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述

荷尔德林唯心论时期的创作

[9]目前爱好者和研究者中流行着这种观点，即认为，荷尔德林的创作并没有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作品超越了其所处的时代乃至任何时期，只可在无法比较的唯一性上去理解。这种观点确实说出了一种正确的感觉。即使是理智的文学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戏剧作品《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与同时代的戏剧风格少有共同之处，后来创作的颂歌或者翻译的索福克勒斯悲剧也跟当时的文学作品完全无法比较。

然而，一个诗人只有扎根于他所处的时代才可能成长。这些根源是人们熟悉的。卢梭、赫尔德、克洛普施托克、海因泽、席勒这些人物，或者，施瓦本的虔诚主义和图宾根修道院喜爱古希腊的氛围，诸如此类，被称为荷尔德林作品形成的气候。而屹立在这一切之上、具有重大意义和塑造力的，是德国的唯心论，青年荷尔德林经历了它的形成，并且在几部作品中打下了它的烙印。人们曾试图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阐明这种关系。较老的一种方式始于狄尔泰和卡西尔的研究，它以精神史的问题为引导，追问唯心论思想如何反映在荷尔德林诗作的精神世界中，譬如，早期图宾根的颂歌中对精神的崇拜，或者长篇小说《许佩里翁》（Hyperion）中的反思有时跟随时代风俗采用了哲学论文的形式。尽管成果丰富，但是，人们在这个领域发现的东西仍然不多；总体上，人们只不过是证实了基本上已经知晓的东西。而且，只在时代的光线中观察，恰恰很难看出荷尔德林的特点。在这里，我们不打算遵循这条路子。

较新和最新的荷尔德林研究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它关注荷尔德林哲学及美学断片中[10]唯心论思考呈现出的能量，试图揭示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但是，就这种方法而言，重要的不是精神史的关系，而是艺术品的构建，“其音调的变换”“对法则的考量”，也就是说，重要的是荷尔德林诗学的运用，而这些概念正是由此得出的。这种考察当然必要，并且适合于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认真地把诗作视为诗作，试图重新建立文学学科，并将目光投向属于它的对象。但是，就研究荷尔德林而言，这种方法也隐藏着危险，这种危险在此类几篇文章中已经十分明显。因为，不仅他的美学文本包含着事实上和术语上的巨大困难，而且，真正的危险还在于这种方法的运用。将诗学理论呆板地套进作品中审视，势必导致构想出一种拼贴诗（Gedichtmontage），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某些现代诗人的创作方法，但却不适用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同时代人。诗的创作涉及诗学精神，在唯心论时代，它从一开始就有别于诗学创作原则集成，即使诗人曾经写过这类札记。

在这种情况下，谁想探究荷尔德林的唯心论，就必须在非历史的形式主义分析和精神史的相关性研究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出路。既要考虑到荷尔德林与同时代人的共性，也不忽视其创作形式的特殊性和唯一性。荷尔德林的创作图像只有一段时间受唯心论思想掌控。他在发展的巅峰阶段脱离了这种思想条件，创立了后期的颂歌作品，这些作品实际上应视作唯心论和现实主义之外的自成一格的现象。它不再属于当下，而成为“时间的顶峰”，与那些脱离了一切历史因果关系的晚年作品似乎有了亲属关系，例如，我们在伦勃朗或梵高的最后画作、贝多芬晚年的弦乐四重奏、《浮士德》第二部以及多恩堡诗歌中，已认识了这样的晚年作品。

[11]我试图沿着这条路，通过对两部作品，即《许佩里翁》和《恩培多克勒》的分析，揭示荷尔德林作品中唯心论的接受与危机，并展望晚期作品中对它的克服。这里讨论的只是诗歌创作的基本力量，谈得更多的是唯心论思想的精神，而不死抠这个体系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