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同轨，书同文

始皇作为中华帝制的创建者确立了政治“大一统”文明，他还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制同度，促成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奠定了“大一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车同轨

战国时期战乱频仍，诸侯混战，关塞壁垒高筑，加之各国道路宽窄不一，不利于交通往来，因此秦统一后立即着手拆毁关塞，建立起遍布全国的交通游驿网络。这是秦朝建立以后始皇明令修建的首项重大交通工程，也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工交通网络。

始皇于刚称帝不久，便下令实行“车同轨”，规定道路和车轨统一尺度为“舆六尺”。次年又下令“治驰道”。公元前219年，始皇开始大规模巡行各地。公元前215年，他下令“堕毁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进一步扫清人为设置的交通和水利障碍。同年，他下令南征大军开通灵渠，打通粮道，从而沟通珠江和长江两大水系。公元前212年，为巩固北部边防，始皇令北逐匈奴的大将蒙恬修筑“直道”，才两年半的工夫就迅速完成。除了这些“驰道”和“直道”，秦皇朝在建立后的短短几年内，还修筑了西南边疆的“五尺道”和位于今湖南、江西及两广之间的“新道”，构筑起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遍布全国的交通游驿网络。

“驰道”被时人视作“天子之道”，是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交通主干道。这些“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中央供天子行走，但以植树为界，两旁还是可供人行走的。这些“驰道”，“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蔚为壮观。

“直道”“五尺道”及“新道”则是秦朝专门修建的军事和国防通道。“直道”专为北伐匈奴而设，是从首都咸阳经上郡、云阳到北方九原郡最便捷的通道。这条大道穿越山谷，横越草原，全长“千八百里”。“五尺道”是秦朝进一步密切巴蜀与西南地区联系而修建的通往云贵地区的大道。这条道路凿山越岭，遗迹至今尚存，因宽约5尺，故而得名。“新道”是始皇在平定百越的过程中下令按驰道标准修建的通往南海的扬越新道。这些道路的拓展，反映了秦朝开拓边疆的军事能力，也密切了边地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重大的战略价值。

这么庞大的交通网络，如果单纯归结于巡幸、用兵，斥之以黩武或奢靡，恐怕不足以解释这一帝国行为。秦帝国的条条驰道通咸阳不也可以比之于条条大道通罗马吗？凡大帝国，必有大道通衢现象，这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

● 书同文

中国文字源远流长，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急剧变革，并且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以至出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格局。同一个文字，各国间甚至一国之内往往都有不同写法。秦在统一前使用的小篆是由大篆演化而来的，大篆比小篆难写难认，而关东“六国文字”较之篆体更难识别。文字不一，造成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严重障碍。

公元前221年，始皇刚刚统一称帝就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书同文字”。他规定以秦小篆为统一书体，罢“不与秦文合者”。秦小篆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结合了周秦大篆、齐鲁蝌蚪文的优点修改而成的。为推行这种统一书体，始皇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编写《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的官方文字范本，颁行全国。尽管这3篇字书早已不存，但是各地留下的刻石相传为李斯等人所作，我们还是可以管窥其貌。这些刻石流传至今的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以及山东峄山、浙江会稽两刻石的摹本。它笔划简略，整齐划一，匀圆紧凑，将文字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始皇的“书同文”还有更大的贡献，除法定小篆以外，还推行更为简易的隶书。相传隶书为狱吏程邈所作。他因罪入狱，潜心钻研10余年，创造出的文字扁平、方折，书写更加省便、流畅。因秦代称罪徒为隶，故名之谓隶书。始皇很赏识这种字体，不但赦免了他，还给他加了官。从此以后，隶书在全国流行开来。秦代通行隶书不是传说，而是历史事实，这从实物材料可以得到证实。包括秦律和《语书》在内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就是用隶书写成的。不过透过程邈造隶书的传说，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重法治、多狱案、公文成堆的时代，为提高效率，节省时间，简化书写，才产生了隶书。隶书很有可能是在群众创造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得到始皇的认可和推广的，并非就是程邈的个人创造。事实上，正如李学勤在《秦简的古文字学考察》一文中所指出的，隶书的滥觞应上溯到战国晚年，那么隶书更有可能脱胎于秦国的古隶。隶书的诞生是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文字已由古体转化成今体，奠定了楷书的基础，代表着汉字朝着合理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秦代统一文字，使小篆和隶书成为通行全国的字体，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功绩。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方言、乡音差别很大。但是汉字表意性强，统一文字则有利于克服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语言障碍和隔阂，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 统一货币和度量衡

战国时期，各国货币制度和度量衡制度并不一致，秦朝结束了这一混乱局面，通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经济和财政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由于长期分裂割据，各国货币制度不一致，货币的形制、大小、轻重、单位等等，往往各不相同。即以形制而论，可分为四大类：郢爰，流行于楚；布币，流行于韩、赵、魏；刀币，流行于齐、燕、赵；圆钱，主要流行于周、秦及赵、魏沿黄河一带。币制的这种混乱局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秦统一后制定了中国迄今最早的货币金融法规《金布律》及一系列相关法规，依法统一币制并加强了货币管理。“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黄金和铜钱作为全国法定金属货币，将珠玉、龟贝、银锡等排除在法定货币之外，进一步提升了金属货币的地位。整顿周秦旧币，废除六国刀、布、蚁鼻钱及郢爰等，一律使用新规定的法定货币。上币黄金的单位改斤为“镒”（24两），下币圆形方孔铜钱以半两为单位，史称“秦半两”，这种外圆内方的铜钱形制为历代王朝所沿袭。秦律还规定货币铸造权归国家，严禁私人盗铸，否则“索其室”，没收货币和钱范，并且拘捕严惩。《金布律》还确保国家发行货币正常流通，无论货币质量好坏，禁止“择行钱、布”。秦朝统一货币，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垂范后世，影响深远。

战国时期各国度量衡制度也不统一。即以量器而论，赵以斗、升、分、益等为单位，齐则以升、豆、区、釜、钟等为单位。姜齐规定，“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而田氏代齐以后，则改为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至于衡制，就更是千差万别。各国为确保正常的经济和统治秩序，已经出现计量标准趋同迹象。秦在商鞅变法时就施行过“平斗桶权衡丈尺”的政策，传世的商鞅方升至今还藏于上海博物馆。继商鞅之后，秦国多次采取“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桶”的措施。到了战国末期，秦国的度量衡标准已经趋于划一。因此，秦完成统一以后，就以秦制为基础，“一法度衡石丈尺”，发布诏令，“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壹之”。这些秦代铭文，多见其加刻于秦国原来通行的标准器与日用器之上，如商鞅方升和秦高奴禾石铜权等，这表明，秦朝统一度量衡制，实际上是以法令形式将秦国原有制度推广到全国。秦朝还以法令形式保证统一的度量衡标准。云梦秦简《效律》就曾规定：“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赀一盾。”凡误差超限均要受不同程度的惩罚。秦朝统一度量衡制度的政治意图也是十分明显的，这在客观上打击了六国旧制度与旧势力，同时也在新区具体推广了统一的法令与制度。这正如李斯事后指出的那样，“更克（通“刻”）画，平斗斛度量文字，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