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1939年曹力如派我陪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

石锋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于1936年7月至10月访问安塞、保安等地，回北平以后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后引起极大的轰动，仅1937年一年就重印5次，1938年再版时，改为《西行漫记》。从此，陕甘苏区、红军领导人及红军的生活随着这本书而广为世人所知；埃德加·斯诺的名字也随这本书的流传家喻户晓，并有了一种传奇色彩。

1939年9月，斯诺第二次踏上访问陕北和延安的征途，这段史实却鲜为人知。因这次是由我陪同前往，且经历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所以，虽已过去近70年的岁月，我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似乎仍历历在目。

送蒋介石特使回西安

1939年8月上旬，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中午，我午觉刚起，电话铃就急促作响。拿起电话，原来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打来的，他要我立即到他办公室去，说有紧急的事要我马上去办。我当时在边区交际处工作，和边区政府虽咫尺之隔，却是隔山相望，到政府去，需上山、下坡、过沟，天气又极其炎热。我感到事情紧急，故马不停蹄地赶到曹力如那里。他在院子门口已等得不耐烦了，劈头盖脸地冲我吼到：“叫你快来，你慢腾腾走了一个钟头，快走两步好不好！”我问道：“大星期天的，有什么紧急的事，这么火烧火燎？“快！进门再说。”进了门，不等我擦汗，他就急切地说：“中央决定派你去西安出差，马上就走。”我一听，马上说：“我去可能不合适，西安国民党哪个不知道我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曹力如回答说：“这个中央已考虑过了，你去西安的任务是陪送蒋介石派来延安的陆军医院陈副院长。你在西安有上层社会关系，在交际处又和那些上层人士有来往，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就是要了解各界人士，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况且，借此你还可以看看分隔两地的媳妇，公私两利，有什么可怕的？因为要有相应的身份，萧劲光司令员特授予你八路军少校军衔，你的身份是少校联络科长。”我问道：“给我们处长说过没有？”曹力如回答：“中央定的，处长金城还能不知道！实际上，让你出差，还是他推荐的。”

我在交际处工作以来，和曹力如打交道较多，他擅长书法，文笔流利，思维清晰，为人豪爽，是个有工农气质的知识分子。他平时和人爱说爱笑，没有架子，处理问题干净利落，痛快果断，从不拖泥带水。我说：“这位特使住在王家坪叶剑英处，我没有接触过。”曹力如立刻回答：“送客只是国共两党抗战中的一次礼节性问题，两天的路程，他坐小车，你坐军车，有什么接触不接触？所以给你军衔，也是对客人的礼节，途中遇事也方便。到西安后，他走他的，你走你的，就算完成任务。回来再带什么任务，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伍云甫主任安排。”这预示着我在西安将有不同寻常的任务。此时，曹力如要忙于迎送客的各种应酬活动，要我回去赶快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当天下午，交际处就按曹力如的安排，替我做了各种准备工作。同时，八路军后方留守司令部还送来一套军装，衣领、胸前皆挂少校军衔的肩章和胸章。

次日早晨，中央医院和边区政府送客人员，陪陈副院长等一行三人来到交际处，曹力如秘书长给我们相互做了介绍。为了消除我们之间的生疏感，陈副院长让我看了周副主席右臂的X光片，认真解释了病情，说：“伤后时间已长，臂部范围也小，动手术比不动好，也不影响工作。所以我回去还要向蒋总裁汇报。”寒暄完毕，礼节过后，客人三人乘小车，我乘军车，同时向西安进发。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哨卡森严，我以八路军少校军官的身份接受了蒋军士兵的军礼。我们在耀县停留一夜，第二天中午顺利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待伍云甫主任安排送陈副院长一行去西北行营后，我即向其汇报旅程情况。完毕之后，伍主任对我说：“你这次来西安还有另一任务，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要去延安，中央来电，要你陪同。但他本人还在重庆，你需要在西安等数日，我已叫居敬同志为你做了安排和准备工作。在西安期间，你可住在家里，比在八办方便。”此时，我才明白这次出差西安的另一项任务，也是中央确定的。

在西安等待斯诺

居敬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交际科长，我们相识已久。他已替我准备了一套西装，并送我一双皮鞋，让我换下军装，穿上西服，这样可掩人耳目，便于活动。随后，要我和他去莲湖公园吃西餐，顺便认识一下该餐厅的张老板。说话间，聂景德也来了，说我妻子彭毓泰正在去云阳的路上，现已派人去追她回来。

到了莲湖公园西餐厅，居敬向我介绍了张老板，说这位朋友是北方来的（指延安），以后有事由张老板联系。张老板听说是北方来人十分兴奋，但因工作纪律，不便多打听，只是以极大的热情为我做了他极为拿手的菜肴。张老板对敌情非常熟悉，是做地下工作的行家里手。他向我说，他如能到延安，可将粗粮加工成高级食品，为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战士改善伙食、增加营养，但是八路军办事处不放他走。后来，他儿子张协和还是去了延安，成为延安著名的美坚木工厂的厂长，圆了他父亲为边区人民服务的梦。新中国成立后，张协和任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为中国的机械工业科研设计及管理与制造、军工科研、建筑、教育以及中医学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毕生心血，是复合型和专家型的领导干部。

饭后回家，妻子彭毓泰已在家中等候。同院的房客是一位铁路工程师，我妻子向他介绍说我在国民党三十八军工作，现回家探亲。房客为表示对主人的敬重，第二天特准备了一桌饭菜，招待我们。席间，因天气太热，我脱去上装，衬衣口袋画着一颗闪亮的红星。这位工程师已意识到我的身份，叫我不要脱外衣，他把房门打开。

此后在家的数日，络绎不绝地有人来，多为在西安上层颇有身份的世交长辈，如杨明轩、杨晓初、李馥清、韩兆鹗等，均是以抗日爱国人士身份出现的我党地下或外围工作者，而那位工程师则自觉地变为我的保护人。

来人都希望能听到延安的消息，但令我惊讶的是，延安的重要活动他们均清楚地了解，特别是我在行前刚刚听过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这里已看到全文。他们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国共合作中的一些摩擦的观点，对我思考交际处工作有不少启迪。在这期间，为躲避日军轰炸，我在北关砖瓦窑又结识了杜斌丞先生，与之成为挚友。他们在一起时，表面上是坐在麻将桌前手搓麻将，实际上是在探讨国共合作或抗日之事。白色恐怖环境中的地下工作造就了不少奇人奇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意犹未尽。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彭毓泰返回云阳，我住进八路军办事处等候斯诺。

陪同斯诺去延安

不久，斯诺就来到西安，同行的还有一位国民党合作社的负责人孟用潜。伍云甫给我们相互介绍后，斯诺送了一本中文版的《西行漫记》给我（可惜的是，这本书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我用英语说：“谢谢你，你的这本著作对中国的革命、抗日战争，特别是对中国青年有不小的帮助。”斯诺听了非常高兴，特别是同行者懂英语，行程将不会寂寞，也会很方便，所以他说：“谢谢你的评价。”互相介绍认识后，伍云甫交代完有关事宜，我们就坐进汽车，踏上去延安的路途。

天有不测风云。在西安，烈日炎炎。可进入泾阳，刹时乌云满天，一阵大风由西向东而来。我让司机加大油门，加速行车，在大雨来临之前赶到三原。斯诺问：“你懂气象？”我说：“自古长安西风雨，这是民谚，也是科学规律。现在乌云向东而来，西风乍起，肯定有大雨。”话音未了，大片雨滴已开始落下。此时泾阳已过，三原在望。当车刚进三原城，已是倾盆大雨，泼在车上，溅入车内，前方一片雨雾蒙蒙，显然不能再走了。远远看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办事处的牌子，我命司机加速驶入办事处大院，暂作休息。

无巧不成书。听到汽车声，办事处里第一个出门观望的，竟是我在西安二中任教时教过的学生胡轩。我们几年没有见面了，胡轩一见到我，格外亲切，急忙迎了上来，帮我和客人擦去雨水，殷勤地左右迎逢，腾房接待，真有宾至如归之感，令斯诺极为感动。我向胡轩介绍：这位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胡轩极为兴奋，他说，真得感谢这场大雨，不然，咋能有幸见到这位能同情中国人的朋友。我把话讲给斯诺，斯诺为这番话，深受感动。

雨越下越大，我看这场雨一时半刻也停不了，天色渐晚，为安全起见，决定在此停留一晚，明早天晴再走，便吩咐胡轩安排住所和晚饭。晚饭令人意外，送来的是三个人的西餐。询问之下，原来是胡轩与隔壁基督教堂交往甚密，那里的厨师听说胡轩的老师陪同远方客人来此地，颇为感动，鼎力协助，以丰盛的西餐作为招待。胡轩还带来一个年轻人，说是基督教堂厨师的儿子，跟其父学手艺。由于大雨下了两个小时，积水很多，向北的路的路基已基本冲毁，不少路段已形成沟壑，许多车辆被困在路上。第二天，即使不下雨，也不能动身。胡轩带来厨师的儿子，想询问客人还喜欢吃什么中国菜，他回去准备。斯诺再一次受到感动，他激动地说：被大雨困在半路上，左右危难之际，能吃到饱饭，已是喜之意外之事，还能吃到黄油、面包、果酱，还有鸡腿、鸡汤，太让人感动了。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影响，而在中国受到的盛情款待。他反复对胡轩和厨师的儿子表示感谢，并希望政府尽快抢修道路，让我们及早动身。由于道路原因，不得不推迟了会见毛泽东的时间，他深感抱歉。

第二天，我让胡轩借了一副扑克给斯诺和孟用潜玩，我和胡轩去看道路抢修的情况。到现场一看，工程浩大，一半天是修不完的。空隙间，我们去三原城内探望了我妻姐彭毓恒。她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是由延安派出的人员，负责电台操作和维护。电台设在她西安家中的地洞里，长期的地洞生活，损坏了她的健康，此间，她正在三原养病。我们已三年没有见面，她见到我，非常激动，急切地向我打听从延安到西安的人和事，急于归队的心情溢于言表。大半天的时间就在这里度过了。

从彭毓恒那儿出来后，胡轩对我说，那二位客人均已安排好，要我尽管放心。剩下的时间，他建议我去云阳看一下陕西省委地下党的同志。那里正在召开选举七大代表的会议，他已备好两辆自行车。拗不过胡轩的热情，再说，我也很想看一看那些战友，时事难测，往往是风云突变，这一走，不知何日再能相见，况且，云阳离三原并不太远，不会误事。于是胡轩引路，我随行，一路急行，不一会儿就到了云阳。在云阳，我见到不少老战友、老朋友和老熟人，如罗文治、曹冠群、黄崴等，并得知我妻子彭毓泰也被选为七大代表。同志见面格外亲切，述不完的战友情。时间匆匆而过，由于公务在身，不可久留。此时天气放晴，我必须尽快回去安排明日的行程。

翌日一大早，我去和胡轩清算费用，他坚持不要，并介绍那位小厨师随我一同去延安。延安的烤面包就是从他开始的。告别胡轩后，我陪同斯诺又踏上去洛川的行程。三原两日给我留下了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遗憾的是，此后再未见到过胡轩，也未能有他的音信。

大雨后的道路极为难行，我们直至傍晚才到洛川。晚饭后，我陪斯诺在洛川街上游览。行至街口，见一堆人站在黑板报下看新闻，我也挤了过去。只见黑板上报道，德苏协议以及苏军出兵波兰，中共中央发表“九一”声明表示支持，重庆报刊纷纷转登。斯诺听到这一突变，马上沉下脸，表示：“延安我不去了，我要立即返回重庆。”我说：“那不行，我的任务是陪你去延安，重庆不能返。”他急了：“那我自己买票，自己行动。”我说：“那也不行，对你的安全我责无旁贷，特别到这个时候，我的责任更大，所以必须等我请示延安后，才能定。”斯诺说：“形势突变，我不能等。”我强调：“我要报告延安，你必须等。”僵持中，我即到八路军办事处给曹力如挂了电话，他立即请示中央后回答：“毛泽东主席正在延安等他，欢迎他来延安。”我立即将电话的内容向斯诺做了转达。斯诺听了电话内容，黑沉的脸马上转晴，面带笑容地说：“对不起，刚刚一时冲动，难为你了，我们明天继续往北走。中午能到延安吧！”我毫不在意地说：“那算不了什么，干我们这种工作，没有一种海量是不行的。”

我们第二天一早出发，急速赶路，中午到达延安边区交际处。听到山下汽车声鸣，交际处处长金城以及斯诺的旧友马海德、诗人萧三、英文翻译黄华等人都跑下山来，和斯诺拥抱、握手，以各种方式表达旧友重逢的喜悦，并告知斯诺，毛主席确定第二天就接见他，使他异常兴奋。

当天下午，警报响起，日军的飞机来轰炸延安。斯诺找我，要我陪他去拍几张日军轰炸延安的照片。我领他到宝塔山下，他一看，说：“这里目标太大，不安全。”我说：“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比防空洞还安全，延安几千孔窑洞，就凭这宝塔山寻找目标，如果炸毁目标，飞机就成了瞎子，还有什么炸头？”听到此，斯诺问到：“延安几千孔窑洞有多少人？”我说：“大概两万多人。”斯诺面带疑容说：“两万人如何能取得抗战胜利？”我解释说：“两万人‘每人胸中都自有数万甲兵’，这句话就刻在宝塔山下的岩石上。”我指给他看。这是北宋时代，西夏进犯延安时，延安镇守使范仲淹说的。听到此，他大笑起来，过来拉住我的手，要我以岩石上的字为背景替他拍照留念。

第二天，毛主席接见了斯诺。七天后，斯诺就返回国统区，转赴德苏战场。这次接见，我在鲁迅图书馆看到上海《英文报》做过报道。大概因斯诺对国共合作前途忧虑偏重，延安未做转译，故斯诺访问延安鲜为人知。但对我来说，却是难以忘怀的一段历史：一是涉及了周副主席臂伤和著名人士斯诺二次访延安的事件；二是事情发生在七大召开之前，黄崴、彭毓泰是为数不多的女代表中的两名；三是此时正处于德苏战争的前夕。

陪同斯诺到延安后，我即兴冲冲地向曹力如报告了送迎陈副院长和斯诺的情况，并为自己圆满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感到高兴。但曹力如听后半天不语，沉默了一会儿，他对我说：“石锋啊，你这次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完成了一半？”我不由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句。那另一半任务是什么？我愣住了，脑子很快回想了整个任务的完成过程，觉得没有什么疏漏。曹力如见我呆在了那里，用手做了个喝酒的示意后笑了起来，我立即明白了过来。我回来时早有准备，立即答道：“你批评错了，这次任务我已全部完成，西凤酒早已买好，还未送来，你就着急了。”说完，我俩都笑了起来。当时边区领导和同志们关系非常融洽，不论身份高低，都很随便，情谊深厚。此为其间的一个花絮，亦随笔记上。

（选自《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2期，责任编辑陈小丽，标题编者略有改动。编者核实史料，个别字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