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曹力如交往二三事
一
曹力如同志1926年入党，1927年初奉党的指示，在杨虎城部队——国民军联军第十军任政治处代理处长，并建立中共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
我和曹力如1928年在河南郑州相识。当时，我还是一名共青团员。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各级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下，为寻找党的组织，我到冯玉祥在郑州举办的豫、陕、甘三省农村组织训练处学习了3个月，未找到党的组织。1928年春，我到杨虎城部队驻郑州的办事处，该处处长段象武是孙蔚如的好友，该处一位少校参谋孙子英和一位上尉参谋孙钟祥与我是同村乡党，孙子英还是杨虎城、孙蔚如办的三边军事教导队时的学员、党的同情分子，对我来河南郑州寻找党组织是赞助的。当时，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到日本，孙蔚如代理十军军务。几天后，恰逢曹力如、吴岱峰由安徽省太和县来郑州办事处。孙子英告诉我说：“你想找共产党，他俩（指曹力如和吴岱峰）和我相识，平常与你讲话的意思一样，可能是共产党员。”于是我就以同乡身份有意识地和曹力如、吴岱峰接触，很快就彼此相识。当他俩得知我是共青团员，要找党的组织并与孙蔚如是同族“本家子”时，待我特别亲近，与我交谈得很投机，可以说是志同道合，无所不谈。这时我方知曹力如是孙蔚如师部政治处处长，吴岱峰是杨虎城部队军事学校的中队长，他俩都因参加党在安徽省太和、阜阳一带发动的皖北暴动，失败后来到河南，到郑州办事处看望段象武、孙子英的。曹力如、吴岱峰告诉我说：“孙待我们很好，在部队因身份公开站不住脚了，孙蔚如给我们发了路条和路费后，以追逐为名，放了几排子空枪，将我们赶出部队，要我们返陕或到其他地方谋出路。这次暴动牺牲了许多同志，魏野畴也牺牲了，是很可惜的！”曹力如还对我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没有抓住枪杆子，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要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
听了曹力如、吴岱峰的介绍后，我决定赴安徽省太和、阜阳县找杨虎城部队中的党组织。由于有孙蔚如的关系，我先进入杨虎城办的军事干部学校当学兵。毕业后，被分配到刘威诚营九连当事务长兼文书，不久便担任排长。这时我利用九连连长拒不给士兵分伙食节余之事，秘密联系、组织发动兵变。因事泄未成，被捆绑毒打。幸亏营长刘威诚、团部政训员董林哲等地下党员利用合法身份掩护营救，我才脱险。“祸兮，福所倚”，我以组织兵变的实际行动找到了党的组织，并于1929年6月在湖北省陆安县，由董林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在看来，我与曹力如、吴岱峰在郑州办事处的相遇，是偶然的，但我们的相识，却是必然的。完全可以说，大革命失败后，我之所以能够找到党的组织，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与曹力如、吴岱峰对我的启发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二
1936年7月，我赴陕北志丹县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陕西临时省委工作和杨虎城、孙蔚如的政治态度。9月中旬，受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的指派，带着毛泽东主席致孙蔚如的复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文件，由志丹赴三原，再到西安面递孙蔚如。孙对其与我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表示衷心高兴。10月下旬，我返回陕北苏区前，孙蔚如因我要通过其富县、甘泉、延安一带十七师王劲哉旅的驻防区，写给王劲哉旅长一信：“孙作宾负有特殊任务，途经你旅驻防地区，望给予方便。”我持孙蔚如手书见到了王劲哉，顺利通过富县，到达甘泉县下寺湾。在这里我再次见到已担任中共陕甘工委军事部长的曹力如，还经他介绍与陕甘工委书记欧阳钦相识。这时（11月10日），甘洛游击五支队与十七路军三十八军王劲哉旅某营，在富县油坊塬发生了武装冲突。为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联合友党友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中共陕甘工委决定派人与王劲哉旅长谈判。由于曹力如向欧阳钦介绍了我曾在十七路军做过党的地下工作，又与王劲哉旅长较熟识，所以欧阳钦派我协助陕甘工委军事部申力生一同赴富县，就以下3个问题与王劲哉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
1．关于互不侵犯问题。双方商定，为避免冲突，在双方防区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地带。双方各守防地，互不侵犯。关于民团侵扰苏区问题，王劲哉表示：“民团是受县署、县长指挥，不受我管，我的部队不帮助他们。”申力生说：“只要贵旅不帮助民团，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消灭掉！”王劲哉说：“你们就是把民团日塌完哩，也不关我一点事。”
2．关于相互通商问题。双方议定：双方均不要侵犯交通线，不要拦截驮子（商人）来往，应给予方便，相互通商。
3．关于双方互通情报和友谊来往问题。申力生说：“为了我们双方今后友谊来往，曹力如要求和旅长商谈。”王劲哉说：“力如和我关系很好，我们是老朋友了，他来谈谈更好。”双方商定：互通情报，保持友谊来往，联合抗日。最后，申力生说：“旅长的为人，我常听曹力如谈的，我非常敬佩！”王劲哉说：“那就好，希望以后我们常通信，常见面吧！”
我和申力生返回陕甘工委机关，向欧阳钦、曹力如作了汇报。为了以后更好地开展工作，我还介绍了王劲哉旅中两位和陕西临时省委发生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一位是贺修之，在王的旅部任书记官；一位是王宝灵，在王旅任营长，营部驻在榆林桥。以后我们短距离出去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借贺修之、王宝灵的关系，开展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欧阳钦、曹力如对此表示满意。在我离开下寺湾时，曹力如还派人护送我安全到达志丹县。
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我奉中央指示赴甘肃省兰州市组建中共甘肃工委，在那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5月，我又调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这时，曹力如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我与他接触较多。有次力如请我吃饭时，他说：“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影响，对中国革命将是深远的。我们陕西能出现杨虎城、孙蔚如这样的爱国将领，值得庆幸！也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英明。前年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时，曾给我来信，叙谈旧情，要我与他保持朋友联系，还表示了强烈的抗日爱国心情。”力如还告诉我说：“不久前，阎揆要向孙蔚如公开其共产党员身份，孙蔚如称赞阎揆要光明磊落并授其以少将参议。”我说：“1931年在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时，孙蔚如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说不是；1934年在汉中，孙蔚如又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仍说不是。孙蔚如生气地说：‘你还说不是共产党，你在靖远把我的一个旅都日塌完了，还骗我呢！'”
曹力如告诉我：阜阳暴动失败后，他返回陕北和刘志丹、王子宜等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吸取阜阳、渭华暴动失败的教训，争取以合法身份掌握武装。特别是得知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时，他们决定走井冈山的道路，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力如还讲述了他与刘志丹、王子宜竞选保安县民团团总，在甘肃太白镇夺取枪支弹药，与哥老会马锡五搞联系，扩大武装等事情，他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初创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实行“参议会”制度。各级政府组成人员和参议会的参议员，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曹力如在贯彻执行“三三制”，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工作成绩卓著，受到党内外人士的好评。
延安整风后期，我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关押审查。1945年秋，甄别后重任中共甘肃工委书记。1946年曹力如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彼此一见面，力如就说：“你在被关押期间，谢老给我讲了许多关于你在甘肃工作的情况，谢老和我一直是相信你的。共产党人要能经受得住委屈，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解放战争期间，我运用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大胆开展工作，取得一定成绩。这与西北局的正确领导和曹力如等同志的热情关怀、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1949年12月8日，曹力如不幸遇难。消息传到兰州，我和德生深感悲痛，立即发出唁电，对我党失去一位优秀党员、我们失去一位老战友，表示深切的悼念。
曹力如已经离开我们45年了。他以及无数先烈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正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突飞猛进地发展，呈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怀念曹力如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坚强党性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他平易近人、团结同志、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贵品质；学习他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的优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