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民主人士邓宝珊

早年的传奇经历

邓宝珊（1894—1968），甘肃天水人，15岁就报名参加了新疆伊犁新军，来到新疆。16岁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7日，新疆爆发伊犁新军起义，18岁的邓宝珊以新军司书身份参加了起义，后又参加新疆革命党人的反袁世凯斗争。20岁那年，邓宝珊辗转来到陕西。

1914年夏秋，陕西、山西、河北、甘肃等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聚集在华山脚下玉泉院附近杨家花园郭希仁的居所，以听郭希仁讲学为名，组成“共学园”，密谋策划在西北及山西开展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后人称为“华山聚义”，参加聚会的有陕西郭希仁、井勿幕、胡景翼、张义安、董振武、曹世英、刘守中、史宗法、刘蔼如、岳维峻，山西续桐溪、李岐山、续范亭，福建何遂，河北孙岳，甘肃邓宝珊。20岁的邓宝珊在这里结识了一批革命党人，他们以后活跃在北方各地的军事、政治舞台，对邓宝珊后来参加陕军集团有重要影响。

22岁那年，邓宝珊与胡景翼等人策划反对袁世凯和驱逐陕西都督陆建章的斗争。1917年8月，孙中山南下广州，召集护法会议，发表护法宣言，9月成立军政府，开始了护法运动。为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1918年1月24日，邓宝珊参与发动了旨在反对北洋政府在陕西代理人陈树藩的三原起义。1918年8月，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在三原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改编各支举义部队为六路序列，其中，胡景翼部为第四路，邓宝珊隶属胡景翼的第四路部下。1921年10月，胡景翼接受了时任直系陕西督军的冯玉祥的改编，称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邓宝珊任第一师岳维峻旅一团团长。随后参加了征讨吴佩孚的战争。从1920年7月以来，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就一直垄断着北京中央政权。1924年10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倾向革命的直系将领发动“北京政变”，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囚禁曹锟，建立国民军，推举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总司令，分任第二、三军军长。邓宝珊任胡部岳维峻师第一旅旅长。邓宝珊从中积极活动。1924年年底，胡景翼到河南任军务督办，胡景翼任命邓宝珊为左翼总指挥。1925年2月，与豫西军阀憨玉琨等展开决战，大获全胜。4月10日，胡景翼病故，此后，岳维峻主持国民二军，邓宝珊升任第七师师长，驻防陕州。1925年11月，邓宝珊率部北上，在保定、天津等地与奉军作战，获胜。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举行了“五原誓师”，建立国民联军，宣布响应南方革命北伐。冯玉祥任命孙良为国民联军援陕总指挥，邓宝珊为副总指挥。1926年，邓宝珊率部出击西安，驱逐了镇嵩军刘镇华部。

大革命失败后，从1928年初开始到1930年5月的中原大战前，30岁出头的邓宝珊蛰居上海、北京。中原大战爆发后，应冯玉祥之邀，邓宝珊转赴河南，协助樊钟秀指挥作战。1930年6月4日，樊钟秀被蒋介石飞机炸伤腰部，医治无效死亡，第八方面军总司令一职由邓宝珊接任。冯阎讨蒋失败，邓宝珊被投蒋的第八方面军师长焦文典挟持，准备由许昌南行，将邓宝珊执送给蒋介石。邓宝珊在途中逃脱，藏匿在河南的原国民军部队中。不久，又到上海法租界蛰居，对外宣称“隐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做出“共赴国难”的姿态，放松了对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压制。此时，邓宝珊应杨虎城之邀，于1932年回到甘肃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一度代理甘肃省主席。1934年上半年，驻甘行署撤销，邓宝珊改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1937年，邓宝珊奉命调防榆林，任国民党二十一军团军团长，1938年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防榆林12年，指挥八十六师、陕北保安队及他从甘肃带来的新编第十一旅，守卫黄河河防。

革命同路人

李大钊是中共早期统一战线思想的奠基人。1924年年底，胡景翼派屈武持函赴京请李大钊来开封指导豫政，邓宝珊因此结识了李大钊（一说通过冯玉祥结识了李大钊），这是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最早接触。1925年夏，邓宝珊驻防陕州期间，与共产党人开始初次合作：邓宝珊接受中共的建议，在所部创办“军官传习所”，共产党人胡重差（胡文斗）担任该所所长，政治教官则由共产党员张如海担任，还聘请了三名苏联顾问。学员以各团倾向进步的下级军官为主，课程分军事和政治两类，政治课主要讲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方法，并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和经验，苏联红军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军官传习所培养了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军人，他们中很多人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的骨干力量。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局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活动，被派到邓宝珊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有葛霁云、杜汉山、杨晓初等人，他们分别担任邓宝珊部队的秘书长、副官和军需部部长等重要职务。葛霁云实际担任领导邓宝珊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活动的重任。在邓宝珊所部国民联军第二军第七师，共产党人活动较多，邓宝珊与共产党员刘伯坚、葛霁云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5年11月和12月，邓宝珊率部北上与奉系作战胜利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两次领衔发表通电，主张召开国民会议。

1927年年初，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简称“驻陕总部”）在西安成立，于右任出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许多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如刘伯坚担任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主任，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部长，葛霁云任民政厅副厅长，杨晓初任财政厅厅长，杨明轩任教育厅厅长。“驻陕总部”积极推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出台措施，推进改革，先后颁布了劳动、教育等法令，对保障工人的劳动权利、工时、民主权利，普及民众教育，支持工农运动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培养干部，“驻陕总部”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在中山军事学校，校长由史可轩兼任，共产党员邓小平担任政治部主任，刘志丹等担任教官，李林担任教导主任。在中山学院，刘含初任院长，李子洲则是副院长之一。中山军事学校开设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训练等主干课程，还开设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列宁主义概论、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军队的政治工作等思想政治和历史课程。对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还加开“什么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ABC”等党课。学校规定学员要经常走上街头，深入农村的田间地头，开展革命思想宣传活动，并组织参加群众大会，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积极开展革命实践活动。

此外，魏野畴、王尚德、许权中、杨明轩、马文彦等许多著名共产党员都在“驻陕总部”担任重要职务和工作。这些机构中有大批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职务，培养了许多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而这些共产党人在邓宝珊部队的活动，离不开邓宝珊的支持与配合，在长期的合作中，邓宝珊与包括刘伯坚在内的共产党人建立起信任，结下了情谊，成为后来双方沟通与合作的桥梁。

这一时期，邓小平、史可轩、许权中等还在国民军联军中创建了一个正规旅，由中山军事学校的教官、学员和“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的骨干分子组成，许权中任旅长，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部队。

1926年5月，共产国际决定争取联合在苏联参观考察的冯玉祥，于是委派刘伯坚等20余名留学生回国，参加该项工作，刘伯坚先后担任冯玉祥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一职。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在刘伯坚以及苏联顾问等一行人的陪同下，从苏联回到绥远的五原县。冯玉祥召集国民军将领，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9月17日，国民军在五原城内举行了誓师授旗典礼，此即“五原誓师”。随后，刘伯坚接受冯玉祥的委派，帮助整顿军队，他严明军纪，废除旧军队中打骂士兵等恶习，提倡官兵平等及军队政治化、军民结合以辅助工农运动等新思想。他利用部队重大集会的机会，亲自去讲演，向广大官兵宣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在部队整顿过程中，刘伯坚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模式，在联军内建立起各级政治工作机构。随着旧军队向新型军队改造工作的不断推进，部队对政治工作人员的需求陡然增加，刘伯坚于是写信向中共北方区委求助，要求派有政治工作经验的人员来联军工作。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很快从莫斯科、北方区委、黄埔军校等地先后抽调200余名优秀共产党员，来到联军各部队，担任要职。刘伯坚在国民军联军政治部代理主任内，与国民军联军中的高级将领中的一些爱国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年仅32岁的邓宝珊就是其中之一。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时，邓宝珊在冯玉祥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五军任军长，他自觉抵制国民党右派的“清党”，不顾个人安危，利用自己的便利，全力掩护和救助深陷困境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27年，刘伯承在四川发动“顺泸起义”失败后，辗转来到西安，邓宝珊得知刘伯承的艰难处境后，派秘书长葛霁云送给他通行证和600块银圆，使刘伯承顺利脱险，南下江西，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西安受到国民党特务追踪的汪锋，也受到了邓宝珊的及时保护。在避居上海期间，邓宝珊及时掩护和帮助过聂荣臻，并通过杨明轩的关系结识了周恩来。邓宝珊保持了与许多共产党人的友谊。

西安事变发生后，邓宝珊受杨虎城的邀请，从兰州赶往西安，他对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及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战略决策鼎力支持，共商善后，协助处理了一些具体事项，并积极参与斡旋，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稳定东北军主战派的情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曾组织领导过数十次兵运斗争。1932年，经杜斌丞介绍，谢子长与邓宝珊在甘肃兰州五泉山秘密相会，邓宝珊当即赠送谢子长两把手枪和200发子弹。后来，邓宝珊将两挺手提式机枪、三支步枪和两支驳壳枪、一把手枪和500发子弹，由杜斌丞的秘书常黎夫转交给谢子长，有力支持了谢子长的兵运工作。1932年冬，到兰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杨嘉瑞会见邓宝珊，邓宝珊送给杨嘉瑞200银圆和一件羔子皮皮袄。邓宝珊在兰州期间，不仅保护地下党组织在其军中的活动，而且救助不少共产党员出狱，如靖远兵变失败后，36人被捕，邓宝珊闻讯，除释放头目外，还以“民族斗殴”“青年闹事”为由陆续释放了其他被捕人员。红军长征进入川陕甘，邓宝珊违抗上级阻击红军的命令，巧妙周旋，避免与红军交战。

一位共产党人的老朋友调防榆林

邓宝珊是两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参与者，长期表现出对中共的同情、合作与支持。邓宝珊出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是在杜斌丞的建议下由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正式向蒋介石举荐的结果。日军占领平津后继续向西推进，国民党军队在察哈尔、绥远、山西前线连连失利，不得不后撤至晋、陕、绥交界的山岳地带，结果，榆林就成为各支部队的退避之地。对于蒋介石来说，榆林临近对日前线，是阻止日军南下、西进的重要屏障，但坐镇榆林的八十六师作为一支地方军阀部队根基稳定，外部势力很难插入。蒋介石也曾调派其亲信，试图渗透并控制这支部队，但很难奏效。这样，就需要一个有威望的军事首脑坐镇榆林，以协调各种力量御边，蒋介石几经权衡，邓宝珊是最合适的人选。

1937年10月，邓宝珊奉命出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1938年，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成立，邓宝珊出任总司令。邓宝珊刚到榆林的几个月，首要任务是要与八十六师这支地方部队的师长高双成处好关系，赢得他的信任，这对稳定榆林的军事形势非常重要。接着需要安抚撤退下来的部队，并稳定榆林和伊克昭盟抗日军民的情绪，解除伊克昭盟蒙古王爷的担心。当时的驻榆部队包括东北、绥远、包头的汉蒙部队。邓宝珊、高双成商定，将各部重新组合，加上八路军留守兵团，划分防区范围，完成新的军事部署，形成几道防线，从陆上和黄河水道阻击日寇南下、西进。这样，防区由榆林扩大到绥远以及与晋西接壤的广阔区域，不仅使榆林人民减轻了粮草负担，也稳定了伊克昭盟局势。

邓宝珊在由兰州出发移驻榆林时，其秘书汤昭武已经被派往西安，他随身携带从杜斌丞处获取的介绍信，来到延安。在此，汤昭武受到了朱德、毛泽东的先后接见，朱德、毛泽东明确表达了与邓部合作抗日的意愿，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邓宝珊到达榆林后，为了沟通联络，协同抗日，便派副官石佩玖与八十六师副官高少白，带着自己与高双成的信件，前往陕甘宁边区绥米佳吴清警备司令部所在地绥德，拜会了陈奇涵司令员。此后，邓宝珊在绥德设立办事处，任命绥德开明人士、前八十六师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刘绍庭任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延安方面的联络工作。办事处设立后，党中央先后派遣陈奇涵司令员、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陕北联防司令高岗等，来到榆林，与邓宝珊、高双成会谈，双方最终达成了和平相处的口头协定。

在晋陕绥防区，东南自吴堡县宋家川的军渡起，沿陕甘宁边区至三边；东北自军渡沿黄河右岸直到包头、五原以南的伊克昭盟全境属邓宝珊的驻防范围。军渡至贺家川一段河防是陕甘宁边区通往晋西北的主要出口，在该段河防内，位于陕北绥德地区和山西临县交界处的碛口和军渡两个渡口，是陕甘宁边区与前方各抗日根据地的两个重要通道。保护两个渡口的畅通是榆林与延安方面合作的重要内容，首先，邓部与中共就河防驻守范围达成协议，军渡至贺家川段河防由边区部队驻守，其他由榆林部队负责。其次，保障延安、榆林交通的畅通也是双方合作的重要方面。当时，蒋介石、胡宗南长期坚持反共政策，多次发动反共高潮，他们明确指示榆林驻军挑起与中共的摩擦，并严令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人员和物资。对蒋介石、胡宗南的指令，邓宝珊或推诿或变通。1938年3月，邓宝珊命令新十一旅二团派两个连专门负责保卫榆林至边区的公路和交通安全，保护来往车辆和人员顺利进入。抗战期间，在这条线路上的货运畅通无阻，人员可自由出入。邓宝珊还利用私人关系从国统区为延安方面采购了不少包括药品在内的急需物资，并数次掩护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秘密安全出入延安。有一次，国民党陕西当局获知邓宝珊向陕甘宁边区运送物资的消息后，立即电令邓部禁运，邓宝珊不仅没有执行命令，反而给所部下令，要保障货运畅通，要互通有无，并给边区到榆林进行贸易的人员提供尽可能的方便。双方互通电话，联合防空，邮电往来不受任何限制，《解放日报》及毛泽东著作都给榆林各机关和部队邮寄赠阅。毛泽东的某些思想或许对好读书的邓宝珊多少有一些影响。

1938年年初，国民党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邓宝珊、马占山、何柱国、门炳岳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晋、陕、绥交界地带的部队。夏，傅作义反攻归绥失败后，退驻晋西北。1938年9月上旬，傅作义在河曲召开军事会议，协商合作抗日的问题，北路军各方将领出席，中共中央派出南汉宸、罗贵波、续范亭等出席河曲会议。在邓宝珊的斡旋下，加强了与会各派系将领的团结，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共抗日政策的了解，奠定了傅作义、马占山、何柱国等国民党将领积极抗日及其与陕甘宁边区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晋、陕、绥边区国共之间的摩擦。

1940年前后，邓宝珊为了统一和加强晋陕绥边区抗日力量，收编了绥远的五个游击支队，成立骑兵第六师，左世允出任师长，胡景通为副师长，又扩编陕北保安队，胡景通兼任指挥官。在邓宝珊的要求下，国民政府批准晋陕绥边区成立第二十二军建制，高双成任军长，下辖八十六师、骑六师、陕北保安团三个团。1943年，左世允升任副军长，胡景通升任骑六师师长兼陕北保安团指挥官。但国民政府为了监视邓宝珊，让军统特务徐之佳出任八十六师参谋长。

1939年4月，胡宗南在陕西武功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由于当时延安、榆林之间的道路畅通，参加会议的邓宝珊乘坐汽车悄悄路过延安城，延安方面并未获知，事后，中共曾专门致电邓宝珊表示了未尽地主之谊的歉意。5月，邓宝珊在返程途中再次经过延安，仍然没有知会中共，而是在延安南关一家骡马大店自行投宿。恰在当晚，延安市公安局在对过往人员进行例行检查，在查到该店时发现了邓宝珊一行，检查人员随即报告时任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的金城，金城核实后立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便指示交际处，要热情接待邓宝珊一行。当晚，金城来到骡马店，邀请邓宝珊等人到边区政府招待所住宿，但邓宝珊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第二天一大早，金城再次来到该店，与邓宝珊会面，转达了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诚恳的挽留之意。在延安方面的盛情邀请下，邓宝珊便同意在延安逗留几日。随后，毛泽东同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亲自看望，并设午宴招待邓宝珊及其随行人员。席间，毛泽东向邓宝珊详细介绍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同时表达了我党与西北军爱国将领坦诚合作的强烈意愿，毛泽东的诚恳态度感动了邓宝珊，拉近了双方的距离，邓宝珊一行在延安一住就是一周，他们先后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文化教育机构，出席了欢迎晚会和群众大会等活动。这次相识，邓宝珊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历数邓宝珊与我党合作及其民主革命的光辉历史，并称赞他是有影响有地位的爱国将领。此后，毛泽东多次派遣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前往榆林，通报抗日时局和中共的重要决策与防务，双方的信使往来不断，榆林和陕甘宁边区的友好往来更加频繁。

邓宝珊此次访问延安回到榆林后，表现出对延安方面的极大信任，他把女儿邓幼梅送往延安，先后就读于陕北公学和女子大学。不久，邓幼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延安、榆林之间架设起一座坚不可摧的桥梁，邓幼梅成为延安获取消息、情报的捷径，也为边区同志出入榆林撑起了一张保护网。邓宝珊与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毛泽东称赞邓宝珊“是国民党里联共抗日的进步人士”，我党对他要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和团结的方针，他若遇到困难，我们应给他以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听邓幼梅讲，毛泽东有吸烟的嗜好，邓宝珊就托女儿或朋友把最好的香烟带给毛泽东。有一次，邓宝珊牙病发作，毛泽东闻讯后，特派牙医师梁智到榆林为他看病。1943年，邓宝珊在延安留居期间感染了伤寒，毛泽东亲自上门探望，并请来边区政府副主席、名医李鼎铭为他把脉诊治，同时送给邓宝珊十张上好的狐皮，委托金城转交给邓宝珊，特别叮嘱他做一件狐皮大衣御寒。邓宝珊被毛泽东的细心深深感动了，他请师傅将那十张狐皮缝制成一件皮大衣，几十年来经常穿着。这件狐皮大衣现存放在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

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胡宗南每次都明确要求邓宝珊部与胡宗南部密切配合，从南北两面进攻陕甘宁边区，就地消灭中共的核心力量。但邓宝珊始终以维护国共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以各种理由拒绝参与围困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1940年年初，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给陕甘宁边区周围各部驻军首领下达命令，要他们尽快征调兵力，构筑对边区的封锁线，企图挑起更大的摩擦事件。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绥南、陕北及晋西北等边区北部是邓宝珊、高双成的封锁防区，邓部始终按兵不动，受到蒋介石和胡宗南的指责。面对巨大的压力，邓宝珊干脆离开榆林，回到三原家中，避居数月，胡宗南几次来电催促，邓宝珊每次借故推托，一直拖到摩擦事件渐次平息后，才返回榆林防区。不久，皖南事变爆发，胡宗南又电令邓宝珊加强榆林防务，以应对极度紧张的国共关系，邓宝珊以“榆林粮秣困难，维持现状尚感不足”为由，予以周旋应对。不久，邓宝珊收到国民党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主任熊斌的来电，命令邓部新十一旅增派部队到宁条梁，以协助驻防宁条梁的陕西保安第十三团，运送军粮给被困的闫家寨子国民党军，邓宝珊以“闫家寨子乃弹丸之地，深入边区一百多里，在我无足轻重，如派兵送粮，必引起摩擦，影响国共关系，不如撤出”，立即复电，明确予以拒绝。

担任绥德行政督察专员的何绍南，在绥德两年，专门从事反共摩擦活动，使抗日后方矛盾重重。王震率三五九旅进驻绥德，并担任绥德警备司令后，同何绍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专事制造摩擦的行径被揭露后，何绍南不得不逃往西安，后又化妆潜回绥德，八路军又将他礼送出境。失去民心的何绍南狼狈逃窜，到达榆林镇川堡时，向邓宝珊、高双成求救，要求进入榆林城，结果遭到了邓宝珊、高双成的断然拒绝。到西安后，何绍南污蔑陕甘宁边区与中共，大造反共舆论，国民党陕西当局依据何绍南的一面之词，指责邓宝珊。邓宝珊、高双成如实电报了事情的经过，何绍南以反共邀功、失败后又推卸责任并嫁祸于八路军的谎言不攻自破。

抗战后期，国共关系更加紧张，国民党军加紧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1943年6月初，何应钦、白崇禧亲自来到西安，与胡宗南一起研究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制定出兵分九路、“闪击”边区的军事方案。6月中旬，胡宗南在洛川召集军事会议，部署落实“闪击”计划。出席会议的邓宝珊只能以沉默不语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国民党决策的不同意见。在会议期间，为拉拢邓宝珊，胡宗南威逼利诱，以极其优厚的礼遇款待他的同时，拿出一沓告发邓宝珊有通共嫌疑的电报，表示自己并不相信。邓宝珊即刻回应道，我不看，我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经常在忧患之中，事物总在发展中，历史自然会说明问题，使胡宗南无可奈何。后来，胡宗南多次查询榆林的军事防务，邓宝珊一如既往地敷衍应对，从未与八路军发生正面冲突。

1943年5月，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6月，邓宝珊接到蒋介石电令，要他去重庆列席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电令中特别指示他不许途经延安，而是要他绕道宁夏，再到兰州乘坐飞机，飞往重庆。邓宝珊却偏偏走了延安，毛泽东指示边区政府沿途为邓宝珊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1943年6月8日（接电后的第三天），邓宝珊带领随行人员十余人从榆林出发，经过绥德、米脂时，受到徐向前、习仲勋、杨拯民的热情接待。17日抵达延安，数千名八路军战士列队郊外，夹道欢迎。当晚，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共中央礼堂为邓宝珊一行接风洗尘，陪同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续范亭等十几位党内外知名人士。随后，邓宝珊逐日出席了由朱德、贺龙、毛泽东等为东道主举办的宴会。第四日，毛泽东在交际处设宴为邓宝珊饯行。

1943年11月，邓宝珊返回榆林途径延安；11月17日，邓宝珊参加了边区政府为续范亭举办的祝寿宴会，邓宝珊在延安的半个月时间里，参观游览，拜谒朋友，还参加边区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并讲话。毛泽东等对其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此次延安之行更加坚定了他团结抗日、争取民主建国的决心。

榆林是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屏障，也是国民党政权在陕北仅存的一个据点。榆林的军事政治形势，关系大河套地区特别是伊盟七旗的稳定，关系整个西北战局，国共双方都十分重视。在八年抗战中，邓宝珊驻防晋陕绥边区，蒋介石发动数次反共高潮，并一再指示其嫡系将领及其他反共分子制造摩擦，企图控制和削弱中共的力量。但是，邓宝珊对蒋介石要求其配合反共计划的命令巧妙周旋，设法抵制，在其辖区内坚持实行与中共联合抗日的政策，坚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觉抵制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发动的数次反共高潮，解了中共的后顾之忧，中共便可集中力量与亲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展开较量。邓宝珊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不是不知，但他抓不住任何把柄，又因榆林情势复杂，无人可以取代邓宝珊的地位，稳定抗日大局，只能让邓宝珊坐镇榆林。但蒋介石利用邓宝珊遏制陕甘宁边区的如意算盘一再落空，邓宝珊、高双成与陕甘宁边区竭力消除摩擦，始终保持着和平相处的睦邻友好关系，加之绥远的傅作义部队、马占山部队以及蒙古族沙王等都与陕甘宁边区保持友好关系，形成一个地方实力派与边区共生共荣、一致抗日的局面，使胡宗南、阎锡山等国民党军企图封锁困死边区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同时，他率部坚守黄河防线，阻挡日军的南犯、西进，维护了延安北大门的稳定，保证了陕甘宁边区北线的安全，使中共中央能够集中力量领导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邓宝珊功不可没。毛泽东在1944年写给邓宝珊的信中对邓宝珊在抗战中“支撑北线、保护边区”的功劳给予充分肯定：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专肃，敬祝健康！

毛泽东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陕甘宁边区也把邓宝珊部看成是可以信赖的国民党抗日友军。每当抗日时局出现新情况，如日军和蒋介石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特别是关乎榆林的军事情报，陕甘宁边区都能及时向邓宝珊通报；中共中央有关抗日策略的决议、报告、宣言，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和重大决策等，也能及时送达邓宝珊处，让他知悉。毛泽东给邓宝珊的亲笔信共有15封，1938年冬，毛泽东获知日军可能侵犯西北的消息，感到事态严重，便派遣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的陈奇涵到邓宝珊处报告防务，并把中共中央六中全会的报告和有关文件一并带给邓宝珊，毛泽东还为此写了一封亲笔信：

宝珊仁兄左右：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获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祷告之奇涵。专此，

敬颂

戎绥

弟毛泽东上

十二月五日

收录于《续范亭文集》中的续范亭致邓宝珊的书信共有五封。八年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先后派往榆林的信使众多，他们包括八路军高级将领、边区党政负责人和爱国民主人士。

军事上，在处理边界纠纷时，毛泽东指示各地充分照顾邓宝珊在国民党内部的艰难处境，绝不把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挑衅归咎于邓宝珊和高双成等爱国将领；我党多次佯装加强军事进攻，以打消胡宗南削弱邓宝珊部军事力量的企图，或通过通报信息等手段巧妙地支持邓宝珊，以缓解邓宝珊的军事政治压力。

从西安到榆林，途经延安最为便捷，因此，不论是货物运输还是人员往来，陕甘宁边区提供最大限度的便利，如对榆林军方赴西安接运武器弹药、被服装备等军事运输活动，延安方面不仅提供借道过境的充分方便，并保护其不受意外损失。对于人员往来，包括新兵过境，延安方面均予以热情接待，并沿路予以悉心照料。

榆林地瘠民贫，灾害不断，军粮供应本就紧张，加上蒋介石歧视杂牌军，军饷供应严重不足，榆林部队或者到边区购粮，或通过商业活动筹资，以解决军需，通常是运输榆林本地的畜牧产品到外地销售。按照边区的政策，这些货物需要检查和抽税，但延安方面免税免检。有一年，榆林连年灾荒，军饷、粮秣十分紧张，邓宝珊向边区求援。尽管边区粮食短缺，还是节省出一部分，支援榆林，仅由绥德警备司令部一次转送的粮食就有2000石。

抗战时期，邓宝珊到重庆参加国民政府高级会议，在会见蒋介石时，力谏蒋介石放弃内战，联共抗日，他说：“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1946年3月，邓宝珊赴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随后的部署全面内战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嫡系将领一致主战，蒋介石征询非嫡系将领邓宝珊的意见时，邓宝珊以人心厌战、国力空虚、需要休养生息为由，竭力主张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避免内战。会后，邓宝珊又来到南京会见蒋介石，陈说内战利害，力谏停止内战。邓宝珊在离开南京前，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兵者，国之大计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蒋介石看完这封短短20字的信后，终生不再见邓宝珊。

北平和平解放的金钥匙

1948年冬，平津战役打响，在国民党军连连失利的被动局面下，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萌生了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在傅作义矛盾纠结、举棋不定之际，傅作义接受了马占山的提议，电邀邓宝珊到北平议事。12月28日，任华北剿匪副总司令驻防包头的邓宝珊乘坐傅作义派来的专机，飞抵北平。邓宝珊与傅作义一起分析华北战局与当前时局，在邓宝珊的劝说与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的思想逐渐清晰而坚定起来。1949年元旦后，邓宝珊接受傅作义的委任，担任北平和谈的首席谈判代表，最终与中共达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为未解放地区树立起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模式”，加快了国民党军队投诚起义的步伐与解放战争的进程。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宣布和平起义，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北平防务。北平《新民晚报》发文称邓宝珊是“和平将军”“北平和平解放的一把钥匙”。

1947年夏，朱德、续范亭分别写信要他当机立断举行起义，邓宝珊回信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北平和平解放协议达成后，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与邓宝珊直达石家庄与毛泽东会面，以促成绥远的和平解放。与毛泽东见面后，邓宝珊给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打去电话，确切地告诉他榆林和平解放的决定。1949年6月1日，榆林部队宣布起义。蒋介石派徐永昌到绥远企图阻止绥远和平解放。邓宝珊约请徐永昌吃饭，并劝他弃暗投明，徐永昌第二天便离开包头回到广州，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宣布绥远起义。

在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兵运工作的基础上，毛泽东总结了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三种对敌方式：军事解决的天津方式、和平解放的北平方式和先中立后改造的绥远方式，其中后两种方式的成功示范都离不开邓宝珊的鼎力相助。

参考文献：

[1]王劲．邓宝珊传[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2]黄惠昆．邓宝珊——一位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J]．纵横，2009（3）.

[3]杨元忠，张桂山，秦颖儒．“和平将军”邓宝珊[J]．人物春秋，2016（5）.

[4]梁星亮．邓宝珊与陕甘宁边区．理论导刊[J],1988（6）.

[5]王劲．抗日战争时期的邓宝珊将军[J]．档案，2005（2）.

[6]孙琴安．邓宝珊与中共高层的微妙关系[J]．炎黄春秋，1995（1）.

[7]申辉．爱国将领高桂滋与共产党人的交往[J]．山西师大学报，2008年，（S1）.

[8]王劲．邓宝珊与国民军[J]．西北大学学报，19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