的活动，历史才成为这个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历史人物的活动，就没有历史。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秦始皇采取的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又对统一事业起了促进作用。秦始皇的暴君性格、滥施杀戮、滥用民力，则直接引起阶级矛盾的急剧激化，导致了秦帝国的迅速灭亡。可见，历史人物的活动有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很大影响。明末农民起义对腐朽的封建地主势力的沉重打击，入主中原的满族由于刚刚进入封建社会所具有的生气，决定了清初出现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而康熙帝本人的军事政治才能和坚强意志，则使他在平定三藩叛乱，缓和满、汉矛盾，抗击俄国侵略，加强朝廷对蒙古、新疆、西藏少数族首领的控制等重大问题上连续取得成效，他在位半个多世纪，清朝走向强盛。这同样证明：只讲历史必然性，不讲个人的作用，历史是讲不清楚的。
因此，通史著作应当吸收中国传统史书的优点，以新的观点为指导，写出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完整活动。目前流行的章节体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缺陷应当弥补。我们反对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英雄史观，同时反对抹杀这种作用的“宿命论”观点。我们承认经济条件和阶级关系决定着历史的根本方向，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同时我们承认个人的活动能够起到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的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非常之大的，特别是先进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他自觉地代表一定历史时期内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广大群众的愿望的时候，他的活动就能大大加速历史的进程。个人活动归根结底受到社会条件、历史条件的制约，即使是最杰出的个人，他的活动一旦超越历史条件许可的范围，违反了人民群众的愿望，那么就不能成功，就由加速历史发展的因素变成阻碍的因素了。列宁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21]普列汉诺夫在其有名著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说：“如果说某些主观主义者因力求拼命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规律性的过程，那末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却就因力求拼命强调这种运动的规律性而显然决意要把历史是由人所创造，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能不发生作用这一原理置之脑后了。他们把个人看成是quantité négligeable（值不得注意的东西——译者注）。这种理论上的极端性是与极热烈的主观主义者所犯的那种极端性同样不容宽恕的。为了反题而忘掉正题，也如为了正题而忘掉反题一样，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有把正题与反题中间所包括的真理成分统一成为一个合题的时候，才能得出正确的观点来。”[22]这些话，是对历史的规律性与个人创造历史作用之间关系的极好说明。因此，写好不同历史时期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实际上正是反映客观历史进程所需要、构成各个时期历史的重要部分。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总是最集中、最生动地体现在各个时代的代表人物身上。写好人物，正有利于反映时代的特点。至于广大读者希望在历史著作中读到完整的人物活动，则不仅为着了解历史，而且要通过许多人物成功与失败的生动经历，总结有益的经验，丰富自己的智慧，这更是显而易见的。
[1]《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2页。
[2]《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页。
[3]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3页。
[4]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2页。
[5]《恩格斯致保·恩斯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88页。
[6]《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92页。
[7]《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98页。
[8]《真理报》，1934年5月16日。
[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10]《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03—704页。
[11]《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引。
[12]《史通》卷二《二体》。
[13]《史通》卷三《书志》。
[14]《廿二史劄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
[15]《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
[1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6页。
[1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157页。
[18]《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五》。
[19]《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箸议第七》。
[20]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就〈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95页。
[21]《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39页。
[22]《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46—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