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在统战第一线的刘文蔚
刘文蔚(1905—1976),字华甫,神木县高家堡人。1921年考入榆林中学,受魏野畴、李子洲等进步人士的影响,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23年,参加了刘志丹主持的榆林中学自治会,并与刘志丹等创办了榆中平民学校,任该校政务主任。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刘志丹、魏野畴是他的入团介绍人。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担任该校CY支部第五团小组组长。上学期间,受上海大学团组织负责人的派遣,到沪西小沙渡工人区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3月21日,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刘文蔚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在沪西小沙渡组织童子军和共青团700余人,高举红旗,冲破敌租界的严密封锁,到达闸北区,帮助起义工人运送物资,被党组织称为“勇敢的少年先锋队”。
“四一二”政变后,一片白色恐怖。1927年7月,刘文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接受党组织的派遣,返回陕西,开展革命工作。他以国民党陕北23县特派员的身份,到榆林、神府一带视察党务工作,并在榆林城主持召开了李大钊的追悼大会。会后,他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不久,冯玉祥背叛革命,在陕西留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谋长石敬亭下令停止党务与群众活动。刘文蔚返回高家堡,担任高家堡小学校长,发展张秀山、李登瀛、杨明德等人入党,建立高家堡地下党支部。不久,他的革命活动被地方当局察觉,同年底被捕,后经营救,获释出狱。
1928年春,刘文蔚离开神木县,先后担任中共太原市委秘书长,天津市河北区党委书记,其公开身份是大公报社社长,化名赵云生。1930年4月,因叛徒刘克让出卖被捕,关押于天津第三监狱,在狱中,由于他事先销毁了党的文件,敌人找不到任何证据,便施加各种酷刑,逼他招供,但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条件极差,牢房拥挤,一日两餐,不是发霉的米粥,就是高粱面窝窝头,被褥污秽不堪,再加上打骂恶习和镣铐枷锁,犯人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于是,狱友们开展绝食斗争,坚持到了第七天的时候,敌人终于答应卸掉镣铐,改善伙食,保证每天放两次风,同时允许他们读书看报。1931年,国民党河北高等法院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共产党嫌疑犯刘文蔚有期徒刑6年,被转移到北平第二监狱。在此,他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参加两次绝食斗争,第一次绝食长达11天,第二次绝食长达22天。1934年,国民党对“政治犯”普遍减刑二年,刘文蔚是减刑释放对象,但是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节外生枝,提出了释放条件,要求他履行在“反共启示”上签字的手续,遭到了刘文蔚的断然拒绝,又被转送到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看守所。1935年又被转送到北平军人反省院。1936年9月,经组织营救和亲友保释出狱。刘文蔚出狱后,受彭真委派,带领10余名党员到达陕北苏区志丹县。
1937年,刘文蔚进入延安抗大学习,担任第二期四大队第九队党支部书记。9月,刘文蔚抗大毕业,被分配到神府特委担任常委兼统战部部长,他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来到榆林和国民党二十二军邓宝珊联络,开展统战工作,发现监狱里关押着不少政治犯,刘文蔚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多次交涉,最终使70多名政治犯无条件释放。
当高桂滋部调离绥德、八路军陈奇涵部接防绥德后,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绥德特委,刘文蔚任中共绥德特委统战部部长,在此期间,刘文蔚组织筹建了绥德警备区青年工作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他带领干部,深入绥德等县农村,筹集280石粮食和8000元大洋,给抗大捐助2500元大洋。在与何绍南的斗争中,刘文蔚组织群众开展“倒何运动”,揭露其贪污、贩毒、怂恿土匪糟害群众的三大罪行,配合部队驱逐了何绍南,使绥德获得解放。之后,刘文蔚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1941年秋到1943年秋,刘文蔚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处副处长和行政处副处长。1943年9月,刘文蔚担任绥德地委统战部部长,负责榆林、横山一带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1945年9月,刘文蔚改任绥德地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
1946年,边区被国民党40万大军包围,根据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刘文蔚很快投入到争取胡景铎起义的斗争中。他多次冒险深入榆林,与敌人展开斗争,并多次深入胡景铎部积极开展工作,为起义奠定了基础。
横山起义后一个死心塌地的团长,乘部队去打汀水之机,逮捕了我方人员,反水拉走部队,在这紧要关头,刘文蔚冒着生命危险,连夜穿越荒无人烟的灌木刺丛梢沟,赶到胡景铎驻地波罗,利用其他部队控制了局势,挽救了危机,保证了绝大部分部队成功起义。
1946年10月31日,经西北局批准,在米脂县龙镇成立中共榆横特别委员会,刘文蔚兼任书记。随后,在他主持下,成立横山县委和榆林县委。在此期间,根据中央指示,做了大量瓦解敌军的工作。他还在镇川办起了逃兵招待所,宣传党的政策,鼓励脱离国民党军,愿意回家种地的发给路费,开路条通过边区回关中家乡。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共榆横特委进入战备支前状态,刘文蔚一方面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发展民兵组织,制造土雷、地雷等武器,积极备战。
1947年七八月间,党中央转战至陕北佳县一带。刘文蔚率榆横特委所属第四、第六两团,在佳县阎家峁狙击胡宗南军。中央命令狙击4小时,四、六团坚持了6小时,保证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到朱官寨。为此,周恩来副主席接见他,并请他就餐。吃饭中,刘文蔚了解到首长们生活困难,毛泽东患有便秘症,发报机供电设备缺汽油。他立刻设法搞来猪、羊、酥油、汽油,送给中央。
1947年解放高家堡时,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的工商业政策的情况,刘文蔚及时反映给习仲勋,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值得注意几个政策问题》的报告中予以特别强调。1947年8月,西北局派刘文蔚组建中共东府工作委员会,随西北野战军前委政治部,在新解放地区负责西北野战军解放关中地区的支前工作。他们在合阳、澄城、蒲城等县的南部地区,张贴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商人及绅士座谈会以及教员、学生、知识分子座谈会,个别谈话,家庭访问,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揭露敌人的谣言,号召人民群众支援人民革命战争。同时,为了迅速安定社会秩序,刘文蔚主持制定了战勤负担临时办法,利用保甲人员组织筹集粮草、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打扫战场。同时,派干部到新解放区发展党员,恢复建立党团组织,结果东府地区党组织建立了几支游击队,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
1948年在大荔工作时,争取胡宗南部一电台台长为我服务,使西北野战军获扶眉大捷等胜利,同时使大荔分区部队成功抢渡渭河,解放潼关、华阴、华山等地,十八兵团顺利渡过黄河,消灭大量马步芳军,使西安转危为安。
1950年,刘文蔚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陕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等职。1953年2月改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从1955年3月开始,刘文蔚先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造反派以“叛徒”罪名关押劳改9年,左耳鼓膜被打破,以致脓血横流,身染浮水性心脏病,三次病危入院均被赶出,于1976年12月12日含冤逝世,终年71岁。1979年6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为之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
参考文献:
[1]榆林地区志[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2]《神木县志》编纂委员会.神木县志[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
[3]刘阿津主编.铮铮气节留人间——纪念刘文蔚同志诞辰100周年[M].宇辉金陵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