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河村民说今昔
人比山高，脚比路长。
踏访了延安梁家河村，深以为然。
时逢寒冬，迎着冬日暖阳，出延安城，上高速路，一路上，山连着山，沟套着沟。一个多小时后，抵达深藏在陕北黄土高坡山坳里的梁家河，举目四望，全是山，星星点点的窑洞依山而建。
1969年1月，不满16岁的习近平从北京来到梁家河村插队落户，后来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这里劳动、生活了7年。
“那时候，田，大都在山上，交通可不是基本靠走，全是靠走。村部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到文安驿公社10多里路，就一条羊肠山道，得走一个来小时。”梁家河村老支书石春阳给记者当起讲解员。
“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回到阔别多年的梁家河，向乡亲们如是感慨，打动了亿万国人。
7个月后，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市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说：“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
走进这个“缩影”，记忆的闸门打开，每个人都会触摸到自己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这光景好着咧，自来水都通到窑洞里来了”
掀开箅子上的笼布，是几个玉米面馍馍。
“现在每天都能吃上肉，却不敢多吃。患了高血压、哮喘病，医生让少吃精的，多吃五谷杂粮，多吃蔬菜。”戴着金耳环银手镯，67岁的刘金莲一边往灶里填柴火烧炕，一边和记者聊着。
刘金莲所住窑洞的隔壁，就是知青窑。“知青旧居1号院”的牌子，挂在刘金莲家的老窑洞上，窑洞悬挂着几串黄澄澄的玉米和红艳艳的辣椒，这儿是北京知青在梁家河的第一个住处，保持着原貌。
这几年来村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刘金莲开了个小卖部，出售梁家河牌的红枣、小米和布鞋，“我虽然大字不识，但也用上了微信支付，游客可以扫码付款。二女儿还在延川县城开了家专卖店，游客不便带走的，留下地址，我让女儿快递发货。”
村上成立了梁家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刘金莲成为公司保洁员，负责就近打扫知青窑的卫生，月工资1200元，“没想到老了还拿上工资了。这光景好着咧，自来水都通到窑洞里来了。”
如今，村民的饮用水源主要还是当年打的“知青井”。在此之前，梁家河吃水困难，在河边挖个渗水坑取水，水质不好，也不卫生。
“知青井”旁，一块上书“饮水思源”四字的石碑矗立；村口的“知青淤地坝”，至今仍是梁家河最肥沃的一方良田……1975年10月接任梁家河村支书的石春阳，对村里大事小情如数家珍：“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都吃上白馍馍；1988年，村里通了电，村民更多知道了山外的世界；2000年，全村一次性退耕还林1532亩，村民不再上山种田，改为种树……”
当过20多年支书，除了“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石春阳说，最难做的工作是向村民征收农业税费，“最多时要收8种款项，那叫一个难收！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一种款项也不许再收，还给农民发放良种补贴等，看病有新农合，养老有养老金”。
石春阳眼见着村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村里道路从土路、石子路、水泥路到铺上柏油路，现在开车到文安驿镇上只要10分钟。“上世纪80年代，村民普遍买了自行车；进入新世纪，摩托车又开始普及；这几年，买小汽车的越来越多，八成农户买了私家车，因为娃娃们大都回来了。”
乡村振兴的一种探索——“青壮年大都回村了，人改造环境，环境也在改造人”
和全国众多村庄一样，有一段时间，梁家河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村子冷冷清清。
前些年，村里也想请外出的能人返乡创业，王保林就曾婉拒村干部的邀请。
46岁的王保林是个能人，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辗转北京、内蒙古、山西等地20多年，一直从事玉米淀粉的加工销售，有经营头脑，做到公司管理层。
3年前，听说村里要发展乡村旅游，王保林动心了。他返乡后有了用武之地，担任村旅游公司总经理，“除了财务、讲解员这些专业性较强的岗位，公司吸纳了120多名村民就业，全村土地和102孔窑洞流转到公司统一经营。2017年，旅游公司收入1100万元”。
再也不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再也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如今的梁家河，家家户户有事干：种苹果，搞养殖，办农家乐，开农家客栈。
王保林的妻子在村口开了一家农家乐“禾丰山庄”，可同时接待280人，“这两年光山庄每年收入七八十万元”。
“回家确实比在外面漂着强。”王保林说，当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那一刻，我知道梁家河的路走对了”。
“如果家里好好的，谁愿意背井离乡到处跑？”31岁的张星接过话茬。他一度10多年没在村里过春节，“漂”在西安、延安等地，要么当厨师，要么干钢筋工，两个职业轮流做。“村旅游公司一成立，我就回来了，开电瓶观光车，月工资3000元，比在外面挣得少些，但能顾家。”
张星刚注册了一家企业，名为“梁家河张大婶农产品有限公司”，主营石磨面，准备春节后实体店、网店一起开张。
梁家河村委会对面，是石春辉开的3孔窑洞宾馆，“去年收入两万多元，发家致富谈不上，养家糊口还可以”。石春辉笑呵呵地说。
石春辉的儿子在延川县城开过照相馆，生意不景气，回到村旅游公司开电瓶车。“青壮年大都回村了，人改造环境，环境也在改造人。”石春辉举了个例子，“以前随手就把抽完的烟盒扔了，现在都拿着，扔到垃圾桶，怎么好意思再当众扔？都是街坊邻居在打扫卫生，都乱扔村里怎会这么干净？”
有大学问的一个小村庄——“大道理咱不会讲，但，新时代，能行！”
上午路过铁业社时，几个人正在宰羊。下午走进铁业社时，锅里正“咕咚咕咚”炖着羊肉，香气扑鼻。
“花1000多元买了只羊，提前置办点年货。”铁匠梁玉前笑着把记者迎进铁业社。
梁玉前17岁起在文安驿公社打铁，梁家河没有铁匠铺，村民买农具、修农具要到公社甚至县城，来来回回耽误时间。为方便群众，1974年，梁家河村党支部组织开办了铁业社，梁玉前等人被请回村里，负责修理农具，并打造锄头、镢头、镰刀。
“那时候支部领导晚上常到铁业社了解情况，有时还抡起大锤帮着我们锻打，‘打铁还需自身硬’，我那时就听到过。”这位每晚必看《新闻联播》的铁匠早已练就“火眼金睛”，“十九大后的说法是‘打铁必须自身硬’。”
村里办乡村旅游，63岁的梁玉前重操旧业，让游客多了一个体验之处。“现在几乎没人买农具了，主要卖一些花铲、花锄等实用的小件，平均每天也有100多元收入，每月还有132元的养老金。”梁玉前一边忙着炖羊肉一边说，“大道理咱不会讲，但，新时代，能行！”
铁业社只是梁家河当年众多“从无到有”创举中的一个，最让梁家河人提气的还是，时任梁家河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带领群众，克服重重困难，1975年修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断言。同年9月20日，《延安通讯》通栏刊登长篇通讯《取火记》，浓墨重彩地做了报道。
采写这篇通讯的曹谷溪现年78岁，他端详着已发黄的报纸，说自己的得意之笔还是在文中记录下梁家河党支部的一句话：“他们豪迈地说：‘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无困难！'”
（《人民日报》2018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