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致未来的政治经济学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雅典，智慧先哲柏拉图在其后来成为“学术”代名词的“阿卡德米（ACADEMY）学园”中，做了一件从前无人做过，如今也少有人做的事情，对理想的人类社群组织形态做出畅想，这便有后来人尽皆知的“理想国”的诞生[1]。柏拉图的弟子及其再传虽将“理想国”奉为圭臬，但是也从不同的视角结合其自身经历对人类社群组织形态做了进一步生发[2]。即便是在“黑暗”笼罩下的欧洲中世纪，被封为圣人的奥古斯丁还勾勒了“上帝之城”的轮廓[3]，更毋庸说文艺复兴中爆发的“乌托邦”、“太阳王”乃至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实践及后来冷战时期的《1984》和《美丽新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可以被看作是对人类社群理想组织形态的探索和畅想。

但是，就在冷战结束后，在政治学和经济学越来越实用化、相关的科研成果和知识储量爆发性增长的近几十年间，这种对人类社群理想组织形态的探索却出其不意地淡出了学界和人类的视野。伴随着如今在风中摇曳的“历史终结论”[4] 和甚嚣尘上的“文明冲突论”[5] ，曾经贯穿学界，作为最终探索目标而存在的“对人类社群理想组织形态的探索”，却已沦落成顶多在科幻小说中逡巡的边角料而已。

几乎在同样的人类认知发展阶段上，东方的学者们也提出了其对人类社群理想组织形态的规划，从“小国寡民”的“无为而治”到百家争鸣中“筹算”和“法治”的争相登场，及至“天人感应”的提出，五千年历史的华夏文明被深深地固定在了“宗族制”的架构之上，而次大陆上的印度也被锁定在了从宗教衍生出的“种姓制”下。

相较于西方，东方对人类社群理想组织形态的成体系探究并不盛行，虽然一直存在着类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6] 一类的表述和对所谓“大同世界”的追求，但是仍缺乏对如何构架和组织社群乃至具体施政的设计和探讨，基本停留在对愿景的表述而非规划的层面。这种差异的当代表现，就是东方社群在构架其现代国家时显然缺乏必要的“制度想象力”，只能被动地从已有的西方现代国家范式中拣选甚至接受某一现代化方式，并不断被“如何平衡现代西式制度和本国传统以应对当今人类世界的发展”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所困扰。

抛开这种现代化方式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强迫问题，实际上这种现代化方式最大的问题是未探讨西方具体范式设计在东方社群组织中的合意性和适用性。简单地将某些西方范式和原则定义为“普适性”，其造成的后果远有“东欧剧变”的波折、近有“阿拉伯之春”之类的持续至今且不断扩散的社会动荡 [7]。

纵观人类社群的演化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与人类利用物质世界的技术能力存在着莫大的关联。在不同的技术水平上，人类对政治和经济制度架构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例如亚里士多德眼中糟糕的民主制度[8]，如今却被西方世界广为接受；而曾经广受先贤推崇的贵族制、君主制等等制度则被扫落在历史的风尘之中，那些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奴隶制更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落后愚昧。

上述认知变化和适配问题的出现，实际上即昭示着“政治经济学想象力”的重要性，也提出了对“政治经济学想象力”的现实需要，尤其是在科技积累至随时可能出现关键性技术革新的当下，对可能的未来人类世界构架、对发生关键性技术变革后的人类世界中可以适配的政治和经济工具进行探讨、对政治经济学中可以贯穿不同人类世界发展阶段的关键立足点进行发掘等研究课题，都是能为未来的人类世界带来显著外部收益的工作。

“政治经济学”本是作为一门背靠过往、立足当下、规划未来的应用性学科，为展示其认知世界的基本范式，本书第一章、第二章分别从政治学和经济学视角出发，对当今最知名的魔幻作品《哈利·波特》进行深入剖析，将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眼中的哈利·波特世界呈现给读者，为本书此后的进一步分析定下理论基调。同时，也引出本书的写作目的和学术定位，“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基于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关键性变化的假设，对可适用于未来世界的特定理论进行探索，对可广泛用于人类世界任何发展时期的基本研究立足点进行摸索，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