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 光明磊落
1935年冬，中共陕甘省委和陕甘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我担任粮食部副部长兼调查统计科和运输科科长。当时陕甘省委书记是朱理治，副书记是李富春。曹力如于1934年冬从榆林出狱后，经赤安县委书记张策和刘景范介绍，到陕甘边苏区工作。后因“左”的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大批同志被关押，力如因是志丹的得力助手而遭到怀疑，被排挤下去，到苏区印刷厂当工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得知陕北错误肃反情况，随即下令“停止捕人”“停止审讯”“刀下留人”，并派王首道、贾拓夫等代表党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了保卫局。经过审查，11月初刘志丹等同志全部获释。12月，经李富春批准，曹力如恢复了党组织的关系，先后担任陕甘省委文书、组织部秘书、省委秘书长等职。
当时，由于干部少，经费紧张，省委和省苏维政府合署办公，省里的干部还经常被抽到地方或部队工作。我曾兼任过洛河川独立团政委，曹力如兼任团长（对外叫司令）。当敌人进攻时，独立团的任务是掩护和保卫省委机关。
1936年红军东征，陕北苏区空虚。洛河川是中心苏区，敌人进攻的兵力是两个旅，而我们只有一个独立团，其实只有4个小连。面对强敌，曹力如精心运筹，沉着指挥，使领导机关安全转移，敌人的阴谋落空。记得撤退时，有位女同志失散了（现在北京市，已离休），曹力如很着急，派人找寻，直到找回才放下心来。掩护任务完成后，我们也开始撤退。这时省委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有的同志认为这是退却逃跑，主张武力抵抗。省委立即派我去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请示。临走时，力如要我实事求是地向中央报告情况，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撤退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不能认为是逃跑。我到瓦窑堡后，先向总书记张闻天汇报，后来周恩来副主席在军委办公室接见了我，听完汇报后，周副主席做了三点重要指示：第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洛河川撤退不能认为是退却逃跑，但仍要坚持洛河川游击战争；第二，省委内部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第三，坚定不移地把20万东北军争取过来，要克服动摇思想，不要以为敌人一进攻，东北军就不可能争取过来了。周副主席在地图上的苏区周围，圈定了20个地方要设办事处，用以向东北军官兵做宣传争取工作。当时聂荣臻也在场。从瓦窑堡回来后，我立即向省委传达了周副主席的重要指示。力如坚决贯彻，除坚持洛河川的游击战争之外，他还参加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在维护省委团结的问题上，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要尽快地在根据地内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省委决定抽调一批干部成立省委工作团，曹力如亲自组织筹建，并写信指示：1．要用民主选举，选出乡苏维埃、县苏维埃和省苏维埃三级政权；2．扩大红军；3．筹办粮草。我当时担任省委工作团副团长，经常得到他的指教，受益匪浅。时间不长，经过民主选举，乡、县苏维埃相继成立，省级苏维埃政府代表也选出来了。但由于敌军进攻，省苏维埃政府西迁曲子、环县一带，省苏维埃政府未能进行正式选举。
后来，组织上派我到省委白区工作部工作，和中央联络员一起来到彭德怀身边，在他的领导下做争取东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和秘密建党工作。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我参加了中共东北军工委的领导工作。从此，和曹力如同志就分开了。
力如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对同志亲切关怀，为人正派、忠厚。他组织能力强，成熟老练，为人处事以理服人，大家都很爱戴他。他的英年早逝，令人震惊痛心，惋惜不已。我们今天怀念他，重要的是学习他那高贵的共产主义品质和无私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