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波三折的七大筹备工作
多次动议酝酿七大
党的七大于1945年召开，距1928年召开六大历时达17年之久。其实，关于召开七大的动议早已有之，光准备工作就进行了多次。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有的代表提出召开紧急会议，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政治局报告中也提出“党现在就应开始准备七次大会”，共产国际代表也表示赞成，全会决议案便决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准备工作”，此后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战事连绵不断；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连续出现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中共中央在上海也站不住脚，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等原因，召开七大之事便难能顾及了。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日渐安定，召开七大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即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最近期内”召开七大，并初步拟定了七大的主要任务和议事日程。会议决定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5人组成秘书处；毛泽东、王明、朱德等25人组成七大代表召集委员会。由于诸多因素相扰，这个决议并没有被付诸行动，筹备委员会也没开展工作。
1938年，中共中央又在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召开七大的报告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具体细节和准备工作做出了若干规定和明确指示，并就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9月1日前选举出代表：总数约为450人（7月21日的通知又作了补充：“各地除照数选举正式代表外，并应选出三分之一的候补代表，总数为一百五十人”），并就代表的名额作了具体分配：北方局74人，八路军95人，新四军50人，南方局（包括四川在内）56人，边区（包括中央机关、留守兵团在内）100人，中原局50人，陕西省委15人，华北3人，东北3人，新、兰（即新疆、甘肃——作者注）4人。同时强调代表必须为一年以上党龄、政治上绝对可靠的正式党员，一般年龄在20岁以上；尽可能使妇女、青年代表占10%，工人代表占20%，而且工人代表尽可能涵盖有大城市、大产业、铁路、海员、矿山等区域或行业；必须注意代表质量，郑重选择，不得滥竽充数。然而，从这时起，国内形势又发生变化，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各地打退反共高潮和粉碎日军“扫荡”上，召开七大的筹备工作又一次受到影响。
1941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召开七大，要求一切准备工作要在节前完成，而且决定七大的议程主要为三大报告，即政治报告（毛泽东）、军事报告（朱德）、组织报告（周恩来）。会议还确定了大会秘书处等机构，任命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又决定推后召开七大。当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又曾打算于次年上半年召开会议，后因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其他工作相扰，召开七大被再次推迟。
194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在7月17日召开的会议上向政治局提出于8个月至9个月内召开七大等相关建议，中央政治局采纳了其建议，于8月1日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决定七大改在年底举行，并特别指示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等“来延诸人交代职务后即行动身，近者九月内，远者十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其他出席大会的代表也必须于最近期限内启程。随后，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七大再次延期。
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空前统一，其他各方面条件也已具备，于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44年5月10日召开的会议上决定：立即着手筹备工作，准备召开七大，在7个月内开预备会，8个月内开大会；5月写出大会报告及指定发言的提纲，6月上半月成文；预备会开1个月，正式大会一部分公开举行，并可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同时明确规定了起草各大报告的成员及其负责召集人：军事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为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叶剑英、谭政、徐向前、贺龙、聂荣臻，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为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高岗、谭政、王若飞，由刘少奇负责召集；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委员会成员为周恩来、邓颖超、陈毅、王若飞、薄一波、贾拓夫、林伯渠、林彪，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由任弼时负责。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并于5月20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5月19日，中央书记处又决定，5月21日（星期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下午一时在杨家岭举行）。一再延迟的中共七大，至此终于提上了日程。
想方设法筹措物资
粮食、蔬菜、纸张、药品以及其他物资的供应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着人员众多、场面宏大、会期较长的七大能不能如期举行。为了不使七大因物资供应不足而再次延期，1944年下半年，党中央就组织有关人员开始了会议所需物资的筹措工作。
当时由于战争环境，加之国民党的封锁，当时延安物资供应很紧张，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筹措物资的基本原则：因陋就简，尽可能就地取材；延安数量实在有限而不能满足供应的，就到附近的解放区筹措。
会议需要印制大量材料，而延安当时又极度缺乏纸张。筹委会的成员便组织有关人员，土法上马，以当时遍地都是、具有韧性、叶子又扁又长的马兰草作原料，利用比较简陋的设备，制造出了一种比较适用的马兰纸，解决了纸张的供应问题。七大的会议材料都是用马兰纸印制的。
召开七大时，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已经取得显著成效，部分物资已可供应会议，但粮食缺口仍然很大。1945年初，党中央组织的七大筹粮组从山西境内将粮食顺利运送到了延安。这一成绩使得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更加坚定了近期召开七大的决心。闻此喜讯，他们立即拍板定案：开会，七大不能再延期！
解决了粮食问题，边区的蔬菜、水果、猪羊肉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这就使得代表们每天可以吃上四五两肉；保证八人一桌的桌上有八个菜，荤菜主要是猪肉、羊肉，他们还吃过几次黄河鲤鱼；蔬菜供应尤为充足，代表们在饭后还可以把西红柿、黄瓜当水果吃；主食是小米，每隔两天可以轮换吃上一顿馒头或大米饭。丰盛的伙食，使代表们身体健康，精神饱满。
会议间隙，会务组还有条件多次为代表们举办体育活动和文艺晚会。周六晚上都有舞会，这时，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代表穿着布鞋或草鞋，都会聚集在王家坪桃林的草地上跳交谊舞；鲁迅艺术学院和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等文艺剧团为代表们演出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话剧；代表们还可以在一起下象棋，或打康乐球；会议期间的5月8日，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了庆祝胜利，七大休假一天，代表们和延安各界群众一起，参加欢庆活动。晚上，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有的是译制好的，有些没有译制的就由从苏联回来的同志现场口译）。
安全保卫工作也做得很到位，七大期间，延安比较平静，没有遇到敌人的骚扰和破坏。
物资筹备工作的提前着手和悉数完成，为大会的如期召开、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使大会没有因为物资供应而受到任何影响。
通盘考虑选择会址
其实，在为召开七大而进行的所有实质性准备工作中，大会会址的选择、礼堂的筹建工作是着手、动工最早的，这是根据1939年中央书记处两次向各地发出的关于召开七大的通知中所定的时间表采取的行动。
当时，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延安上空轰炸，军民伤亡比较大，所以，为了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和代表们的安全，党中央在七大会址的选择上也是慎之又慎。然而，这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是几经变迁，最终才落脚杨家岭。
中央最初曾考虑在安塞县修建开会的礼堂。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任弼时和李富春亲自到安塞县的真武洞实地考察。考察后觉得尽管那里环境隐蔽，便于防空，但是离延安较远，交通不便，只好作罢。
接着又考虑将会址放在枣园后沟，因为那里山坡上树木比较密集、高大、葱郁，便于隐蔽；离领导人和代表们的住处相对不是太远，便于往来；离市内也比较近，便于应急物资的采购和供应。于是便在后沟西边山坡上比较平坦的山坳地上盖了礼堂，在附近打了窑洞。建成后才发觉，枣园后沟虽然秘密条件好，但地方太窄太小，条件比较差，容不下那么多代表，而且只有一口水井，水质又不好，用水都成问题，只得放弃。
最后，经多方考察，综合考虑，将会址定在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这里地形比较平坦，地势相对开阔，两边山坡不是太陡，已建有多处窑洞，其中中央党校的校舍就可以作为代表们的住处直接利用，只需建一座礼堂而已。而杨家岭原来就有一个砖木结构的礼堂，可容三四百人，1941年冬天不慎被一场大火烧毁。所以，在确定会址的第三天，时任中央副秘书长的李富春就请来了自然科学院的建筑专家杨作材，要他重新设计一个修建方案。杨作材很快就拿出来了两个修建方案。第一个规模比较大，可容纳所有的中央机关人员在里面工作。李富春看后笑着说：“你怎么了，是要在这里建都吗？”这个方案被否决掉，采用了比较适用又有特色的第二个方案。
方案确定，中央便在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施工开始时，从当地请来了一些建筑工人，警卫连的同志们也轮流参加劳动。由于军民合力奋战，礼堂建设速度很快。历经一年多的开山炸石，紧张施工，大礼堂于1942年建成。这是一座凸式结构的建筑，充分体现了中西结合、壮观大方、朴素务实的时代风貌。礼堂大厅长36米、宽34米、高11米，可容将近千人，采用四个大石拱为主梁，而不采用当时大型建筑惯常用的两排柱子，避免了遮挡视线，这是延安当时惟一没有使用木梁或木柱的大型建筑物。建筑的主要用材是延安遍地皆是的石料，同时又利用了陕北石匠高超的砌拱技术。礼堂的外表装饰，吸收了西方建筑的一些特点，如东厅门外，有一个石柱，是采用一块整石按照希腊的建筑风格设计而成，像一个少女的手臂，被称之为希腊多列斯柱式。中央大礼堂是延安时期建筑艺术的杰作，这座庄严、古朴的建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烽火硝烟，依然风姿依旧，巍巍屹立。
修建礼堂时对其用途严格保密，许多人不明白为何在边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兴土木，修建工程浩大的礼堂。因此，有些人给任弼时、李富春提意见，认为这是铺张浪费。到七大召开时，大家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精心构思布置会场
大礼堂的建筑真可谓别具风格、独具匠心，它的落成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创设了一个清新静谧的外部环境和让代表们感觉轻松愉悦的和谐氛围。同样，在礼堂内部会场的布置上，任弼时等人也做了精心设计、周密安排，只不过，这项工作是在礼堂建成两年后才进行的。
会场前方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左右两边各斜插着五面鲜艳的党旗，表明我党所有领导同志和121万党员带着满腔热情，紧紧地围绕在以毛泽东、朱德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听从他们的领导，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主席台上方，一行红底白字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表明了会议的主旨，也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庄严地打出了我党继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在我国革命的实践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又一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它将是指导我党彻底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法宝；再上方的拱形横梁上悬挂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红字横幅，两侧垂直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下联是“团结全党、服务人民”，其用意不言自明；会场两边墙上插着24面红旗，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24年的奋斗历程；插党旗的“V”字形木座是英文“VICTORY”（即“胜利”）一词的第一个字母，表示党成立的24年是胜利的24年；两侧的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大字，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4个大字；主席台对面大门上方悬挂着横幅：“93万大军跟随前进”。这一切都烘托了七大团结、胜利的主题。
会场的其他摆设则非常简洁：主席台上是一字排开的几张长条桌，上面铺着台布，后面是十来把木椅；台下代表们坐的是长条靠背椅。在任弼时等人的精心设计、合理布局下，会场并不显得简陋，而是格调高雅，气势恢宏，既有时代感，又有浓郁的朴素气息。
认真审查代表资格
由于七大会期的一再延迟，客观情况的反复变化，尽管当时对七大代表资格的审查动手很早，但最终确定代表名额却晚，其间历时很长，前后达四年之久。这主要是由当时的环境条件造成的。
因为，从1928年召开党的六大到1945年举行党的七大，其间相隔达17年之久，即就是算到正式进行代表资格审查时的1940年，前后也历时12年之久。因此，要对情况不一、几经变动的各地代表进行审查，本身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加之根据地分散，且受日军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各地选出的代表又有来自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之别，有的同志还曾遭受过国民党的逮捕关押，这就使得审查工作更加困难。然而，代表资格审查是一件极其严肃、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容不得半点疏忽。这就要求在审查过程中，既要坚持原则对党负责，又要实事求是地核查当时当地的条件和环境，对每一位代表本人负责；既要考察他们在政治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又要弄清楚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在战场上、监狱中的政治气节。
为使中共七大能够集全党最优秀的代表于一堂，会前，中共中央组成了以彭真为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有任弼时、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等人，具体工作主要是在任弼时的主持下进行的。他们抱着对党和对当事人都负责的态度，从1940年5月29日召开第一次审查工作会议起，每隔一、二周就召开一次会议，到1941年2月近一年的时间里，共召开了19次审查代表资格的会议。各位成员认为，他们的责任只有一个，彻底弄清问题，分清是非，切实解决代表的资格问题。任何一位同志，不管犯了什么错误，决不能轻易武断地作结论。他们认真分析每一份材料，遇到政治上不清楚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地找旁证，向熟悉情况的同志调查核实；也找本人谈话，十分耐心地听取本人的意见，心平气和地向对方阐明道理，弄清事实，再决定取舍，决不允许任何无根据的怀疑。
他们既坚持原则，又认真负责，在七大召开之前的一个多月里，曾连续多次召开七大各代表团负责人会议，再次对代表资格逐个进行审查。先后又审查了252名正式和候补代表的资格。除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外，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还决定由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商议一个150名旁听代表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1944年5月19日，中央书记处又决定：委托任弼时、李富春、彭真审慎提出中央直属机关补选代表的名单，交由中央直属党委召集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1945年3月中、下旬，七大各代表团负责人又连续召开会议，再次对代表资格逐个进行审查。审查的结果是：合格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5人，其中新增补的246人，被停止或撤销代表资格的，或被原来的选举单位撤销代表资格的49人，圆满地完成了代表资格的审查任务，保证了七大代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七大的顺利召开和七大报告的顺利通过，以及党的最高领导层的选举，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历尽艰辛汇聚延安
参加七大，对各位代表来说，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使命和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奔赴延安的路程却是障碍重重，险象环生，异常艰难。对此，所有外地代表都深有体会，尤其南方各省代表对自己所经历的艰辛、曾面临的艰险，更是刻骨铭心，永远难忘。
1939年11月，香港党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有钟明等5人，分两批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由东江纵队派人护送到韶关，与广东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人会合，组成广东代表团。随后，广东代表团成员分别化装到桂林，在八路军办事处集中，换上八路军战士的军装后，乘坐新四军派来的军车到达黄山附近的太平镇。由于前面没有公路，代表们只好徒步翻越黄山，先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后又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这里，他们与浙江、广西（只有陈岸一人）、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9个地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共41人会合，根据东南局的指示，组成了临时党支部，古大存任书记。这时，由于局势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代表们不宜通过西安等后方大城市，而要绕道敌后根据地才能到达延安，这就增加了奔赴延安的困难。1940年1月，新四军反“扫荡”取得胜利，铜陵、繁昌先后被攻克，北上的路已被打通，东南局让代表们立即出发。为保密起见，东南局规定这支队伍对外称“服务团”，指定古大存为团长。1月20日，“服务团”在新四军军部一个连的护送下，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渡过长江。之后，他们又随罗炳辉的部队夜间越过津浦路，辗转行军，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半塔集。后又向皖东北挺进，两渡古金河，夜行百里越过陇海路，经过台儿庄，抵达鲁南山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抱犊崮。经过休整，“服务团”准备去鲁西地区，临行前遭到了伪军的包围袭击，机智脱险后又继续赶路，跑步前进越过津浦铁路上敌人的封锁线，经泰西、东平、湖西、鲁西，进入冀南根据地，于8月份越过平汉路封锁线，在部队的护送下到达八路军总部。9月，会同由山东经八路军总部打算去延安的徐向前，在两个团的护送下，有时一个晚上要行军70多公里，连闯5道封锁线，终于在1940年12月26日下午到达延安。其间历时整整一年，跨越11个省，行程万余里，可谓一次艰苦的“长征”。所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全部安全抵达红都延安。
相形之下，离陕北根据地较近的晋察冀代表却没有南方各省代表那么幸运。为了避免与敌人遭遇，他们只能走山路、走小路，行军非常困难。1940年4月的一天晚上，他们通过太原市西南白水镇的铁路后被日军发现，敌人在山顶上向下袭击他们，代表们立即撤下山路，从山沟里突围。天亮后，代表们才陆续突围出来。这场战斗使有的代表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有的被俘，损失比较大。后来，幸存代表又经历几次险境，翻山越岭，淌河过江，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终于在6月底到达延安。
新四军和皖南地区代表们的遭遇最为惨烈。他们一行24人，在南方九省代表之后到达安徽无为时，被国民党扣押起来，最后全部遇害。
刘少奇则是听从中央的安排，谢绝华中局同志的挽留，同其他人一道，于1942年3月19日动身，穿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陇海路，顺路解决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历经艰险，于12月30日到达延安。当时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陈毅也于1943年11月25日一早就踏上了赴延安的路程，经过3个月的跋涉，于1944年3月7日抵达延安。彭德怀和刘伯承是1943年9月一起去延安的。他们去延安是参加整风运动的，之后，就留在延安参加了七大。其他根据地的领导人如贺龙、聂荣臻等也先后来到延安。
一时间，延安群星荟萃，几乎中国现代史上所有的革命精英都聚集在这里。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没有大的招待所，大批到来的代表除一部分住到中共中央党校外，其余的则分散住在附近的机关、部队、学校里，有的住在自己家里。代表们住的简陋，吃的也很简单，住在哪就吃在哪，没有任何特殊的待遇，但他们毫无怨言。他们来到延安，看到了延安的新气象，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因此，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
起草修订“历史决议”
为了统一党的思想，提高党员认识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任弼时主持搞一个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由他负责向七大作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表面上这是一个如何评价我党前期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如何看待我党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如何定性我党所走道路、所持路线的决议，其实这是一个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增进同志间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决定全党全军和全国革命命运的报告。对此，任弼时深感责任重大，在他的主持下，当天就成立了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后又增加了博古）参加的“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后，任弼时很快就投入到决议的起草工作中。他在当月就以《历史草案》为蓝本起草了一万两千字的《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这个草稿吸收了1942年、1943年党的高级干部整风的成果，认为“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并没有起到进步的作用”，从“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是错误的”。该《草案初稿》又经两次大的修改，第三稿还有一万字左右。后又经胡乔木的重新起草和修改，字数近七千，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概述和分析了大革命失败至抗战爆发十年间党发展的历史和“左”倾路线造成的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所取得的胜利。
后来，起草委员会又多次召开座谈会，除自行座谈外，还组织包括党的高级干部、七大代表在内的各方人士进行座谈，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对决议不断进行完善。其间，任弼时还与王明进行了两次中肯的、推心置腹的谈话，听取王明对党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并将谈话要点进行整理，上报中央。在讨论和征求意见时，任弼时反复强调：解决历史问题的方针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分析错误的内容与根源，而不在追究个人的责任。
任弼时会同准备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不厌其烦地对决议草稿进行多次修改、润色的同时，还对禁锢部分人头脑的教条主义宗派与经验主义者的关系作了精辟阐释，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表现作了合情入理的分析。
最终，在反复修改、集体讨论、十多次易稿的基础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定稿，起草组将其交付中央准备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表决通过。《决议》的制定和最终通过，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得到了全党的拥护，特别受到犯过“左”倾错误的党内高级干部的拥护，为七大团结、胜利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先期两会凸显七大主题
为了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工作，起草各种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形成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代表们在七大会议上能集中精力讨论解决当时面临的抗战建国主题，不被“琐事”干扰而偏离会议既定方向，在七大正式召开前，党中央先期召开了两次重要的会议，即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预备会议。
六届七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会期最长的一次会议，从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前后历时11个月。5月21日，七中全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的决议，并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及报告负责人，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党的历史问题报告——任弼时，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讲演——周恩来。除政治报告不设准备委员会外，会议同意中央书记处提议的其他四个报告的准备委员会的名单。
1945年3月16日，七中全会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于二十五日前做好召开‘七大’的一切准备工作，二十六日正式开会”；提议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康生、高岗、陈毅、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真、洛甫、徐向前、贺龙等十六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为主席团常委，处理中央日常事务。决议还通过了大会开幕典礼程序：毛泽东致开幕词；推举大会主席团及正副秘书长；通过大会议程；朱德、林伯渠、周恩来等发表演说；推举代表资格审查及政治、军事、党章、历史等委员会。其中大会正式议程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问题报告；然后进行大会发言（重要发言有：周恩来报告统战问题，彭德怀报告华北情况，陈毅报告华中情况，高岗报告陕甘宁情况）；随后由刘少奇作党章问题报告、会议讨论；任弼时作党的历史问题报告、会议讨论；通过各种问题决议及通电；选举中央委员会。
为了使七大“集中力量讨论当前的政治、军事、组织问题”和“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3月25日召开的主席团会议和31日召开的全体会议又做出决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改在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原先拟定许多同志发言的办法取消，到会代表可根据大会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正面地联系当地实际情况发表意见，七大上最好不涉及历史问题。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和刘少奇准备提交大会讨论的党章（草案）。在4月20日召开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又讨论通过了朱德将在大会上作的军事问题报告、《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大会议事日程、主席团、常务主席团名单、秘书长（正任弼时、副李富春）和以彭真为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及会场规则。
4月21日，召开七大预备会议。任弼时在会上对召开七大的筹备工作作了说明，这也是对会前所作各项准备工作的总结：召开七大的多次延期当中，我们的力量发展很快，实力壮大，政策正确，七大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意义与作用非常重大；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审查干部，党内思想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更加纯洁，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其意义“非常伟大”，这便于七大各项决议的贯彻实施；从1937年成立七大准备委员会到现在召开会议，根据情况的变化，代表名额总数在不断增加，代表名额分配在不断调整，会议议事日程在不断修订，报告草案书写在不断完善，会议的其他工作在一直进行；预备会上除将原定议程第二项“动员工人阶级参加抗战工作”改为军事报告外，又表决通过了开幕典礼、闭幕典礼、会议期间举行先烈追悼大会等新增议程和大会主席团、正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名单以及七大的会场规则，并让主席团全体成员及正副秘书长走上主席台同各位代表见面，随后，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
至此，召开七大的所有筹备工作全部完成。党的七大也如期于两天之后的23日下午5点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历时50天后于6月11日胜利闭幕。通过这次大会，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决策机构初步形成，党的指导思想基本确立，新中国的宏伟目标已清晰勾画。因此，该次会议被誉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之所以如此，缜密的前期准备是铸就这一盛会最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