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前1770年左右，幼发拉底河畔的马里（Mari）城邦的国王齐姆里-里姆（Zimri-Lim），被他的小女儿弄得身心疲惫。

十年前，齐姆里-里姆把大女儿什玛土姆嫁给了依兰苏拉（Ilansura）城邦的国王。这场婚姻很般配，婚宴持续多日，还有成堆的礼物（主要是新娘家送给新郎的礼物）。最终，齐姆里-里姆的孙儿们会继承依兰苏拉的王位，同时依兰苏拉的国王也会成为他的盟友，而不再是一大批独立城邦中的另一个竞争者。这些独立城邦竞相争夺幼发拉底河两岸有限的沃土。

不幸的是，孙儿们没有像期待的那么快到来。三年后，齐姆里-里姆仍然寄希望于跟依兰苏拉的结盟关系能够永续，又将另一个女儿嫁了过去：什玛土姆的妹妹吉鲁姆。吉鲁姆心高气傲，嘴巴灵巧。按规矩，她应算是妃子，同时也是她姐姐的奴仆。然而，她决定说服国王，让她当正室。她还参与了朝政，任意支使奴仆，嘲笑她的姐姐，在宫殿里面颐指气使——直到什玛土姆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未生育子女的吉鲁姆在宫殿里的地位一落千丈。“没有人再来问我的意见，”她写信给父亲抱怨说。“我丈夫把我最后一个仆人也剥夺了。我姐姐说，她会随意处置我！”

考虑到吉鲁姆嫁过来之后头几年对她姐姐的所作所为，所谓的“随意处置”估计不会是什么好事情。实际上，吉鲁姆很快就写信让父亲来救她。刚开始她在信里还只是说：“把我带回家吧，不然我就死定了！”后来发展成了：“你要是不把我带回马里，我就会从依兰苏拉最高的屋顶上跳下来！”

齐姆里-里姆本来希望依兰苏拉的国王成为他的盟友。不幸的是，把吉鲁姆留在这个人家里也不会增加两个家族之间的善意。在把小女儿嫁过去七年后，齐姆里-里姆放弃了希望，亲自前往北方的这个城邦，按照他的朝廷的记载，他“解放了依兰苏拉王宫”，把吉鲁姆带回了家。

数千年前，一群狩猎采集者在亚洲和欧洲大陆游荡，追逐以野生牧草为食的大型哺乳动物。慢慢地，冰川开始退缩。草原的分布发生了变化，大型食草动物向北迁徙，在人们眼前消失了。一些狩猎者也跟着走了。另外一些人，由于没有了肉食来源，开始收获野草的种子食用，久而久之，他们自己也开始种植其中的一些草。

情形大概如此吧。

尽管大部分的世界史都从史前时代开始讲，但是我总觉得，从史前史开始，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错误的起始点。其他一些领域的专家有更好的工具，可以更好地深入了解史前昏暗而遥远的过去。考古学家发掘出了用猛犸象骨建成的村庄的遗迹，人类学家则试图重建失落的村民的世界。他们都在寻找某种能够适合这些证据的假说，这个假说将揭示一群人如何从东向西移动，放弃了猛犸肉而改食大麦，并挖掘洞穴储存多余的谷物。

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希望不只是解释人们做了什么，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希望解释有些事情他们为什么做，以及是如何做的。对于这些历史学家而言，史前史——人们开始记述有关他们的国王、英雄遗迹以及他们自己的故事之前的时代——仍然是不透明的。无论考古学家对于所谓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做出了什么结论，我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在法国南部的村庄制作圆盆的某个陶工的白天和夜里的活动都一无所知。狩猎采集者的踪迹（陶器、石片、人和动物的骨头、悬崖和洞穴墙壁上的绘画）揭示了一种生活模式，却没有讲述任何故事。没有史前时代的君王和王后的故事。史前人类被剥夺了个性，在地图上往往用移动的色块表示：向北、向西，开辟出一块种粮食的土地，或是聚集起一群新驯化的动物。这些无名氏的故事，必须以无人称的语气讲出来，使得历史显得不够生动：“文明在新月沃地萌芽，在幼发拉底河畔，小麦第一次被人们所种植。书写随后发展起来，城市也建立了。”

只要历史学家被迫对“人类行为”进行一般性的陈述，他就好像是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说着某种外语，而且说起来往往既不流利也不优雅。这种无人称的历史（在英语中大量使用被动语态）往往极度枯燥。更糟的是，它还不够准确。农业不是新月沃地所独有的；随着气候变暖，亚洲和欧洲有很多人类族群开始种植粮食，而同一时期新月沃地的大部分地方还都是荒原。

人类学家可以推测人类的行为，考古学可以推测人类定居的模式，哲学家和神学家可以把人当作无差别的群体推测所谓“人性”的动机。但是历史学家却肩负着不同的任务——他们要寻找特殊的个体，给人类行为赋予血肉和精神。

在古代近东当一个小国的国王很是不易。齐姆里-里姆的一生中，有一半时间都在与其他城邦的国王打来打去，另一半时间则试图就他复杂的个人生活进行谈判。他的王后叫西普图，能力很强，政治嗅觉敏锐，在丈夫出征作战的时候，就负责管理马里城。在地中海的盛夏季节，她给国王写信：“在太阳底下时，大王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穿上我给你缝制的长袍和斗篷！……我整日为大王担惊受怕。记得写信给我，报个平安！”齐姆里-里姆回信道：“敌人的武器奈何不了我。一切安好。尽管放心。”在幼发拉底河岸边出土的成千上万个楔形文字泥板中，齐姆里-里姆既是一个典型的美索不达米亚国王，又是一个个体：娶了多个妻子，但不怎么会当父亲。

所以，我在开始撰写本书的时候，没有从洞穴画开始，也没有从平原上游荡的无名的游牧者开始，而是选择了这样一个时刻：在史前时期难以分辨的人群中，渐渐开始显现出具体的个体的生活，开始能听见具体的个体的声音。在后面的章节中，你会发现一些从考古学和人类学著作中借来的史前史材料（伴随这些史料，不可避免要使用无人称的语气）。但是，之所以要采用那些史前史的材料，是要为在侧翼等待出场的人物布置好舞台。

在讲述这段史前史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挑选并使用了一些史诗故事和神话。从古代历史的表面上浮现出来的第一批人物似乎多是半人半神的形象。最早的国王的统治都长达数千年，而最早的英雄都骑着雄鹰升到了天堂。自18世纪（至少）以来，西方历史学家一直怀疑此类故事的真实性。历史学家都是在大学体系中受过训练的人，他们尊重科学，认为科学就得是精确可靠的。历史学家经常试图将自己视作科学家：寻找冰冷、客观的事实，抛弃任何似乎背离了牛顿宇宙观下的现实的历史资料。毕竟，像苏美尔王表那样的文献，一开头就说“王权从天而降”，是不可能作为历史被采信的。历史学家最好还是依靠考古学，重建苏美尔、埃及以及印度河流域最早的定居点的历史。

但是对于那些关心人类行为的原因和方式的历史学家来说，发掘出的陶片和房屋地基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们无法让人洞察历史人物的灵魂。另一方面，史诗故事则展示了讲述者的担心和希望，这一点是解释他们的行为的关键。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凯伊（John keay）所说，神话就是“历史的烟雾”。你得使劲给它扇风，可能才有希望看到烟雾遮盖下的火苗；但是当你最先只看到烟雾时，最好不要假装没看见。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记住，所有的古代史都包含大量的猜测。以实物证据为依托的猜测，有时并不比以人们选择保留下来，讲给他们孩子的故事为依托的猜测更可靠。每一位历史学家都要对证据进行分类，丢弃似乎不相关的东西，并将其余部分排列成某种模式。古代传下来的故事所提供的证据，同商人在贸易路线上留下的证据一样重要。两者都需要人去收集、筛选、评估并加以使用。把注意力集中在实物证据上，排除神话和故事，等于只相信那些可以被触及、闻到、看到、权衡的东西，认为只有它们才能解释人类行为。这种做法展现了一种机械的解释人性的观念，是对用科学方法来解释人类行为所有奥秘的盲目的信仰。

然而，围绕非常古老的故事构建的历史，与围绕古代遗址所构建的历史一样，都需要大量的理论阐释。所以，在书面记录开始增加，猜测也逐渐变得不完全是猜测的时候，我会试图指出这一点（“第二部分”）。历史学家并不总是想着给读者提这个醒。很多历史著作从“中石器时代人制造的武器越来越好”，一下子跳到“萨尔贡的统治遍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却没有说明，这两种说法基于非常不同的证据，并且模糊程度也不同。

在这一卷中，我们不会在澳大利亚、美洲，或者是非洲等地花太多时间，不过略过非洲是出于某种稍微不同的原因。尽管这些文化的口述历史也很悠久，但其年代并没有超出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王表，或是埃及国王最早建立的纪念碑。不过，把历史按照线性的时间轴分成史前史、古代史、中世纪史，然后一直延伸到未来这种做法，不是源自非洲或是美洲原住民。这是一种非常西方化的创举（当然这一事实绝不会削弱这一划分法的用处）。正如考古学家克里斯·戈斯登（Chris Gosden）在他所著的史前史入门书中指出的那样，澳大利亚等地的原住民没有产生本土的“史前史”概念。据我们所知，他们认为过去和现在是一体的，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西方人到来，带来了“历史”的观念——这时，他们的史前史就突然终结了。我们将会在那个时刻遇见他们：这种做法可能不是最理想的，但至少可以避免过于粗暴地对待他们的时间观念。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是，给汉穆拉比（约公元前1750年）之前的历史事件确定纪年都会存在问题。甚至汉穆拉比登基也有50年左右的误差。而当我们上溯到公元前7000年左右时，误差更是接近五六百年之多。公元前7000年之前，历史纪年充满了不确定性。要想描述从人类历史的开端，直到公元前4000年前发生的任何事情，由于存在几种不同的体系来标记“史前史”的时代，事情变得更加混乱。这些体系中没有任何一个与其他的某个完全一致，而且其中至少有一个体系是完全错误的。

本书中我选择使用传统的BC和AD来表示公元前和公元后。西方有许多历史学家试图避免完全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角度看待历史，选择使用BCE和CE来表示公元前和公元后；但是，一方面使用BCE，一方面却又承认基督诞生的那一年是公元元年，这种做法对我来说似乎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