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19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
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
一、对危机时代的敏锐反映
龚自珍（1792—1841）出生于清王朝已经中衰的乾隆末年。在他死前一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他生活的五十年，正是已经衰老了的封建社会在下坡路上加速滑落、走向解体、最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剧烈变动的时代，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危机四伏。
当时最突出的社会矛盾是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大官僚、大地主占田多达几千顷以至几万顷。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首先受高额地租剥削。而给农民带来更大灾难的是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农民被逼得实在无法生存下去了，只好外出逃亡，造成了嘉道年间极为严重的流民问题。当时，有成千上万失去土地的农民转移流徙在高山密林、深壑荒岛之间，挣扎在死亡线上。川陕鄂三省交界的大山林聚集最多，别的地方也有数量不同的流民聚集。据《续文献通考》和《清实录》等书记载：广东、福建的流民流向台湾，关内的流向关外，还有贵州的苗山，浙江宁波、台州交界的南田地区，以及淮河边上，都有流民聚集。
数以千万计的流民转徙各地，突出地表明社会之不安定，危机之深重。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爆发，规模最大的是1796年爆发的川陕白莲教起义，蔓延鄂、豫、陕、川、甘五个省，持续时间达九年之久。斗争过程中曾多次丧失起义的首领，但起义却长期坚持下来，其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痛苦不堪，他们欢迎起义军的到来。嘉庆在诏书中也承认“良民不得已而从贼者日以渐多”。清朝统治力量不断削弱，连禁卫森严的皇宫也并不安全了。1813年天理教起义群众七十多人进攻皇宫，后来虽然失败，却使统治集团陷于一片慌乱。
在鸦片战争前夕，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与中国的矛盾也日益尖锐。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獗。烟毒遍于全国，不仅官僚、绅士、地主，甚至兵丁也吸食鸦片。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财源日益枯竭。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更加助长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野心，它已准备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前途已经注定了。
社会危机这样深重，而当时的思想界对于这一切却绝少反映。封建士大夫还在那里讴歌“海内晏然”，“皇基永固”。这种麻木状态是统治者长期禁锢思想的结果。空谈义理性命、耻言经济事功的理学，埋头故纸堆中、闭口不谈现实问题的考据末流，仍在思想界居于统治地位。加上八股文取士制度，引诱读书人背诵《四书集注》，死守八股程式，汲汲于功名利禄。这些精神枷锁严重束缚着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不去思考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然而，时代的激烈变动终究要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少数对环境敏感的知识分子感受到时代的危机，起来批判腐朽的封建制度。龚自珍就是他们当中的突出代表，他的思想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二、批判专制 倡导变革
龚自珍出身于封建家庭，祖父、父亲都做过京官。他十一岁随父到京城居住，二十九岁以后，任内阁中书十余年，以后又任礼部主事等职，耳闻目睹，使他很熟悉统治阶级的黑暗内幕。他才气很高仕途却很不得志，五次参加会试都落第，三十八岁才中进士。由于他爱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动触时忌”，备受排斥，只能居于“冷署闲曹”。[1]最后连那样的闲职也保不住，被迫辞官南归。这种受压抑的遭遇，使他更容易感受社会的矛盾。他那发展的变动的历史观，就是观察现实社会和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
龚自珍对社会的矛盾和时代的危机有深刻的观察，他断定当时社会已经到了“衰世”，“乱亦竟不远矣”！他描述衰世的表征，是表面上天下太平，文章、名物、声音笑貌都像治世，实际上是非杂乱，秩序破坏，人心混沌。真是“履霜之
，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2]，呈现出一幅怵目惊心、行将解体的社会惨象。
龚自珍曾探索过社会危机的经济根源，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土地兼并这个根本问题。他认为，“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财富占有极不平均，已经达到要爆发祸乱的严重程度，“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思痛，鬼神思变置”。只有置身于现实的尖锐的矛盾之中，才会产生这样痛切的感受！他指出“贫富不相齐”将导致封建王朝的灭亡，“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3]因此主张用取有余补不足的办法，维持大体的平均。
龚自珍对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专横和顽固，揭露得淋漓尽致。他揭露当时的官僚制度，是“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只讲资格不讲能力，“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熬到最后当上“宰辅”“一品大臣”，一些深于世故、畏葸退缩、无所作为的官僚，“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傫然终日，不肯自请去”。[4]“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5]这种腐败的选拔升迁制度，必然造成有作为的人得不到鼓励，玩忽职守者得不到惩戒，“至于建大猷，白大事，则宜乎更绝无人也”，整个官僚集团也就“尽奄然而无有生气”。[6]他还尖锐地抨击士人风格卑下，有的以仆妾姿态阿谀取容，有的像狗马一样卑贱，没有操守，没有志节，“小者丧其仪，次者丧其学，大者丧其祖”[7]。越是大官，就越是以谄媚为能事，“官益久，则气益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而国家一旦有急难，他们就像鸠燕一样飞跑了。他斥责这些毫无责任感的官僚是“至其家求寄食焉之寓公，旅进而旅豢焉之仆从，伺主人喜怒之狎客”。[8]
龚自珍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主义。他揭露封建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长期对士人摧残迫害。“史氏之书又有之：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并特别点明统治者“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9]这显然是针对清朝百余年来的高压政策而发出的抗议。他分析专制制度对社会造成的祸害，“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这“例”，就是用“一切琐屑牵制之术”，处处实行“约束”和“羁縻”，就像逼着活人“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10]他甚至发出“居民上，正颜色，而患不尊严，不如闭宫庭”[11]的呼声。龚自珍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反封建专制的理论体系，但他的这些富有战斗性的激烈言论，却促使长期受封建思想禁锢的人们惊醒过来，激发他们对专制主义的不满和反抗。
龚自珍认为考察现实和总结历史两者的关系，是“纵”与“横”的关系。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要从“纵”和“横”两方面来考察。《尊隐》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世说”，就是从这两方面考察而得出的重要成果。他用“早时、午时、昏时”来表示封建统治从兴盛到衰亡的三个阶段。“早时”，统治集团处于兴盛时期，“吸引清气，宜君宜王”，“百宝万货，人功精英，不翼而飞，府于京师”。“午时”，统治集团仍有力量，“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宜君宜王”，“百宝万货，奔命涌塞，喘车牛如京师”。在这两个阶段，处于无权地位的“鄙夫”“窒士”都没有形成力量。到了“昏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统治集团气息奄奄，“京师”与“山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京师之气泄，则府于野矣”；“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京师如鼠壤；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到最后，统治集团陷于孤立，山中之民一呼百应，时代大变动的事件就要发生了。“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京师“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12]这并非龚自珍的臆想，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接连发生的起义事件而作出的预言，“山中之民”是什么人。没有明说，实际上应该包括隐于野的有不满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数量众多的流民群众。龚自珍死后不过十年，果然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起义。
尽管龚自珍对“三世说”的表述过于简单，但它却是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中的重要部分。他的“三世说”是否就是公羊学的“三世说”呢？自从梁启超提出：龚自珍“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13]之后，人们便袭用这一说法，似乎龚自珍的观点是直接从公羊学来的，龚自珍的“三世说”与公羊学的“三世说”是一回事。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西汉时代的公羊学，是把《公羊传》解释经书所谓“微言大义”的说法，与阴阳五行说糅合而成的一种神学思想体系。董仲舒讲“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东汉何休注《公羊传》演变为“据乱、升平、治平”三世的说法，其目的，都是为了论证汉家皇权的神圣，龚自珍用“早时、午时、昏时”象征三世，其作用是论证封建统治的腐朽。他虽然用过“据乱、升平、治平”三世的说法，但显然决不是简单地运用。至于阴阳五行的迷信学说，他更坚决反对。所以龚自珍只是吸取了公羊三世说中“变”的观点，抛弃它神秘的唯心体系，进行了改造，提出自己论证封建衰世到来的“三世说”。在近代，借用儒家经典上某种说法来批判封建主义，这是常见的一种迂回战术。
龚自珍积极倡导变革。他的关于改革的言论同样犀利而深刻。他论述变革是历史的必然主张，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言论的先河。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14]又说，夏朝亡商朝兴，难道不是夏为商提供了六百年统治的机会吗？商朝亡周朝兴，难道不是商为周提供了八百年统治的机会吗？历史上没有八百年不亡的朝代，可是还有十年五十年就亡的朝代，又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堕，以俟踵兴者之改图耳”。因此他向清朝统治者发出警告：“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15]正因为龚自珍把变革提高到历史必然规律，提高到关系封建统治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论述，他的言论才会对后来的改革派起到启迪和激励的作用。他在皇帝殿试对策时，就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他曾反复陈说八股文取士的弊病，说明清几百年的科场文章是“言不由衷”，“疲精神耗日力于无用之学”，“浮沉取容，求循资序而已”。[16]要求立即废除科举制度，“以收真才”。
面对英国殖民者鸦片走私的罪行和侵略野心，龚自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对鸦片走私使中国“丧金万万，食妖大行”[17]极为忧虑，写了《东南罢番舶议》（已佚）。他对英国殖民者的侵略阴谋深有警惕，说“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18]。当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时，他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主张以严厉措施禁烟，并建议整修武器，加强兵力，守卫海口，批判投降派种种谬论。恳切希望林则徐坚定意志，毫不动摇，完成禁烟重任。这些都说明龚自珍晚年对东南沿海新形势的严重关切。
龚自珍没有写过系统的历史著作，但他所论述过的历史问题却出色地体现了他那发展变化的历史观点。《农宗答问》篇中，他批判统治阶级长期宣扬的君权神授的神意史论。他说：帝王将相起初都是一般的从事生产的人，礼乐刑法制度是自下而上形成，最后都被说成是神意创造。这就有力地揭露了君权神授的欺骗性。[19]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争论的封建与郡县问题，他赞成并发挥柳宗元的观点。他认为：秦推行郡县制后，在一个时期内，仍是封建与郡县并存的局面，小封建王国的保留，是长期祸乱的根源。统一与分裂两种倾向一直斗争了两千年，总的趋势是走向统一。[20]这些看法也是基本符合于历史事实的。
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他的言论文章，不仅在那黑暗的时代起了开榛辟莽、前驱引路的作用，具有战斗的意义；而且，对于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曾多次讲述过他自己的切身体会：“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21]“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22]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及其“三世说”，直接启发了康有为，使他用类似的学说来证明变法维新的历史必然性。龚自珍以批判的方式总结过去，而同时又揭开了近代思想史的序幕。这就是他的社会历史观的主要的进步意义。
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局限，龚自珍的思想观点又有许多落后的唯心的成分，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揭露黑暗，倡导改革，但还不能把爱国与清王朝区分开来。他具有发展的变化的观点，却又相信循环论，认为“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终不异初”。[23]他倡导变革，又反对突变，“可以更，不可以骤”[24]。他对下层人民有一定同情，又说“权不重则民不畏，不畏则狎，狎则变”[25]，要统治者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他关心社会现实问题，有时却又消沉冷漠，谈佛参禅，从佛教唯心论中寻找慰藉。他提出平均贫富的主张，主要还是为了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的土地占有关系。并且后来又倒退了一大步，在《农宗答问》篇中设计按宗法关系授田，认为那种落后的空想的宗法社会是治国的良策，等等。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那个时代，封建制度已经腐烂，但是并没有出现新的物质力量，龚自珍不可能找到新的思想武器，这就决定了他的思想必然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
三、转变学术风气 关注现实问题
在学术风气方面，龚自珍同样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他有关学术问题的全部主张，都是为着发扬前代进步思想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把学术从脱离实际的歧路转移到注重现实问题的方向上来。
针对嘉道时代脱离实际、烦琐空疏的学风，龚自珍提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论点。他认为学术问题与治理国家紧密相联系，王者统治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而后代的知识分子却严重脱离社会政治实践，“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这种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的知识分子，到头来必定使国家遭受祸害。[26]这些话确实道出了当时学者的致命弱点。
当时考据学仍然风靡于世，学者趋之若鹜。龚自珍却不随波逐流，他采取有分析的批判态度。一方面，他肯定了考据学的成绩，“黜空谈之聪明，守钝朴之迂回，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于是二千载将坠之法，虽不尽复，十存三四。愚瘁之士，寻之有门径，绎之有端绪，盖整齐而比之之力，至苦劳矣”[27]。另一方面，他又尖锐地指出烦琐考据的严重弊病：“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28]这种“琐碎饾饤”之学，根本不合做学问的目的。他认为，目的应是“闻性道与治天下”，否则“六艺为无用”。他在给魏源的信中说，做学问要“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其所终极；综百氏之所谭，而知其义例，遍入其门径，我从而管钥之，百物为我所隶用”[29]。他恳切地劝魏源不要被烦琐的考据所牵累，要做个能综合众说，掌握关键，为我所用的“通人”。
龚自珍是著名古文字学家段玉裁的外孙，十二岁就跟着段学《说文》，可是他并没有按照外祖父的希望，成为一个古文字学家。后来他向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也并没有成为像宋翔风那样附会谶纬迷信或专讲“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家。而且他反对今文、古文，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这一切都决不是偶然的。他用自己的实践贯彻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当“友朋之贤者”陈奂、江藩等人问他“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他回答说“方读百家，好杂家之言，未暇也”。又有“内阁先正姚先生”问他“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他回答说：“又有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未暇也。”[30]龚自珍于经史、诸子、文字音韵、金石等等都有著述，但他一生所瞩目的中心，始终是“东西南北之学”，即社会现实政治问题。他这样形容他的文章与时代的关系：“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容拒之哉！”[31]魏源在《定庵文录叙》中评论说，龚自珍“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32]。这便是深交好友对他的确评。
对于史学，龚自珍发表过不少看法。首先，他针对乾隆以来“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治史则道诎”的流行观点，强调史学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史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史与百官都有联系。“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其次，继承和发扬章学诚“六经皆史”的主张，提出“五经者，周史之大宗”，“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的论点。[33]既然六经是史的一部分，那当然就不再是顶礼膜拜的对象、万古不变的教条，而是研究的材料。这对传统思想是一种冲击，而提高了史学的地位。再次，他认为史学的作用是“忧天下”，“探世变”。他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探世变也，圣之至也。”[34]“史之材，识其大掌故，主其记载，……以教训其王公大人。”如果没有史籍保留下来作为鉴戒，“则弊何以救？废何以修？穷何以革？”[35]史学要探究历史的发展变化，要用历史事实来教训那些统治者，并作为今天革除弊政、挽救危机的依据。
他在《尊史》一文中提出：史学所以受到尊重，不在于它负责历史记载、掌握褒贬大权，而在于史官应该具有的识见精神。这就要做到“善入”和“善出”。“善入”，是要求史家熟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否则，写出来的就不是“实录”。“善出”，是指对上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及其相互联系，史家要把它明白生动地表现出来，使人如观演剧一样心领神会。否则，你写的史书就没有“高情至论”。与这两个要求不合的史书。就是“余呓”“余喘”，白日说梦。他还说，记载史实必须与治乱兴衰之“道”结合起来，“入乎道，出乎史，欲知大道，必先知史”，这样的史书才是真正的史学著作，这样的史家才是独具特色的“史之别子”。[36]
龚自珍对于史学的见解，中心是史必须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史必须与“道”相统一。这些主张，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
对于古代史家，龚自珍赞扬司马迁的《货殖列传》，说可以“配《禹贡》，续《周礼》，与《天官书》同功”，斥责“不学小夫”说它是抒发个人感慨的游戏文章的看法，是颠倒是非。[37]他严肃批评刘向、班固宣扬迷信。说：“刘向有大功，有大罪，功在《七略》，罪在《五行传》。”批评刘向用灾异附会人事，是制造混乱，笨拙至极。[38]他主张“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班氏之《五行志》不作可也”。[39]统治者惯用宣传迷信来欺骗人民，嘉庆在诏书中也重弹“天人感应”的老调，因此龚自珍反对迷信在当时确有其现实意义。
龚自珍强调学术经世致用，反对烦琐空疏的学风，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他讲的“一代之治”和“道”，则是以地主阶级的政治和道理为其阶级内容的。他批评别人脱离实际，自己又用大量精力去写《春秋决事比》《发大心文》一类无有意义甚至宣扬佛教唯心论的文章，这又是其严重的局限性。
四、擅长西北边疆史地研究
龚自珍对西北边疆史地有精湛的研究。这是他的“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出色的实践。
在当时，边疆史地刚刚开始被很少几个学者所注意，但是这项工作是与国内外政治有密切关系的重要课题。从国内方面说，清代疆域空前扩大，如何处理好清朝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如何加强对边疆的行政管理，直接关系着多民族国家政权是否巩固。从对外关系说，沙皇俄国长期觊觎我国新疆地区；在印度、阿富汗实行殖民统治的英国侵略势力，也企图侵入我国西部地区。沙俄支持噶尔丹叛乱，英国殖民者支持张格尔叛乱，便是突出的事实。在东南沿海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加强西北边防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西北边疆史地，与这些任务的解决都有密切关系。
龚自珍对边疆地理的研究，始于协助程同文修《会典》时，他负责其中“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图。道光元年，龚自珍在程的帮助下，修《蒙古图志》，体例是图、表、志三者配合。其中《哈萨克》《布鲁特》二表沿用徐松原作。书未成遭火灾烧毁，只存《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及各篇的序。龚自珍任国史馆校对官时，参加重修《一统志》，曾上书订正旧志关于塞外部落沿革等十八项错误。这些都说明龚自珍对于西北史地的渊博知识。
重要的是，龚自珍运用他所熟悉的西北部落源流、历史沿革、山川形势的丰富知识，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等文，充分显示出他着眼于解决社会危机，着眼于安定边疆，着眼于加强边防、巩固国家统一，来解决边疆问题的远见卓识。
关于新疆设行省的建议，绝非只给新疆起个“行省”的新名称，也绝不是简单设立一个行政机构，而是具有更深刻的意义。自康熙年间，新疆地区已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至嘉庆年间止，这一百多年间，朝廷对新疆的管理却一直采用委派将军、参赞大臣等“镇守”的办法，而缺乏一套系统的行政管理机构。这显然不利于有效地开发、管理新疆，不利于巩固国家统一。龚自珍反复陈述清代边疆形势与前代大不相同，“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汉唐时代的“凿空”“羁縻”办法已完全不适用了；今天的迫切问题是朝廷如何在新疆建立起健全的行政系统，“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40]因此，龚自珍第一个明确提出新疆设立行省，对新疆的经济、边防，以至十四个府州、四十个县如何具体设置，都有具体建议。
迁内地无业游民入疆。这是既解决内地严重的流民问题，又可发展边疆生产、巩固边防的一举三得的重要措施。他认为：乾隆末年以来，“不农、不士、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游民问题这样严重，因此必须“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徙”，“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41]他特别提出移民要选择“性情强武”之人以适应边疆特点。这显然有利于加强边防。
龚自珍要求建立民族间“安”和“信”的关系。他称颂清朝建立起空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代替历史上民族间战争频繁的混乱破坏局面。《说居庸关》一文记述了他骑马走在南口狭窄的山路上，迎面来了一队骑骆驼的蒙古人，“与余摩肩行，时时橐驼冲余骑颠，余亦挝蒙古帽，堕于橐驼前，蒙古大笑。余乃私叹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关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赵宋世，目尚不得睹燕、赵，安得与反毳者相挝戏乎万山间？生我圣清中外一家之世，岂不傲古人哉”！[42]这些话绝对不是粉饰太平之辞，而是龚自珍对国家统一、民族间和睦相处，发自内心的赞美。
龚自珍通过总结新疆地区复杂的政治历史事件所提供的教训，论证民族间“安”和“信”的重要性。对于乾隆时清与回部的战争，他正确地谴责波罗泥都、霍集占“助逆背德”。对于乌什事件，他谴责原清朝驻乌什领队大臣素诚“占回之妇女无算，笞杀其男亦无算，夺男女之金银衣服亦无算”的暴虐行为，认为这次事件是平日“扰回”引起的“激变”。对于康、雍、乾三朝长期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他既强调这项军事行动是统一祖国、稳定边疆所需要，谴责噶尔丹、阿睦尔萨纳等辈的罪恶；同时又指出，长期战争的结果是大量无辜人民的死亡，“千里一赤，睢盱之鬼，浴血之魂，万亿成群”。他恳切要求驻新疆的大臣将领记取这些教训，“敬谨率属”，“不以驼羊视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43]并希望由于吐鲁番的安定而带来整个天山南北路，以至整个西北地区安定和平的局面。
此外还有一些具体建议，如：“撤屯编户”，因为原来的屯田已经“有名无实”，故建议将“客丁变为编户，戍边变为土著”[44]，“以边安边”，“开垦则责成南路，训练则责成北路”；[45]保护游牧部族的特点，“立行省后，不可使与民户旗户无区别”；[46]对于原部族头人应有适当优待，因为他们对本族居民有影响；等等。
龚自珍的上述建议都是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定的。他把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与解决现实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因而具有政治的远见。他对青海问题的看法同样体现了这一点。道光年间，居住在青海境内的蒙古族与藏族发生纠纷，有人主张清政府出兵支持蒙古族攻打藏族。龚自珍引用历史教训有力地驳斥这种错误主张，他说：“古未有外夷（这里指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自相争掠，而中朝代为之用兵者”，况且派军队介入，“克则杀机动，不克则何以收事之局”，不论哪种可能性，都没有好结果。他认为，蒙古族和藏族都信奉佛教，可让青海大喇嘛“以佛法两劝而两罢之，不调一兵，不费一粟，以外夷和外夷，智之魁也”。[47]显然，龚自珍的根本出发点仍是边疆的安宁和民族间和睦相处。
龚自珍提出这些建议的态度是很慎重的。他说《西域置行省议》一文“筹之两年而成”，“其非顺天心，究祖烈，剂大造之力，以统利夫东、西、南、北四海之民，不在此议”。[48]龚自珍于道光九年朝考时，针对刚刚平息张格尔叛乱这一事件，“胪举时事”，“直陈无隐”，批评清政府为了平叛远从二万里以外的东北调派军队，结果劳师縻饷，骚扰州县，“兵差费至巨万”，“故曰甚非策也”。因此建议加强伊犁索伦驻军的训练，以防备边疆地区再度发生不测事件。[49]这些一针见血的见解，却使“阅卷诸公皆大惊，卒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50]，这也是腐朽的统治集团杜绝言路、压抑人才的一个例证。但是龚自珍自信自己的看法正确，他预言新疆设行省的建议“五十年中言定验”[51]。光绪十年（1884），新疆果然设立行省，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
可是龚自珍毕竟是个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同样深深地打上地主阶级的烙印。在设计治理新疆的方案的时候，他没有忘记把地主剥削农民的关系也设计进去，他说，“许上农自占地，以万人耕者授万夫长，以千人耕者授千夫长，回人之贫者役之为佃”[52]，可见他甚至认为一个地主剥削成千上万的佃户也是天经地义的。他讲的民族之间的“信”和“安”，与我们今天已经实现了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团结的关系，有着根本不同的阶级内容，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总起来说，龚自珍生活在封建末世的黑暗时代，他面对现实，密切注视着社会政治问题。他揭露黑暗、倡导改革的激烈言论，他的发展的变化的历史观，他对当时窒息着一切进步思想的烦琐空虚的学风的批判，以及对边疆史地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而同时又反过来影响了他的时代。他在辞官南归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一事平生无
，但开风气不为师。”[53]他的史学思想，确实起了开一代风气的作用。鸦片战争后史学出现了新的风气，有许多学者注重研究现实问题，出现了一批记述当代政治斗争史实、研究边疆史地和介绍外国史地的著作，其中著名的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夏燮的《中西纪事》等。当时就有人正确地评论说：“近数十年，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龚自珍）开之。”[54]当然，学术风气演变的根本原因是时代剧变的推动，是鸦片战争这个历史大转折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龚自珍的主张和实践恰恰符合了这一历史要求，因而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具有进步的意义。
[1]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第622页。
[2]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7页。
[3]龚自珍：《平均篇》，《龚自珍全集》，第78页。
[4]龚自珍：《明良论三》，《龚自珍全集》，第33页。
[5]龚自珍：《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第32页。
[6]龚自珍：《明良论三》，《龚自珍全集》，第34页。
[7]龚自珍：《古史钩沉论四》，《龚自珍全集》，第29页。
[8]龚自珍：《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第31—32页。
[9]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一》，《龚自珍全集》，第20页。
[10]龚自珍：《明良论四》，《龚自珍全集》，第35、34页。
[11]龚自珍：《乙丙之际塾议第二十五》，《龚自珍全集》，第12页。
[12]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7—88页。
[1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4页。
[14]龚自珍：《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第319页。
[15]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第5—6页。
[16]龚自珍：《对策》，《龚自珍全集》，第116页。
[17]龚自珍：《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两广总督谥敏肃涿州卢公神道碑铭》，《龚自珍全集》，第145页。
[18]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龚自珍全集》，第229页。
[19]见龚自珍《农宗答问》，《龚自珍全集》，第54—55页。
[20]见龚自珍《答人问关内侯》，《龚自珍全集》，第331页。
[2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7页。
[2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4页。
[23]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第16页。
[24]龚自珍：《平均篇》，《龚自珍全集》，第79页。
[25]龚自珍：《明良论四》，《龚自珍全集》，第35页。
[26]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龚自珍全集》，第4、5页。
[27]龚自珍：《陈硕甫所箸书序》，《龚自珍全集》，第195页。
[28]龚自珍：《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第347页。
[29]龚自珍：《与人笺一》，《龚自珍全集》，第337页。
[30]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三》，《龚自珍全集》，第25页。
[31]龚自珍：《与江居士笺》，《龚自珍全集》，第345页。
[32]魏源：《定庵文录叙》，《魏源集》，第239页。
[33]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第24、21、22页。
[34]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7页。
[35]龚自珍：《古史钩沉论四》，《龚自珍全集》，第28页。
[36]引文均见龚自珍《尊史》，《龚自珍全集》，第80—81页。
[37]龚自珍：《陆彦若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第197页。
[38]龚自珍：《非五行传》，《龚自珍全集》，第130页。
[39]龚自珍：《与陈博士笺》，《龚自珍全集》，第346页。
[40]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龚自珍全集》，第112页。
[41]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06、107页。
[42]龚自珍：《说居庸关》，《龚自珍全集》，第136—137页。
[43]龚自珍：《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龚自珍全集》，第309—312页。
[44]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10页。
[45]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龚自珍全集》，第113页。
[46]龚自珍：《北路安插议》，《龚自珍全集》，第112页。
[47]龚自珍：《与人笺》，《龚自珍全集》，第342页。
[48]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11页。
[49]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龚自珍全集》，第112—114页。
[50]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第618页。
[51]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16页。
[52]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龚自珍全集》，第113页。
[53]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19页。
[54]程秉钊语。引自国学扶轮社本《龚定庵全集》中《定庵文集》卷下，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