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激情：共和国初年的学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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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1957年发生那场关于交大迁校风波的时候，杨秀峰部长和彭康校长有过一个对形势的客观分析。他们认为，年轻讲师和助教绝大部分是主张和支持交大西迁的。如今活着的这些老教授，也是我这个冬天采访的主要对象——西迁老教授们，在60多年前西迁的时候，正是彭康校长所说的“年轻讲师和助教”们。他们当年都还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其中包括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史维祥、潘季、卢烈英等15位老教授。不用说，当年能够考上交通大学而又能够被选拔留在母校工作的，没有一个不是才子或才女。他们本可以留在上海有更好的生活，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西迁呢？在我的采访中，我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们当年选择西迁是一种勇敢或伟大的行为。他们说，他们很普通。比起他们的老师——那些当年西迁时的教授，比如钟兆琳教授、周惠久教授、陈学俊教授、黄席椿教授等等，他们很普通。在当时，他们不可能做出其他选择。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和新中国培养的青年一代！像他们的老师一样，他们热爱这个国家，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他们的母校。当党和国家号召他们西迁时，他们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胡奈赛教授说：“国家培养了你，叫你去哪儿，你就应该去哪儿。”这是一句非常朴实的话。但这朴实无华的语言中却表达出了所有当年交大西迁时年轻讲师和助教们一个共同的心愿：

党和国家培养了你，叫你去哪儿，你就应该去哪儿。

党和国家培养了你，让干啥就干啥。

党和人民培养了你，所以，在党和人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应该能够做到打起背包就出发，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这就是一种感恩和报恩。

感恩和报恩的背后其实就是爱国和报国。

我发现，在交通大学的文化和基因里，有两种文化和基因异常强大：感恩文化和感恩基因，还有就是他们的红色文化和红色基因。如果要深究交大西迁成功背后的原因的话，或许正是这两种文化和基因成就了当年交通大学成功西迁的壮举。也正是这两种强大的文化和基因，让交大这棵大树在经历了别人看来伤筋动骨的大迁徙之后的60多年，不仅没有“死掉”，而且，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硕果累累。

这非常不容易。

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当初西迁的不是交通大学而是另外一所名牌大学呢？会不会在西迁之后伤了元气，再也创造不了它从前的辉煌？——正像周恩来总理当初也曾经担心过的那样：“大树死掉，就是个损失。”其实，如果死掉，又何止是个“损失”呢？像交通大学这样一棵当年西迁之前在黄浦江边、在当时和如今都属于中国最现代化城市之一的上海已经长了一个甲子的“大树”，西迁如果失败，西迁如果让这棵“大树”死掉，那就不只是上海的椎心之痛，也将会是一个国家的椎心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