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刻骨铭心 犹新记忆
永生难忘的第一次飞行
飞行仅仅持续了几分钟，但许许多多细节和画面仍然在我的脑海中清晰而鲜活地闪动着。
那天刮的是北风，而一年中这个季节常常是刮南风的。随着咯噔咯噔的机轮声，飞机滑行在周围有些像得克萨斯田园风光的机场滑行道上。我仍记得，在准备起飞时，发动机暖机时散发出的滑油味以及空气中弥漫的机场草地剪割后鲜草的味道飘进了驾驶舱。
我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当飞机滑行到跑道头时我对各类驾驶舱内起飞前影响安全的警告之警觉已提至最高级别。我逐项完成了检查单并做好了起飞的准备。我也仍然记得飞机在离地升空的瞬间，而3分钟后我不得不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全神贯注地驾驶飞机返场着陆。
这一切至今仍然鲜活地历历在目。
一名飞行员一生当中会经历成千上万次起飞着陆，其中绝大多数犹如过眼云烟，但总会有那么一两次特殊的飞行令飞行员面临挑战，给他以经验，或者让他改变，从而使他对这次飞行的分分秒秒永生难忘。
我一生当中也有过为数不多难以忘怀的飞行经历，当时的经历引发的五味俱全的各种感慨及随后的浮想联翩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这次是在2009年1月寒冷的一天，我降落在纽约的哈得孙河上。但在这之前，让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一次飞行经历是我第一次单飞，那是在1967年6月3日周六下午稍晚些的时候，地点是得州舍尔曼（Sherman）草地机场。那一年我16岁。
每当回顾那些把我打造成一个男人、一名飞行员的种种动力时，这些往事就像电影，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闪过。无论在飞行中还是在地面上，我在成长过程中都得到了颇有成效的培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塑造了我。我感激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们。所有的这些像我们在银行储蓄一样，需要时一并取出。我驾驶1549航班安全迫降在哈得孙河上，几乎是下意识地毫不犹豫，这都是多年日积月累的阅历开花的结果。
在我刚刚4岁多一点的时候，我的想法是长大了做一名警察，后来我又想当一名消防队员。然而5岁时，我真正知道了我一生中要从事的职业，那就是我的理想——当一名飞行员飞上蓝天。
从那一刻开始，我对这一理想从未踌躇过，相反，由于我童年时家住得州的丹尼森（Denison）郊区，附近机场的战斗机常常在我家房子上空飞来飞去，呼啸而过，看着它们更坚定了我长大后做一名飞行员的想法。
我的家在距离佩兰空军机场（Perrin）北部9英里（14公里）湖边的一片住户稀疏的土地上。因为是在乡下，喷气式飞机飞得很低，也就是3 000英尺（914米）高，所以总能听到它们飞过来了。父亲把他的双筒望远镜给我，我总喜欢用它瞭望着远远的天边，希望着能看到些什么，以此来满足我神游似的幻想。而一旦看到喷气式战斗机，它们越飞越近，速度极快，我就更加惊喜不已。
那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喷气式战斗机比现在的飞机噪音要大得多，可我从来没发现住在得州北郊那个地方的人们对噪音有什么抱怨。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我们是胜利者。空军可是荣耀之至。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当空军机场周围的居民开始议论飞机的噪音，基地的飞行员感到需要回应这些抱怨时，他们在汽车后保险杠上贴上标语，上面写道：“喷气机的噪音：自由之声。”
飞机的各方面都令我着迷——它们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外形，让它们像火箭似的直冲蓝天的发动机动力，尤其是坐在驾驶舱操纵它的飞行员，技术精湛得令人肃然起敬。
在我6岁时，我自己制作了第一架飞机模型，仿制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圣路易斯精神号”（the Spirit of St. Louis）飞机(1)。我阅读了许多关于“幸运的林德”的书，我知道他飞越大西洋其实不仅仅是幸运，他做了详细的计划，他做了充足的准备，他有坚强的毅力，他在我心目中简直就是英雄。
到了1962年，我11岁了。我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飞行的图书和杂志。也是在那年我第一次坐飞机。我妈妈是小学一年级的老师。妈妈让我陪着她去奥斯丁（Austin），参加全州家庭教师协会的大会。那也是妈妈第一次坐飞机。
达拉斯勒沃菲尔德（Love Field）机场位于我家以南75英里（120公里）。当我们到达那里时，这个在我心中很是神秘的机场，到处是令我崇敬的人们，有飞行员、空姐以及穿着入时的旅客正整装待发。
在候机楼，我站在新落成的“得州巡警”雕像前，看到匾牌上写着“一场骚乱，一名巡警”，讲述的是19世纪90年代一个小镇上发生骚乱的传说。当地治安长官请求一队巡警来制止镇上发生的暴虐，当镇上的居民看到只来了一名巡警时大吃了一惊，他们想请求多派些人来但又担心被拒绝。“这里有几场骚乱啊？”巡警例行公事地问道，“啊，只有一场乱子，那来我一个人就行了，看我的吧。”
那天在机场，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位英雄人物。我对早期的水星探测项目十分着迷，所以这时一个矮小而精干的人走过候机楼让我激动不已。他穿着制服，系着领带，戴着帽子，十分面熟。我认出他就是电视里说的那位个子瘦小而能力极强的陆军中校约翰，水星探测项目组的代言人。我不好意思走上前去跟他说话，一个能跟那么多太空飞行员打交道的人并不需要我这么个11岁的小孩凑上前去揪他的衣角。
那一天多云，还下着小雨。我们走出候机楼经过柏油停机坪登上了布兰尼夫航空公司（Braniff International Airways）(2)的航班，一架康维尔440飞机(3)。我妈妈带着白色的手套和帽子，我穿着运动夹克和休闲裤，当时外出的人们总是穿着最好的衣服。
我们的座位在飞机客舱的右侧。妈妈当然喜欢看看窗外的风景，但她太了解我了，说：“你坐靠窗户的座位吧。”尽管飞机还纹丝未动，我的脸就已紧紧地贴在舷窗上，恨不得把窗外的任何东西都尽收于自己的眼底。
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跑起飞升空时，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地面看上去像是一个纵横交错铁路网的模型，第二个印象是我要当一个能在蓝天飞翔的飞行员。
我再次飞上蓝天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在16岁时，我向爸爸提出去学习飞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爸爸是海军里的一名牙医，他非常崇敬飞行员，也十分清楚我的愿望。爸爸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驾驶喷洒农药的飞机的驾驶员库克（L.T. Cook Jr.），在他家附近有属于他自己的机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库克先生曾经在联邦政府民用飞行员训练项目中担任飞行教员。那个时候美国的孤立主义者不愿意卷入欧洲的战争，但是罗斯福总统知道美国很可能会参加这场战争，因此需要成千上万的训练合格的飞行员。从1939年开始，像库克这样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们已经在培训民间的飞行员了。以便一旦战争需要时，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尽管这个培训项目当时有争议，但是后来美国参战了。这些培训过的飞行员都参加了援助盟国的战斗。库克先生和跟他一样的飞行教员成为战斗在美国本土上的无名英雄。
我见到库克先生时，他有50多岁，是一个寡言少语但办事严肃认真的人。库克先生大部分时间在进行用飞机洒农药等通用作业飞行。但如果他看上什么人比较聪明，气质性情上适合飞行，库克先生会收为学生教他飞行。
我想他看到我时一定会很喜欢。我个子高高的，是一个文静而认真热心的孩子。我的父母一直教育我对年长的人要有礼貌，所以我在他面前也很谦恭。我又是一个典型的性格内向的人，而他也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他看出我虽然不爱说话，但是我的态度是认真的，又有很高的热情。他告诉我，飞行需要每小时收取6美元使用飞机的费用，这是“湿租价格”，其中包括燃油费用。此外，他每小时另外收取3美元教学费。父母替我支付使用飞机的费用，我用自己给教堂打扫卫生挣的工钱支付训练教学的费用，每30分钟1.5美元。
我积累了数十年的飞行日志记录本，里面包含着我那么多年数千次的飞行记录。而我的第一本飞行日志上第一次填写的日期是1967年4月3日，那是库克先生带我飞的30分钟。驾驶的是一架前后座的阿尔卡（Aeronca）(4)7DC型飞机。那是一架设备简单的螺旋桨飞机，造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它甚至没有无线电收发装置。第一次飞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我自己亲手在操纵飞机。
我坐在前座，库克先生坐在后座，后座也有一套操纵系统。他教学的方法是飞行界常用的术语“我跟着你做”，意思是说，他的手松开驾驶杆而留在旁边让我做，一旦我出现明显的错误，他可以立即上手纠正。他在后座看着我的动作，还不时透过发动机的轰鸣声大声喊着提示我。像许多那个年代的飞行员一样，他用飞行卡纸板卷成喊话筒遮蔽噪音，将他的指令传入我的耳朵。只有必要时他才喊话，称赞的话语更是罕有。一切正常，几周下来，我感觉他认为我已经入门了，是块学飞行的料。每天晚上我在家里也在研究着飞行，自学飞行的函授地面课程，准备通过私人飞行驾照的笔试。在库克先生看来，我是专心致志的。
有时我来上课时库克先生不在，我就开车跑到镇上，因为我十分了解他，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他在当地的“奶品皇后”店（DairyQueen）(5)喝咖啡。见到我，他喝完后会在柜台上扔下小费，跟我们一起返回机场。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库克先生一共教我飞了16课，每课平均30分钟。到了6月3日，我的总飞行时间积累到了7小时25分钟。那一天，他带我飞了10分钟后，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啦”，他说，“自己做着陆，着陆后滑行到机库。”我按他说的做，到了机库后，库克先生跃出后舱对我说：“OK！自己单飞三个起落吧。”
他并不希望我靠撞大运，他也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做事莽撞，无情无义的人，而是做事非常实际，有情有义。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孩子已经准备好了，让他单飞吧，绝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对此我自己也信心十足。
而在今天，一个孩子不可能这么快就单独飞行了。今天的飞机要复杂得多了。任何一个人单独驾驶飞机上天前，要完成各种各样的程序以及办好各种保险事项。今天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也复杂多了。飞行教员也有更多的安全以及谨慎方面的考量。
而那一天，在得州北郊的乡村大地上，我不用去联系空中管制，也没有被要求去遵守那么多的法规。只有我、飞机，还有在地面上一直注视着我的库克先生！
那天刮着北风，我要滑行到跑道的另一端去向北起飞，而训练时很少这样。我系好安全带准备滑出。
机场是南端低，向北上坡，北端高。尽管库克先生刚刚剪过草地机场上的青草，跑道仍然不像柏油或平平的草地跑道那样平整。
飞机滑到了跑道头，驾驶舱里就我一个，一生中的第一次。我检查了磁电机点火系统和润滑油压力，确认发动机、方向舵、升降舵和副翼工作正常。逐项完成了检查单后，我的手紧握驾驶杆，深深吸了一口气，松开刹车，开始了我的起飞。库克先生刚刚告诉过我，飞机离地要快许多，因为现在飞机上少了一个人。
飞机对正跑道，准备好起飞，接着就是离地升空。当一个新的飞行员第一次自己飞时，一定要有人对他说点什么，这时的库克先生用了最简洁的语言，也就是站在跑道的边线上用点头来示意。我的飞机爬升得越来越高了，飞机下面站在地面上的他变得越来越小。我的心中对库克先生充满了感激。
飞机爬高到距地面800英尺（244米），我围着机场盘旋了一圈，真正领略到了自由飞翔的兴奋，一种成功感油然而生。经历了听讲、观摩、提问以及刻苦地学习，我梦想成真。我自己一个人翱翔在蓝天上。
那一刻我并没有为自己的成功和美好的前程沾沾自喜。我集中全力操作，容不得有任何放松。我知道棒球帽下的库克先生正仰着头向上在仔细地观察我。我想做得棒些给他看，每一个动作都力争做得准确无误。我不希望着陆后他给我讲评时，罗列长长的清单一条一条来指出我的问题。
飞行中，库克的指令犹在耳边：“蹬点方向舵，保持飞机不侧滑。”尽管他已不在飞机上了，但他教我的声音犹在耳边，依然伴随。
我一直忙于操作，无暇去看外面的风景。我飞过一个小池塘，舍尔曼小镇就在我的左边，而我想的不是去欣赏这些，我想的是尽量飞得好一些，这样库克先生就会让我再次单飞。
他指令我围着机场飞一个长方形直角的起落航线，转一圈下来约3分钟，这样来练习着陆动作。着陆后连续起飞又回到空中再做了一次，在连续3次后，最后着陆滑回。
我的整个第一次单飞经历差不多仅仅9分钟，但我知道它对我是多么重要的一步。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在1903年，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6)的第一次飞行距离仅为40码（36.5米），升空离地距离为20英尺（6米），飞行持续了12秒钟。
单飞结束后，库克先生站在那里欢迎我。当我关停发动机后，他说我做得不错，完全是按照他的要求做的。虽然他没说“好样的”，但我知道我通过了测试。他告诉我这个夏天他要忙着用另一架飞机喷洒农药，而我可以用他的这架阿尔卡飞机自己练习飞行。我们商量好了，每隔几天我过来单飞几次以便磨炼自己的技术，还是每小时收6美元。
现在，我已经58岁了，总飞行时间已经达到19 700小时。但追溯我飞行的职业生涯，就是从那个下午开始的。那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尽管带飞加上单飞总飞行时间还不到8小时，但是库克先生给了我飞行的信心。在他的引导下，我认识到我自己可以把飞机安全地飞到蓝天上，又安全地降落回地面。正是那第一次单飞锁定了我与飞行职业的不解之缘并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当时我还没有完全清楚这一点，而今天回头来看我学飞行走过的路是很传统的，人们开始学习飞行时都是如此：一位年纪大一些的、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在一望无际的天空下的草地机场上教一个年轻人从最基础开始做起。
当我回忆起这些，我的心中充满感激。我是一个幸运的年轻人。那是我飞行生涯完美的开始。
在我上中学时，除我之外没有人愿意当一名飞行员，我的志向和爱好与众不同。同学里我也有朋友，但在大多数孩子看来我是一个害羞、好学、真诚的人，总是爱看一些飞行杂志，一有空儿就往机场跑。我不是个善于交际的人。我喜欢坐在驾驶舱中的感觉。
从某些方面说，我在那个机场里快速成长，学到了很多东西，使我看到生活中的希望永远与一个一个风险同在，无限风光在险峰。
有一天，当我走出库克先生的机库时，我看到一架涂着白漆及调整片漆成红色的派珀飞机（Piper Tri-Pacer）(7)摔在机场跑道的北端，机身已扭曲。库克先生将情形告诉了我：他的一位朋友试图驾驶这架派珀飞机着陆，在向机场进近过程中，他要穿过U.S.82号公路。当他发现沿着高速公路有一条20英尺（6米）高的电缆后为时已晚，他拉起机头使飞机躲过电缆。但这个动作使飞机减速太快以至失速，失速后的飞机一头撞到地上，他当场死亡。
还没有人来收拾遇难飞机的残骸，惨状依然留在机场的一端。我走了1/4英里（400米）来到飞机边上，看到驾驶舱里到处是血。在那个年代，飞机驾驶员座椅只有安全腰带而没有肩带。我想他的头一定是猛烈地撞在仪表板上。我试着设想这一切发生的情形——他拉起机头避开电线，飞机失速，之后猛烈地撞击地面。我壮着胆子趴在驾驶舱边，看着，琢磨着。转过头去离开是很容易的事，但我没有这么做。
对一个16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场景使我警醒，非常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认识到驾驶飞机是不能犯错误的。飞机及周围环境的一切要在你的掌控之中，在查看飞机驾驶舱内仪表等的同时，要向外观察电线、鸟、树和雾，时刻保持高度警觉，警惕将会发生的一切。什么事可以做和什么不可以做同样重要。一个简单的失误也许会让你丧命。
这一事件悲惨的场景没有让我犹豫和停滞不前，反而使我立誓从中吸取前车之鉴，最大可能地降低飞行中的风险。
飞行过程中我从不玩花活儿，因为那会要命的，但我自己有从中找到获得乐趣的方法。我跟父母及妹妹约好时间，我驾驶着飞机飞越我家的上空，左右摇摆机翼向他们问好。那时我家居住的地区人烟稀少，因此法规允许我将飞机高度降低至距我家500英尺（152米）的上空。飞越时，家人没有办法看清我的面孔，但他们可以看到我在向他们招手。
到了1968年10月，我飞行了已经有70小时，我准备申请私人驾驶执照，这需要经过美国联邦航空局考试官的检查。我过关了！拿到执照后我就可以带一名乘客飞行了！
我想把第一名乘客的荣誉给我的妈妈。我的飞行记录簿记载着带我妈妈飞行的日期是1968年10月29日，也就是我拿到执照的第二天。在飞行记录簿里，那一天的旁边标记了一个小星号作为对特殊日子的小标记。这在20世纪60年代就相当于今天的电子邮件的小笑脸标记。
那天，我妈妈一点儿也不紧张，只有自豪。我帮她坐进后舱，系好安全带。我向妈妈简单介绍了会听见什么声音，会看见什么东西，胃也许会有些反应。我想也许正是我那种认真的态度，使别人感到我既负责任又有能力。
我是一个遵规守矩的人，因此妈妈对我满怀信心。妈妈坐在后面，她的生命在我手中。她不会给我任何要求和提醒。我像妈妈的专职司机一样拉着她在天空中翱翔，落地后下飞机，妈妈拥抱了我。
可以带人飞行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之后，我带我的妹妹、父亲、祖父母都飞了。我又鼓足勇气带别人飞。一个伶俐可爱、身材苗条的女孩，名字叫卡洛尔（Carole），她有着棕色的头发，戴着一副眼镜。我们是丹尼森高中的同学，还曾一起参加了教堂的唱诗班。我有些迷恋她，我也挺希望她能注意我。许多漂亮姑娘都知道充分利用自己的美丽四处展示获取好处，卡洛尔漂亮，但她不这么做，她性格不是很外向，但开朗、与人为善，这正是她吸引别人之处。
在电影《壮志凌云》（Top Gun）(8)播出之前，没有姑娘对飞行员经历感兴趣。再加上我又不是汤姆·克鲁斯，开飞机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件很高深莫测的事，没有人真正看到过我飞行。我也没有一个赢得飞机着陆比赛获奖后将照片在当地报纸刊登出来的机会。我所做的都在高高的天上，别人看不见。对姑娘谈谈飞行，她们看上去好像从来也没什么感觉，有时甚至感觉她们对我所说的不屑一顾，当然也许是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飞行的魅力。
不管怎么样，我想尝试着让卡洛尔感兴趣。她与我一样也是个内向的人，所以我们在一起常常也没有多少话。当我问她是否愿意坐我的飞机时，我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就是她想去，我猜她的父母也不会同意。但她问她的父母时，他们居然同意让我带她飞45分钟，并说要飞越阿肯色州的阿肯色河、波托河到史密斯城堡（Fort Smith）。
这是我勤奋耕耘获得结果的日子，我特别高兴。回过头来看，她的父母能同意真是了不起。从实质上讲，他们同意一个不到18岁的男孩子驾驶着一架飞机带着他们还未成年的女儿做跨州界的飞行，而且是一架轻型飞机，想想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
就这样，我们一起去飞了。那是一个晴天，有点冷，但气流平稳，能见度极好，几英里外任何方向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飞机的噪声很大，所以飞行中交谈很不容易。我几乎是高喊着告诉她：“我们下面是红河。”她也高喊着回答：“什么？”我又再喊一遍。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和她一起飞。
那天我们飞的是赛斯纳150飞机(9)，我租了两个小时。那是一架很小的飞机，只能并排乘坐两个人。飞机的驾驶舱才3英尺（0.9米）宽，我的右腿碰着她的左腿，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想象一下，一个17岁的男孩和这么漂亮的女孩并排坐在一起，在足足两个小时里，她的腿碰着我的腿，我的胳膊挨着她的胳膊。股股香水味从她那边飘逸而来，也许是洗发水的味道。一次当她斜着身子从我这边的舷窗向外看时，她云鬓似的头发散落在我的手臂上。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这时我才发现，飞行也能让我萌发情爱的心动。
这是不是让我难于集中精力驾驶飞机呢？不！我想这又是一个例证，那就是飞行员要学会分清主次。我当然知道卡洛尔就在旁边，但我有我的职业操守和责任。我真想抱抱她，但我想我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保证她的安全。
我们的关系再没有什么进展，尽管那次飞行中我们紧紧并排坐在一起，我大声地告诉她得州乡村的地标景物。我们降落在史密斯城堡机场并在那里吃了午饭——好啦，只留下甜蜜和温馨的回忆。
在一个飞行员的飞行生涯中可以有成千上万次起飞着陆，大部分如过眼烟云，但总有那么几次是难以忘怀的。
最后一次到库克先生的机场是在20世纪70年代晚些时候，我在80年代前期一直没有和他联系。后来我听说他得了癌症，从颈部和颌部切除了几个肿瘤。有人推测他之所以得癌症是因为他长期从事农药喷洒作业，接触化学雾状物质所致，因为他几乎天天在做此事。库克先生于2001年去世。
当我将全美航空1549班机紧急迫降在哈得孙河上后，人们将成千上万的电子邮件和信件发给我，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感谢我和机组挽救了机上155人的生命。在一大堆信件中，我万分感动地发现有一封寡居的库克先生夫人的来信。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她的音信了。信中的话更是让我感慨万分。她写道：“如果库克还活着，他对你所做的不会感到任何惊奇！”她还写道：“但他一定会欣慰之至并为你深感自豪！”
从各方面来讲，所有我的良师益友、心中的英雄和爱我的人、引导过我的人、鼓励过我的人、发现我身上潜质的人都在1549航班飞机的驾驶舱里陪伴着我。在我们双发停车，千钧一发、必死无疑的情形下，想到那么多人培养我多年，历历在目的点点滴滴都在支撑着我。库克先生的教诲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精神引导着我完成这5分钟的飞行，库克先生是一个至上的在进退维艰时刻掌舵的人。那天飞越纽约上空时也正是如此。
那次之后，我回忆了许许多多，包括所有给予我特别帮助的人，有我阅读过的成百上千册关于飞行的书籍，有我在军队当飞行员时目睹的一幕幕飞行险情，有我在航空公司的职业飞行生涯里屡遇的险情和挫折，有飞行历史上的传奇经历。还有许许多多，都在长长的回忆之中。
我认为，这次将飞机迫降在哈得孙河上的飞行，它不仅仅是从拉瓜迪亚机场（LaGuardia Airport）(10)开始的。应该是从数十年前，在我孩童时代的家里，在库克先生的草地机场上，在得州北方的天空中，在那居住着我的夫人洛里（Lorrie）、两个女儿的加利福尼亚的家里，以及数十年驾驶飞机的经历，所有这一切都从四面八方汇集给我力量完成这次飞行。
1549航班也不仅仅是5分钟的飞行经历，而是我的一生让我安全地把飞机降落在哈得孙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