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中国成立后专心著述和领导史学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文澜生活了二十年。以1965年他完成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为标志，前面十六年为一个阶段，是他专心著述和领导史学界的时期；后面四年为另一阶段，“文革”中陈伯达之流处心积虑要迫害他，只是因毛泽东对他加以保护，才免遭大祸。
由于范文澜在延安时代撰成了《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成为广大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必读书和大众普遍欢迎的著作，影响极其巨大，加上他高尚的精神和风范，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成为新中国史学界的领导人，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很高的地位。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他被推荐为副会长，负责史学会的实际领导工作。1954年，当选为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6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1965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9年4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范文澜在学术工作上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创建了近代史研究所；二是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至第三编的撰著工作；三是领导了中国史学会的学术工作。
1950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在原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虽然范文澜已经确定了以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但并没有建立历史研究所，而是建议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这是因为近代史研究是一个新的而且是极重要的研究领域，以往的史学工作者大多研究古代史，对于近百年史只有少数几个人涉猎，而近代史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国情、教育人民群众、指导当前运动关系重大，范文澜提议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目的便是更突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和加强薄弱环节，同时设立专门机构有利于加快培养专门人才。建所之初，范文澜即邀请了一些当时知名的学者，如金毓黻、聂崇岐、王崇武、邵循正（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近代史所研究员，并负责图书资料室工作）、黎澍、李新等来所工作，壮大了研究力量。不管本人著述工作多么繁重，范文澜始终把发展研究队伍、指导科研课题和奖掖后起之秀作为重要任务，亲自规划、实施。在他担任所长二十年时间内，近代史所由原有十几人发展到近百人，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专家，取得显著的成绩。诚如刘大年所说：“范老从延安起，主持历史研究工作长达三十年。其中二十年是领导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中国研究近代历史的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42]
范文澜住进东厂胡同1号以后，获得比以前良好得多的工作条件和图书资料条件，辛勤著述不辍，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修订、重写《中国通史简编》。进城伊始，他就在一些场合下公开地、诚恳地欢迎对他所著《中国通史简编》提出批评意见，至1951年，他便决定对此书从头修订。从那时起，至1965年，共历十五个年头，中间除了因病无法工作外，其余时间，他都是以惊人的毅力，锲而不舍、认真细致地从事修订的工作。按照1952年他所订计划，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共分四编。第一编：远古至秦统一；第二编：秦至隋统一；第三编：隋至元末；第四编：明清（鸦片战争以前）。1953年，修订本第一编出版。1957年，出版了第二编。1965年底，出版了第三编第一册和第二册。至此，《中国通史简编》修订工作自远古至五代十国部分全部完成，四册共计一百一十万字，篇幅为原版的三至四倍，所以实际上是著者用十几年的功夫重写。近代史所设有通史组帮助他工作，但是，南北朝以前的第一编和第二编的修订、重写工作，助手只是参加讨论、帮助提出修改意见和校订书稿；至修订第三编第一册、第二册，范文澜因精力大不如前，才指定助手帮助他部分地搜集某一章节的史料，然后由他提炼、构思、分析，撰写成文。只有第三编第七章最后两节，范文澜因病住院，才由他指定两位助手分别写出初稿，再由他修改、定稿。因此，这部一百一十万字、以科学观点为指导的、全面论述五代十国以前漫长的中国历史的巨著，完全出自范文澜一人的手笔，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迄今为止后无来者。范文澜本人以严肃的态度、严谨的学风从事修订、改写工作，而对于帮助他修订的学者和助手，在出版时都郑重其事地一一载明，以志不忘。他在《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说明》中（1952年9月）写道：“本编有关考古部分，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宝钧先生、夏鼐先生指正，避免了许多错误。全编经近代史研究所荣孟源同志、漆侠同志校阅，也提供了不少意见，帮助我修改。”写于1954年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再版说明》中说：“本编出版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诸同志曾开会讨论，特别是王崇武同志认真校阅，提供意见，帮助我修改。蔡美彪同志也提供了不少的具体意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诸同志热心地供给古器物图片。”1957年6月所写《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说明》说：“本编草稿经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金毓黻、张遵骝、余元安、王忠、蔡美彪诸同志勤加磨勘，帮助我改正许多错误。”1956年4月所写第三编第一、二册说明，对于由助手帮助搜集史料和起草有关章节初稿，作了详细记述：“本节第二章中第四第五两节，所用史料是卞孝萱同志提供的。第四第六两章所用史料是王忠同志提供的。第五章是余元安同志提供的史料。第七章中第一第二两节，是张遵骝同志费了五六年功夫，分类录出上百万字的佛教资料，我才有凭藉写成这两节。”“六三年，旧病复发，但并不妨碍工作，这一年，写了第七章内第五第六两节，虽然写的不多，却遍读唐人诗文集，时间未曾浪费。六四年春，医生迫令我卧床不起，因此，先委托卞孝萱同志起草第七章第七节，蔡美彪同志起草第七章第八节。我出医院后，依据两位同志的原稿，加以修改，第三编两册这才完工了。”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修订《中国通史简编》的情况，他生前的助手卞孝萱在回忆和文章中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材料，兹摘录于下以作参考：
最后一次修订的助手阵容很强。唐代部分的助手是金毓黻（二级教授），金早就认识范老，他也是北京大学毕业的。解放初，金在北京大学主持一个民国史研究室，与近代史所研究的范围密切相关，后来，就并到近代史所，金就过来了，过来不久去世，由我做范老唐代部分的助手了。宋代部分的助手是聂崇岐（三级教授），王崇武（三级教授）是明代部分的助手，他们都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愿意给范老当助手。但也都不久去世了。除了上面三个，还有两个搞少数民族的助手，一个是搞北方少数民族的叫余元安，他研究突厥史、蒙古史，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四十多岁就去世了。搞南方少数民族的是王忠，研究南诏史、吐蕃史，他原不懂藏文，范老专门派他去西藏学藏文，并约定学好了藏文再回来做助手。后来这两人都成了专家。佛教方面的助手叫张遵骝。辽金元部分的助手是蔡美彪同志。
范老的著述态度极其严肃认真，每写一句，都要仔细斟酌，如感到写得不好，就要撕掉重写。他的夫人戴冠芳曾笑他说，抽了那么多烟，费了那么多劲，好不容易写出来，又一笔划掉，坐在一旁看的人，都觉得真可惜呀。可以说，《中国通史简编》一字一句都熔铸了范老的心血，不是摇笔即来的。范老经过反复修改的稿子，由抄写员誊写在稿纸上，装订起来，交助手传阅、提意见。[43]
1964年春，范老卧病在床，《中国通史简编》第四册最后一章还缺两节，范老叫我起草“唐朝的史学、科学、艺术”一节，在病床上对我口授要点。如：唐代史学，范老说，要写一写官修史书的作用。初唐修成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史。自此以后，每一新建立的朝代，照例要为前朝修史，我国各封建王朝的“正史”，得以连续不断，从而保存了大致完整的史料。还要介绍两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刘知幾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我问：《史通》可写的东西很多，着重写什么呢？范老说：重点是直笔。直笔，是中国史学家的好传统。有的史家，不畏强暴，抵制曲笔，置生命于不顾。
唐代美术，范老说，要着重介绍一下颜真卿。在中国书法史上，颜真卿是王羲之以后又一个重要人物。风流妍妙的二王书体，是魏晋式清谈的产物。初唐，因为唐太宗的提倡，王羲之书法成为正宗，从宫廷到社会，都摹仿王字。到颜真卿才破二王书体而创造出方严正大的新书体。颜真卿写的肥字，壁画、雕塑的胖女，韩干画的大马，都代表盛唐气象。
对于唐代文化的每一部分，范老都提示要点，但不多说，既有指导，又让人发挥。[44]
自新中国成立初至60年代前期，范文澜还一直担任中国史学会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中国史学会组织了许多重要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史学工作的进展。这里主要依据同为范文澜助手的蔡美彪所写《范文澜与中国史学会》一文，酌参当时报刊上的报道、文章，综述如下：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7月1日，史学界人士率先组织了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随后，又成立了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等，共五个学会，推举代表十人，以“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名义，作为一个人民团体的代表团，参加了9月21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科学界的五个研究会筹备会开展活动，并组成联合办事机构，名称为“中国社会科学各研究会联合办事处”（简称“社联”），设在南河沿。新史学研究会的负责人即是范文澜。筹备会的经常工作，是组织不定期的座谈会，探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自由发挥，相互研讨。北京地区有关研究所和各大学历史系的教师都可自由参加。开会地点即在“社联”之内。新史学会筹备会的这些活动，一般都是由范文澜主持。范文澜为人平易近人，他主持的座谈会也是十分融洽和谐，生动活泼。这些活动，使得来自解放区的革命家、史学家和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历史学教授、专家们很快地彼此熟悉起来，并通过自由讨论，增加了解，建立起友谊。又一重要工作，是着手组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确定了各个专题。总编辑委员会成员为：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当年为义和团运动五十周年，《义和团》资料作为丛刊的第一部，由翦伯赞主持编辑，至年底完成付印。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人员约有一百四十人，基本上都是在北京地区的史学工作者。由范文澜首先致开幕词，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陈翰笙先后发言，讨论了学会的工作和旨趣。根据林伯渠的建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史学会”。开幕词和郭沫若等人的发言于9月28日由《大公报·史学周刊》发表。范文澜的发言题为《史学会已有的成绩与今后的努力》，他说：
我们开过不少的会。获得了如下的成绩：一、在政治理论方面，我们每个同仁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二、我们的研究和教学联系起来了。现在我们努力想订出比较一致的教学提纲，虽然还没有完成初步的定稿，但这样做下去，初步的定稿是可以产生的。三、我们史学会在搜集史料方面做的很不差。这个工作对研究近代史是很有贡献的。四、亚洲史小组的同仁们要编辑亚洲史目录，这个工作规模颇大而且是草创，参加这个工作的同仁都很热心。郭老看到这个计划很赞成，已经批准。等到批下来以后，便可以很快做起来。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首先要把自己所有史料公布出来。因此，个别少数人不肯公布史料的作风是应该批评的。希望有好材料的同仁要把它公布出来，让大家共同研究。五、我们会里有个小组，专门组织那些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以来各个历史事件的先生们，给我们讲述亲身参加和亲眼见到的事实。从这些讲述，可以得到许多不见于书本上的可贵史料。六、专题报告会，我们也举行了若干次，对某一问题研究的心得，在这种会上提出来很有好处。此外，史学会同仁们正在计划编辑国内少数民族史史料，亚洲各国史小丛书。我想，这些计划都能成为事实。
从范文澜报告的这六项可以看出，筹委会在过去短短一年中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这里凝聚着史学会负责人范文澜辛勤的劳动，也体现出会内专家学者对工作的热情和关系的融洽。范文澜最后表示，史学会要按照郭老、吴老的指示去做，今后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这次成立大会后，召开了理事会，认真审议和通过史学会章程，并推举郭沫若为会长，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会长，向达任秘书长，郑振铎任副秘书长。白寿彝、邵循正、陈垣、吴晗、翁独健、尹达、翦伯赞为常务理事。
范文澜是史学会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会长，也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总负责人。1951年以后十年中，史学会的主要工作，即为继续编辑出版《丛刊》。1952年出版《太平天国》（向达主编）和《回民起义》（白寿彝主编），1953年出版《戊戌变法》（翦伯赞主编），1954年出版《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1955年出版《中法战争》，1956年出版《中日战争》（均为邵循正主编），1957年出版《辛亥革命》（柴德赓主编）和《捻军》（范文澜主编），1959年出版《洋务运动》（聂崇岐主编）。加上已出版的《义和团》（翦伯赞主编），共十种。[45]近代史资料，甚为分散，搜集不易。《丛刊》的出版，集中了大量有价值的、经过整理和考辨的史料，确实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海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说仅美国，至80年代初期，即因《丛刊》提供的史料产生了一百余名博士。范文澜主持史学会工作期间，十年之中编辑出版《丛刊》十种，六十册，而且是连年出书，持续不断，无论是工作效率或选编质量，都是令人赞叹的！这主要应归功于参加选编工作的史学家们的团结协作和真诚奉献精神。各种专题资料选编工作的主持者，如翦伯赞、向达、白寿彝、齐思和、聂崇岐等，他们虽然都对近代史有相当的研究，但并不是以此为专业。参加编辑工作的人员，更是包括了范围广泛的各方面的专家。他们响应史学会的号召，参加史料编辑工作，并不是为个人著书立说，而是自觉地为开展近代史研究工作服务，为海内外学者服务。正是在这样共同的目标下，大家都能积极地从事资料搜集编纂，乃至献出个人的珍藏，相互支持，通力合作，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便顺利地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58年至1961年，中国史学会还举办过多次重要的学术活动。1958年9月28日，即戊戌六君子被害六十周年的日子，在京的史学界人士举行了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由吴玉章主持。范文澜作了题为《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的发言，精辟地评价“戊戌变法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进而论证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三次思想解放。第二次是辛亥革命，第三次是五四运动。这些在当时是十分发人深省的精辟论述。1961年一年中，先后举行了三次学术讨论会。4月7日，举行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由中国史学会与北京历史学会联合召开。范文澜在会上发言，针对社会上的浮夸风影响到学术界有些人学风浮华不实的问题，他着重讲了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他的发言，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加了“编者按”，发表在该刊1961年第三期上，题为《反对放空炮》，在学术界产生了颇大影响。5月30日，又举行了纪念太平天国一百一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范文澜最后发言。“他着重谈到了史学界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的问题。范文澜说，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这种谬论应当受到大家的反对。”[46]此年第三次讨论会是10月19日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由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武汉联合召开。到会者有李书城、李达、吕振羽、吴晗、刘导生、邵循正、白寿彝、黎澍、金灿然、李新以及各地的史学工作者百余人。这是史学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吴玉章、范文澜在会上都着重讲了树立严肃学风的问题。[47]
总起来说，范文澜负责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和史学会的工作，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建国初期，筹建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团结历史学家，探讨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第二件是成立中国史学会，组织史学工作者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推动近代史的研究。第三件事是举行纪念性的学术活动，提倡严肃的学风。这三件事都曾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起过一定的作用。三件事贯串着一种精神即务实的精神。学习和探讨是从历史研究的实际出发。编辑资料是实际的工作，提倡严肃的学风即实事求是的学风。建国以来的这十多年间，社会上风浪起伏，能以始终坚持务实的精神，并不是容易做到的。”[48]
在此期间，范文澜还先后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委托，在古籍整理和资料编纂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主要有：（1）1953年毛泽东亲自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历史学家校点《资治通鉴》这项工作，由范文澜主持完成，在1956年出版。（2）1956年，毛泽东又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标点前四史，范文澜与吴晗邀集有关专家集议，[49]分工进行，写信向毛泽东汇报，并提出标点二十四史的建议。毛泽东亲自复信给范、吴表示赞同。范文澜逝世后，二十四史的校点，由中华书局组织完成。（3）1953年，国务院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厂矿选址，急需地质资料，依据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倡议，委托范文澜主持搜集历史文献上的地震记录，作为参考。这项工作，在范文澜主持下，由金毓黻等历史学者和地震学者合作完成，编为《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出版，开创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先例，也为中国地震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编写《年表》过程中，遇到地震中破坏的古建筑、古碑刻、古文物的记载，如辽代应县木塔、元代至元三年八月丁亥（1337年9月22日）京师地震，“文宗神主及御床尽碎，西湖寺神御殿壁仆”。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1556年2月）秦、晋、豫连续大地震，破坏了西安小雁塔及各种石刻极多。这类资料都需要考古、古建筑家们共同讨论，才能判断其强弱。范文澜在此期间，中断了修订《通史》的工作，参加辩论，最后博采众议，作出裁定。他还派刘仁达、王会庵在北京市内与郊区采访，历时两月，现场查勘了二百余处寺、庙、会馆、碑刻等，获得有关地震记载的石刻二十余处，抄录下来，经范文澜审阅后采入《年表》。（4）1959年西藏平乱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委托范文澜组织编辑一部西藏地方史料的选编，以说明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历史关系。这项工作在范文澜主持下，组织有关单位历史学家协作，编成《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一书，起自唐代止于西藏解放，是第一部自古至今的西藏地方史料汇编。[50]
范文澜领导史学界，贯串他的各项工作之中的根本宗旨和根本要求，是提倡严谨、严肃的学风，发扬实事求是、刻苦钻研的精神。他全力贯注的是如何提高整个史学界的学术水平，产生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写出真正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世之作。他本人不慕荣利，一心奉献于学术，只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用在通史的著述上。1950年筹建中国科学院时，他坚决辞掉上级已确定的安排他担任副院长的职务，1957年，他又提请中宣部批准，自己集中精力写书，由刘大年实际负责近代史所的领导工作。他在演说中讲：“我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下‘二冷’的决心，一是坐冷板凳，二是吃冷猪肉（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死后可入孔庙，坐于两庑之下，分些冷猪肉吃），意思是劝同志们要苦苦干，慢慢来。”[51]他每天上下午都去研究室伏案工作，直到日暮才离去，十几年如一日。1957年夏，正当大鸣大放、“反右派”运动掀起高潮之际，范文澜还写信给中国科学院领导，提出：“（1）我今后仍将致全力于写作上。领导我所的工作，仍像过去那样，由大年同志负担。（2）大年同志不能老是不读书，必须给他每周三四天功夫去做本人的研究工作，这是建立领导威信的必要条件。再有三两天做领导各组的研究工作（包括参加各组业务讨论和找研究人员谈话）。他现在的情形，他可以面陈，确实是整天忙碌，顾此失彼，出了大力却收效有限。”要求调来一人当副所长。次年，全国搞“大跃进”、大辩论，运动热火朝天，范文澜却依然头脑冷静，又在一封给刘大年的信中，郑重提出不能让业务受损失，将来要算学术总账：“我们必须坚持业务整风两不误的原则。参加大辩论自是大好事，是否可分批轮流去参加，或选与业务工作影响不大的同志若干人去参加，请同志们考虑。将来算业务成绩账，总得能交出一些才好。”[52]在学术工作中，他总是提倡攻难关，研究艰难而又有价值的问题。“他认为，在学术工作中避难趋易，是缺少志气的表现。有志者当勇于攻克前人未曾攻克的难关，解决前人不能解决的难题。这当然需要有超越前人的艰苦工作和极大的毅力，但取得一项成果，便是一分贡献。如果只是选择那些容易做的题目，以至迎合时尚，人云亦云，也许容易得到刊布的机会，却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可说。在研究所的建设上，他也一贯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反对浮夸、出风头、相互标榜乃至自我标榜等等不良的习气，力倡不慕荣利，辛勤耕耘。”[53]他本人潜心著述、深入钻研的情景，则可举出如下一个典型事例。1962年他因患病，不得不停下通史的写作。1963年旧病复发，他却带病用一年时间，遍读了唐人诗文集，在此基础上撰成第三编第七章唐代文化中之第五节“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及第六节“近体文与古文”。刘桂五对此回忆说：“他主张要大量掌握资料，要重视资料工作。他在写作时，不断阅读资料，不断修改，就是不断前进。他为了写通史简编中唐代文化一节，把《全唐诗》通读一遍。我对他说：‘你用什么就读什么，就可以了，何必通读？’他告诉我说：‘不通读，我怎么会知道要用什么，不用什么！’他是从大量资料中，进行研究，选择可用的材料，而不是抓到材料就用。他治学态度的严谨，我们后代人应该好好学习。”[54]
作为一位名望很高的史学家和全国史学界的领导者，范文澜最令人敬佩之处，是他一向旗帜鲜明地强调要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且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反对学术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教条化倾向，从而起到抵制学术研究领域中“左”倾思潮的中流砥柱的作用。1954年，他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撰写《绪言》（即《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就一再强调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生动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生硬公式”，告诫务必不要“把历史描绘成为没有人参加的（或者说没有人的能动性的）各种经济过程的平稳的自行的发展，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经济唯物主义，而生动活泼的人类历史可以用几个公式造成了”。[55]1957年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报告，结合史学界存在的一些例证，论述反对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必要性，并坦诚地表示：“我愿意反对沾染在自己身上的教条主义，也愿意反对沾染在别人身上的教条主义。因此，希望大家抱定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互相帮助，共同努力，来反对教条主义。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56]1959年，全国范围内进行“反右倾运动”，高等学校中搞“拔白旗”（指被戴上“资产阶级”帽子的专家），师生集体编讲义，学生上讲台。针对“左”倾思潮的泛滥，范文澜首先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批评：大学中教授拿着师生集体编写的讲义上课，讲自以为非的东西，不敢讲自以为是的东西。1961年，他发表《反对放空炮》（即在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一文，严肃地、及时地提出史学界存在着离开史实、忽视史料、抽象地空谈理论的学风不正的严重问题，强调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说：
真正打得倒敌人的历史学大炮是经过切切实实研究的历史著作（论文或书籍）。要造出这种大炮，必须对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做认真的调查工作，阅读有关的各种书籍，系统地从头到底地读下去，详细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始末，然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方法来分析事情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判断这件事情的趋向是什么。写文章不是因为手痒了，嫌纸太多了，而是要解决某个问题，所以必须坚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的老实态度。切忌临时抓夫式的搜集材料，杂七杂八一大堆，好像一篇狗肉账，使读者摸不着底里。至于有意用晦涩的文句摆布迷魂阵，使读者震其繁博，甘拜下风而愿奉之以为师，就更加要不得。这种文章，加以八字考语，那就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当巴黎公社运动正在进行的时候，表面上可能是乱糟糟的一团，马克思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给以科学分析，得出许多无产阶级革命不可磨灭的原则，也指出巴黎公社的一些缺点，断定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马克思研究巴黎公社事件，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好榜样。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写时间、地点、人物都非常具体，非常扼要，许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原则，就是从这些事实中抽象出来的。我们有些史学工作者，不能说他不想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动起笔来，却把历史事件忽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毛主席不断教导我们要调查研究，还在二十年前就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经典性论文中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不久前《人民日报》又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发表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然而我们的这些同志总是听之藐藐，懒得作调查工作，把自己杜撰的一些公式和规律，演成篇幅，说这就是论文，或者说这就是著作。这样的大炮放出去，对敌人是丝毫无伤的。[57]
在发言的最后，他提出“把严肃的学风在我国历史学界发扬起来”。当不良的倾向风行、势头正猛的时候，多数人是盲目地跟着风势跑，有一部分人或许能看出问题，但不敢站出来说话。范文澜身为史学界领导者，却勇于挺身而出，毫不含混地、旗帜鲜明地严厉地批评这种把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贴标签的错误学风，一针见血地揭露其不认真搜集材料、不深入地分析史实，只靠主观臆测，演绎出一套自己杜撰的公式、规律的错误态度和方法，严肃地指出其危害，大声疾呼史学界同仁共同起来抵制，让严肃学风发扬起来。这篇讲演的发表，在学术界引起很大震动。虚夸风气是以“左”、“革命”的面目出现的，当时势头正猛，范文澜公开予以抵制，是需要巨大勇气的！称他在抵制学术领域“左”倾思潮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并不过分的。
紧接着，范文澜在5月举行的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一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又严肃地批评史学界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强调要透过这些论调貌似“革命”的表象，认识其对史学研究的危害，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5月31日《人民日报》对此作了公开报导：这次学术讨论会，首先听取了邵循正《秘密会社、宗教和农民战争》及其他五位学者的学术报告，“与会学者对这些论文进行讨论，展开百家争鸣。讨论会最后由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范文澜发言。他着重谈到了史学界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的问题。范文澜说，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范文澜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群众，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当受到大家的反对。范文澜的发言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58]由于范文澜对于坚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具有高度自觉，对于引导史学队伍健康发展有崇高的责任心，他才以这种大无畏的气概，非常尖锐地讲出“左”倾思潮的要害是造成“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这样振聋发聩的话。他一再公开发表的驳斥教条化、片面化、“左”倾思潮，强调树立严肃学风的言论，在当时，对提高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坚持正确的方向起到极其宝贵的作用。
范文澜对学术工作极其严肃认真的感人精神，还体现在其他一些具体事例上。他一向视保证研究人员钻研业务的时间为第一要着，不赞成形式主义的政治学习、座谈，强调领导的责任是落实如何让科学工作者认真坐下来去做工作。1956年，党的“八大”结束后，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通知他参加学部召开的学习八大精神的座谈会，他即写信向刘大年表示，如果大家泛泛而谈，还不如用这半天时间认真读书。信中说：
大年同志：
座谈会的题目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让科学工作者认真坐下来去做工作，光是谈谈作用恐不很大，时间却又去了半天。如果要准备发言，费时更多。你意如何，我是否可以请假。请你斟酌告诉我。我怕是否会引起其他误会。所以请你帮助我斟酌。[59]
他对发言和写文章态度十分慎重，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征求大家的意见，反复修改。1956年，他应苏联一理论刊物之邀写了一篇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文章，经过认真修改后，又写信请刘大年帮助他再作修改。
有一次，范文澜闻说张之洞还有一些经过整理未刊手稿存在其后人手里，便立即带着工作人员到什刹海附近张氏后人处了解情况，但未得实情。[60]他是名望很高的学术界领导人，但为了购得有价值的资料，却亲自带着手下工作人员到胡同里去访求——对于利禄地位他是那么淡然，而只要是事关学术工作和研究所的发展，他却是那么认真，这就是范文澜的风格。
范文澜还曾两次写信给刘大年，仔细地叮嘱他如何妥当做好接受黄炎培老先生捐赠藏书的事。50年代初，黄炎培曾将他在解放前在上海出资创办的鸿英图书馆所藏旧报纸捐赠给近代史所，范文澜派丁名楠到上海接收并运回北京，成为建所以后最大的一次收获。至60年代初黄炎培又提出将一批历史性图书资料再次捐赠近代史所，范文澜对此又作了周到的安排。其中一信说：
叶医生说，黄任老心脏病十分严重，随时可出毛病，劝他不要出门，医生往往从重的方面看，但八十五六岁的高龄，心脏病也确是可忧。他这次要赠书，可能自己感到身体欠好。见面时对他健康表示关切，亦敬老的一种表示。他是我唯一的现尚存在的老师，但不是启发我向往革命的老师，写信时我不大愿意自称学生，直写姓名又恐怕伤他自视为老师视我为弟子的感情，你如去见他，当面替我说病未恢复，不多出门的意思，表达一下可以免得写信。[61]
这两封信还说明范文澜对黄炎培十分尊敬，他们交谊深厚。范文澜在少年时代在浦东中学堂上学时，因表露出不满清朝统治的意识而受到校长黄炎培的夸奖，半年后又得黄炎培的介绍转到杭州上学。黄炎培一生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在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中，为中国人民的进步、民族解放和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初年任政务院副总理，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上引信中范文澜表示对黄任老（黄炎培字任之）的深切敬意，一再嘱托刘大年向他问安，祝他享期颐之寿，情谊至为深重，不仅仅因为他是五十年前的老师，同时也应包括对老人一生为争取国家进步事业所做贡献的高度敬意。不过，从信中又透露出，范文澜视自己投身革命、参加共产党是一生的分水岭，是旧生命的终结和新生命的开始。出于对革命、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诚，所以他以此作为“旧我”和“新我”的分界，他把自己完全、彻底、绝无保留地交给了党的事业，他就是这样一个彻里彻外革命化了的人。他不愿意肯定“旧我”，过去的老师是与“旧我”相联系的，自然与今天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应称为“老师”者已有所不同，所以信中才有“写信时我不大愿意自称学生，直写姓名又恐伤他自视为老师视我为弟子的感情”，因而避免写信的话。
明了范文澜这种心态，才能理解他对解放后重印《文心雕龙注》一书的处置办法。原先出版于1929至1931年的《文心雕龙注》一直为学术界所推重，是关于《龙》学的一部名著。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商议于作者，提出将此书再版，由作者写一篇《前言》。不想范文澜却不愿意这样做，说，这本书是原先的范文澜写的，原先的范文澜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是另一个范文澜，怎么能由我再写一篇《前言》呢？最后不得已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不另写《前言》，但由范文澜题写书名《文心雕龙注》，表示此次再版是经过作者同意的。范文澜不愿意宣扬此一成功的旧作的声名，但对校改原版中的错字却是极其认真的。他委托金毓黻请了一位有校勘经验的老人，将书中的引文，全部查照原著校改一遍。从这件事看出：虚名，他一点不要；实事，他一丝不苟。[62]
范文澜在学术界有很高威望，还由于他的高风亮节，被人们称道不已。他性格质直温厚，谦虚待人，他的论著发表后，总是一再诚恳地向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征求批评意见，虚心改正错误或不当之处。甚至缪凤林在40年代写文章站在唯物史观的对立面，把《中国通史简编》讲得一无是处，范文澜听说后，也让别人把文章找来看，说其中只要讲得对的也要接受，不能因人废言。1953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有陈伯达、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胡绳、刘大年、尹达出席，会议商量如何促使史学界形成互相讨论问题的风气，开展充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宜把方式弄得太死”。为此范文澜在会上正式提出建议，“考虑把他的通史简编第一册作为讨论的底稿”。[63]但是，如果范文澜认为自己并没有错，那他也勇于坚持，如果事关原则问题，他便态度明确，毫不含糊。新中国成立之初，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不少师生出于对美帝的憎恨，“认为为了深刻地揭露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近代史应该指出美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就是侵华的主要敌人，并且要逐步揭露美国”。这对讲课者造成极大困难。正好范文澜来北大座谈，听了任课教师反映的问题后，“当即斩钉截铁地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侵略中国最主要的敌人是英国，绝不能说是美国”。[64]为任课教师解决了难题。又据张振鹍回忆，自1953年起，近代史所帝国主义侵华史组即开始《帝国主义侵华史》课题的研究，至1958年5月，该书第一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正碰上所内搞政治运动，这一劳动成果，“马上成了所内集中批判的对象，它受到一些最革命的人的全面指责，等于被彻底否定；别的人即使另有看法，也不敢说什么”。范文澜反对将此书全面否定，反对把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说成是方向性错误。并组织了由柯安署名的一篇书评，刊登在12月3日《人民日报》上，称此书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肯定此书的成就，使处于困难中的编写组同志得到宝贵的支持。[65]特别是在50年代初，他著文提出中国历史上汉族何时形成为民族，与斯大林论述的欧洲各主要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不同，汉族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为民族。一些学者严厉指责范文澜此说是背离了斯大林学说，他却坚持不悔。“虽然受到指责，他依然充满自信，因为这一论点并非来自抽象的思维推理，而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实际的具体分析。”[66]对于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于当前的学风问题，范文澜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则，深入地思考，提出不同凡响的看法，成为震动一时的卓论。范文澜还曾明确地提出在社会主义时代首要的任务是批判封建主义的卓越思想。此见于蔡尚思的回忆。时值60年代初，他到北京参加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一书的思想文化部分，住在近代史研究所，他在80年代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范老有一次站在我住的房门口对我说：‘中国牢不可破的是封建传统那一套，由于近代未出现正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思想还比较薄弱，所以现在应当强调的首先是批判封建传统思想，或对二者都同时能注意及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经常回忆范老这个宝贵意见。”[67]我们联系到“文革”中由封建余毒孳生出来的“四人帮”及其爪牙如何疯狂地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大搞造神运动，公然践踏国家宪法、践踏法制，大搞封建式独裁、家长式统治、肆意剥夺广大干部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等等罪恶行为，我们对范文澜论述批判封建主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首要任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当能有更深入的体会。
范文澜生活一贯俭朴，洁己奉公。他是一位学术大师和党的高级干部，家中却仅有几件备用的衣服、几件旧家具，别无他物。他以前在大学执教时的藏书，经过千辛万苦运到延安，捐给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以后，自己家里再没有私人藏书，“别人送他的书籍，也交给近代史所图书馆登记收藏，需用时再按规定手续借阅”。[68]他以二十几年岁月，著成《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总字数达一百多万字，先后连续再版重印，他却把稿费全部上交国家，他的文章寄给刊物编辑部发表，也以不付稿费为先决条件。他对待自己如此严格，对待身边青年同志却尽量设法为他们解决困难。据丁名楠回忆，他于1950年6月在清华大学完成研究生论文答辩后，导师邵循正和系领导吴晗即劝他到范文澜身边工作。当时近代史所已成立，但仍实行包干制，只提供食宿，定期发制服，每月还有一点少量的津贴。范文澜约他面谈后，才下决心到所工作。“他（范老）知道我曾因顾虑生活问题，对是否来所工作一度犹豫不决，建议我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使手头宽松点，还鼓励我将义和团运动的毕业论文付印。”[69]他每日忙于著述和其他重要工作，十分爱惜时间，但当青年同志写出文章拿来向他请教时，他总是放下工作为他们看稿。他还常抽出时间到研究人员宿舍略坐片刻，鼓励几句，这些青年来所以后，都感到近代史所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范文澜则是和蔼宽厚的“家长”。在范文澜离开人世二三十年后，这些当年的青年都已是年届七十岁左右的学者了，一讲起范文澜关怀他们成长的往事，不少人仍感动得哽咽流泪。
还有蔡尚思文章提供的珍贵资料，追忆当年范文澜深情地期望学者们甘心坐冷板凳，潜心研究，才能拿出有高度科学价值的成果的情景：
一九六〇年前后近三年，我去北京参加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一书的思想文化部分，借住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的左边小土山上的一间平房，不同外界来往。有一天范老来访问，长谈了一次话。他首先肯定我们“这样过的才是学人生活，也才能有希望成书而不致只有科研规划而没有科研成果。因为学术工作者与工人、农民、军人、政治工作者又相同又不相同：相同的是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把主要时间、完整时间用在自己一行的工作上，不如此，就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某领域内工作者；不相同的是工作岗位既然不同，就不可能同时兼顾其他许多方面以至各方面，凡企图无所不长者，都必然会以一无所长告终。韩愈说过：‘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能也。’二任尚且不可能，更不必说三任四任以上了。要做成一个学术家就必然要坐上十年冷板凳，多做准备工作；十年以后也仍然是不能三心两意、见异思迁的。也许其他一些人还可以有所例外，学术家是不得有名无实的，学术生命是不得中断的。”这是范老对我们埋头编书的很大鼓励。
范老的夫人，人们尊称她为“戴老”。范老夫妇很要好，同住在该研究所的正面房屋。我们几位主编者住在较远的东边，吃饭是在西边的饭厅，往来必须经过范老住房前的天井。有一次，一个同志在我的前面走，目的是去吃饭；戴老误认此人要去见范老，就走出房门口，大声地说：“范老不见客。”听说，任党中央委员的范老，除了党中央开会以外，很少出去参加一般会议。我觉得他真像顾炎武的爱惜光阴，以为接见客人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又有一次，范老请许多人到前门外的一家著名烤鸭店吃烤鸭，我也被邀在内。他先站起来致词，再三鼓励和祝愿与会者，能抓紧时间，快出成果。他还很谦虚地请各同志随时指教。我觉得范老是一位非常可敬的纯正学者。[70]
1963年冬，几位知交好友曾在北京四川饭店举行一次小型的聚会，为范文澜祝贺生日，发起者是田家英[71]和刘大年。刘大年回忆当时的情景：“1964年春节前不久，家英和我还发起过一个小的聚会，祝范文澜同志七十寿辰，参加的有王冶秋、黎澍等七八人。每人掏人民币五元，在四川饭店聚餐一次。谈话中，家英讲，他正在收集当代名人书信手迹，不是要一般书信，只要写给他的亲笔信，而且是要毛笔写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其他领导人、名人，写给他的毛笔信都有了，但没有范老的信。他想最近写信给范老讲点什么，希望得到一封毛笔回信。学术界其他知名人士的信也打算收集一些。”[72]以这样简朴的方式，为一位国际著名的史学大师庆贺七十岁寿诞，大概是不多见的。不过，这样采取不事铺张的、平等的而且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祝贺方式，倒是与范文澜的个人风格颇为符合。我们从刘大年忆及的席间话题，完全可以推想这次简朴的聚会是很温馨的。不过可惜，在范文澜的晚年像这样的欢乐聚会已经无法再找到了。因为，时隔不久之后，在中国大地上，一场政治风暴和劫难正在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