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战陕北的征程中
我们和曹力如一起工作是在1946年，那时他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我们是西北局的工作人员。力如是刘志丹、谢子长的战友，参加过皖北暴动和陕甘边的早期斗争，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曾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延属专员，他组织观念强，对中央、西北局的指示贯彻坚决，行动迅速。对同志和下级和蔼可亲。机关的同志都很敬佩他。彭德怀同志曾称赞他：“曹力如年龄大，组织信任他，威信高。”
一次，李万春白天外出侦察敌情，夜晚11点才回来，向力如汇报时说着说着睡着了，力如连忙给他盖被子。万春醒来时力如不但不批评，反而安慰他说：“你累坏了。”他对部下和气、慈祥、和蔼、平易近人。大家对他非常尊敬，把他看成长者。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蒋介石把胡宗南召到南京，策划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发动了全面内战。
陕甘宁边区遵照党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指示，在1946年秋天就开始动员疏散物资、档案、粮食等。到1946年12月，西北局、边区政府只留下精干机关，大约有三四百人。1947年3月初，疏散工作完成。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调动了几十万人马进攻陕甘宁边区及中央所在地——延安。当时西北局机关习仲勋、马文瑞、李卓然、张德生等领导同志都到“前总”工作去了，机关留下了马明方、曹力如两位领导同志。马明方刚从新疆盛世才监狱释放出来，身体有病，西北局的日常工作主要由曹力如主持。他负责后方机关干部职工家属的转移工作。此外还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领导王维舟、张经武同志。
1947年3月18日，机关干部职工由林伯渠、曹力如同志带队，撤离延安。3月19日晨6时，张振邦、李万春和警卫队一个班的战士、十几个武警队的同志收尾撤出延安。刚出延安城就遇到敌机轰炸狂射，在杨家岭又遇到敌机，战士们趴在石崖下躲避敌机狂射。党中央机关及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领导同志从延安向东北方向走了，先后到延川县的刘家渠、清涧徐家沟、高家硷等地。西北局机关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向延安的西北方向撤退。力如带领西北局机关撤到安塞县的真武洞，敌人被吸引到安塞，分两路重兵准备进攻真武洞时发现情况不对，随即撤兵东进。西北局机关在那里将物资及粮食进行处理，将部分文件烧掉。当有的同志要烧书时，力如说：“马列的书不烧，叫他们（敌人）看去。”然后我们向北转移到子长县旧城，住了两天被敌人发现。敌人的飞机天天在空中盘旋，扔炸弹，机枪扫射。我们没有地方躲，连忙跑到农民的小屋里。我们看见力如把史唯然拉进屋里，敌机上的子弹把门打了几个洞，力如掏出他的八音手枪，对我说：“子长县城不能住了，赶快搬到对面的万佛洞去。”机关人员安全转移到县城对面的石宫寺。这是个石洞，洞内有近万个石刻佛像，所以又叫“万佛洞”。洞很大，可容纳几百人。敌人发现后，派飞机天天轰炸。因为在石洞内，隐蔽人员安然无恙，工作照常进行。我们在石洞内住了近一个月，林伯渠离开机关，到白杨树坪，后来东渡黄河到了晋绥。曹力如率领的西北局机关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的党中央机关先后在白庙岔、石湾镇相遇，西北局机关让中央机关通过后再继续转移。第二次在石湾镇住了一天一夜，待中央机关通过后，西北局机关继续向子洲县进发。在转战中，和中央、西北野战军前总指挥部的联络主要靠电台。
敌一二八旅从蟠龙进入羊马河被我军歼灭后，我们机关又转移到子长县的白庙岔，在那里过了清明节。羊马河战斗结束后，敌人向北运动到清涧县城内，西北局机关就转移到子洲县的马蹄沟。敌人再向北要进到绥德县城时，我们已抢先通过绥德县城，到了义合薛家渠。为动员补充兵力，西北局机关青年组织的手枪队也都上了前线。敌人扑向米脂县，然后到佳县，西北局机关在此前就渡过了黄河。
过黄河那天，天下着雨，路不好走，人堆在一起，一船一船地接人过河。家属队过河后，机关最后过河。有人慌忙中把银元、票子丢在河中，捞起来时票子已经不能用了。力如很快纠正了慌乱现象，指挥队伍过河。
到达山西省的临县南圪渠，当时秋风习习，枣已红了，力如召开会议宣布纪律：“不准吃老百姓的枣子，买啥给啥钱。”当时机关干部抽出来到农村帮助土改，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敌三十六师在沙家店被我军歼灭后，残部回头向南逃到延安。西北局机关干部即从山西临县回到陕北绥德县义合乡薛家渠。西北局在这里召开了义合会议，我也是会议的工作人员之一。当时我知道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有贺龙、习仲勋、王维舟、张经武、马明方、马文瑞、曹力如等。会后机关干部大部分下乡进行农村土改去了。
在转战陕北时，曹力如带队的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代号为“第五团”，又称“第二梯队”，下属单位有工、青、妇各群众团体及西北局党校等单位，行军途中力如总是带队走在前面，一遇紧急情况，他就断后，稳定人心。
有一天，周兴告诉力如：“敌人出动了。”曹力如让杨静仁带两个班去侦察。我们走了大约30里路到了青阳岔，敌人拥上来了，我们派人回去报告情况，曹力如率领机关立即转移，我们在这边开几枪，在那边开几枪，迷惑敌人，拖了一个多钟头后撤退。
在转战途中，曹力如同党中央及前总联系是很密切的，对同志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是很关心的。5月14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去安塞真武洞参加“三战三捷”庆祝大会。他在讲话中宣布：“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自从撤离延安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全体军民共同奋斗！”曹力如请周恩来副主席来子长县的白庙岔给西北局、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机关的干部做形势报告并汇报了工作。杨静仁从伊克昭盟调查回来后，西北局曾向中央写了个书面汇报。周副主席对力如指示说：“伊盟的调查报告中央同意，关于少数民族自治区武装、统战与城市工作由西北局发一个文件，详细说明对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军工作的指示。”力如委托杨静仁起草，由他修改，并送到西北野战军前总指挥部，由西北局领导签署后下发，有力地指导了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特别是城市工作。
中央机关住在靖边县的青阳岔时，生活上很困难很艰苦。曹力如为照顾中央领导同志身体，保障生活供给，派西北局行政处干部方锁柱给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领导送了一部分干菜和从延安带出来的食品。曹力如还给中央写了封汇报信也由方锁柱带给周副主席。
西北局机关转移到绥德义合时，中央机关转移到米脂县杨家沟，这时生活更为困难。力如又派机关运输队长史经理等赶了几头骡子，带了一些粮食和菜送给了中央机关。
在战争时期，力如最突出的优点是革命意志坚定，对工作认真负责，关心群众生活疾苦。在转战陕北时，力如对马明方、杨明轩非常关心，他指示张振邦：“别人可以少管，你给马明方、杨明轩弄点肉吃。”他生活俭朴、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原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投奔延安，带几匹马和30多人抵达边区，住在南窑渠时，力如专门派人招待起义的官兵。在南窑渠，周芝轩因患肺病去世，马夫鱼东山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去世，曹力如都亲自去查看墓地。安葬后，为了便于日后查找，在坟前栽了一个有名字的木牌。
在转战陕北的岁月里，力如始终和大家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窑洞，行军时有马他也不骑，让给同志们骑或者给大家驮行李。西北局机关从山西回到陕西的绥德县义合乡薛家渠后，天天吃黑豆，很多同志拉肚子，又没有药物治疗。曹力如看到这种情况，便派张振邦带了一个班的警卫战士到国统区买回粮食、布匹、香烟，用32头骡子驮回，改善了生活。1948年元旦，同志们都吃上了白面饼子。
转战陕北时，力如白天带领机关同志转移，或开会调查，晚上加班加点阅读文件，起草文件、信函和电报。那时点的是煤油灯，早上起来他的鼻孔鼻翼常常是黑的。后来有了玻璃罩油灯，情况略有好转。力如对家属队也非常关心，1946年就提前把西北局机关的家属、小孩及暂不工作的女同志疏散到志丹县的安条岭西北局机关农场附近的农村。后来有同志认为疏散到这里不合适，易被敌人发现，他根据同志们的意见，向中央汇报：“机关家属中外地人多，口音与当地人不同，长相也能看出来，牙齿比当地人白，一旦发现很容易被敌人抓去，建议随纵队转移。”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家属队随机关转移，无一人出问题，机关干部都很感激力如。
力如对机要工作也非常重视，他提出“精通业务，严守机密”8个字，要求机要工作者要保障联络畅通，保守秘密。对重要材料力如总要亲自过问保管情况。当听说一份地下机密工作人员名单找不到时，他派人专门一个驮子一个驮子找寻，找到后，他才放心。有一次与张邦英联络不上，他派人乔装成老百姓，克服困难才联络上。
转战陕北时期，曹力如的爱人田星和孩子也在家属队。在万佛洞田星带4个孩子很困难，想留一个勤务员帮忙。当李万春同志向力如汇报时，力如对田星说：“这怎么成！我管边区的老百姓，你发疯了。”力如严于律己，对家属、孩子要求严格在边区是出名的。
1948年4月，我军胜利收复延安，西北局机关由曹力如顺利地带回延安，驻在延安北关的王家坪。1949年5月5日，曹力如任陕北行署主任。当月，西北局、西北军区派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全权代表赴榆林和平谈判。榆林和平解放后，力如任榆林市军管会主任，同年秋回延安，致力于繁忙的陕北恢复生产和建设工作。年末，组织上派他到新疆任省政府副主席，没想到他在西安东十里铺因车祸受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曹力如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他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认真负责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