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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迁不动”，其影响所及不限于交大，而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正是由于交大的重要性，周恩来总理1957年五六月间拿出很多时间来处理交大迁校问题，并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就交大迁校及未来发展发表了长篇讲话。

周总理在讲话中首先指出交大迁校问题的复杂性。其次重申院系调整的必要性，认为旧中国工业的布局和教育的部署是不平衡不合理的，院系调整是教育上的一种政策，应该首先加以肯定。接着讲了我国西北、西南建设的重要性。但是建设西北、西南地区，必须首先有先进地区的支援。上海支援外地义不容辞。再次，总理认为：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内迁是对的。交通大学搬去虽有困难，但既是国家需要就要设法克服。1956年情况有变化，交通大学形成可搬可不搬的局面。但从西北建设需要来说，西北校舍已建，学生已扩大了2000多，在上海发展有困难，所以仍决定搬。今年产生了困难，形成了“骑虎难下”的局势。解决交大迁校问题的原则必须从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出发，要努力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现在已经发生了矛盾的情况下怎么办？也就是说，具体处理方案如何确定？这是问题的关键。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在静静地聆听。

周恩来总理认为，解决交大迁校问题不外乎三个方案：

一是全部搬西安。

二是搬回上海。

1957年9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交通大学迁校调整方案给高教部杨秀峰部长的信

三是西安和上海两地建校。

全部搬西安，虽有困难，但好处多。大西北，包括山西、河南，七个省区，西安是中心。西北地区是需要交通大学的。东南文化高一些，但有弱点。能到西北去锻炼是很有好处的，尤其是青年人。上海余下来的1000多员工，如果能去西安，并不放弃全搬的可能；年老体弱不能去的可以不去，有时去讲讲学。交大搬回上海，也有好处，也有需要。但即使回上海，也必须尽最大可能支援西北建设，否则无以面对西北人民……

最后，总理讲：“问题都摆在大家面前，请交大全体师生自己好好讨论。”

杨秀峰部长补充说：“总理的目的是爱护交通大学，要交通大学搞好。处理交大这一问题必须从团结出发，照顾大局。”

以后的历史证明，这次会议开得非常及时也非常成功。它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出了榜样。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周总理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完全以平等的身份和交大派来的群众代表促膝谈心，共商国家大事，有时谈到深夜，感人肺腑。会议之后，杨秀峰部长去上海，刘凯风副部长去西安，帮助学校具体贯彻周总理指示精神。国务院会议结束后，6月7日至20日，长达半个月时间，交大全校传达讨论总理指示。学校党委在党团组织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争取实现周总理指示的第一方案，最低保证实现第三方案，总之要大力支援西北建设。为了便于深入讨论，杨秀峰部长介绍了周总理的“6·4”指示全文。在群众讨论过程中，仍有少数人情绪十分偏激，不愿西迁。在老教师中，有的西迁的态度更加坚决，并带头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如电机系主任钟兆琳、教务长陈大燮等；有些则明确表示支持第三方案。但仍有相当部分表现很勉强，其中个别人坚持反对西迁……

1957年7月15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彭康阐明“交大”迁校新方案的意义》

这种情况表明，即使是在周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以后，交大西迁的争论仍然没有平息。争论仍旧非常激烈。

这个时候，党的坚强领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针对上述情况，由上海和西安两市党政领导带头，各民主党派、群众组织以及科技界、教育界出面，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邀请交大正副教授、讲师、助教参加，做深入细致的动员工作，敦促交大西迁。党政部门又动员了社会各界名流出来说话。交大老校友及科学界的老前辈如黎照寰、伍特公以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都纷纷发表谈话，动员交大西迁。黎照寰主张“办教育应从全国着眼，交大应起带头、骨干、根苗的作用”。伍特公勉励母校青年“不要贪图舒适，不要计较安乐，要培养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精神”。

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个人的身上：彭康。

彭康校长发表了个人对迁校的意见，他明确表态，主张全部西迁。

彭康表态之后，迁校讨论就由一般性的争论转向迁校方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