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榆林到西安——曹力如同志最后一段革命生涯
1949年6月1日，美丽的塞上古城榆林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进城后，我调到榆林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给曹力如主任担任警卫员。我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革命意志坚忍不拔，生活艰苦朴素和平易近人、虚怀不矜的革命情操，至今仍记忆犹新。
1949年5月22日晚上，我和王舒安（曹力如的警卫员）跟随曹力如、吴岱峰、罗明3位首长前往榆林大众浴池洗澡。
在我们快到浴池门前的时候，忽听高房顶上沙沙作响，当我们还未来得及观察时，只见两块大砖从空而下，王舒安机警地将曹力如推向一边，但是两块大砖却打在了罗明同志的身上。我和王舒安提枪欲追时，被曹力如随即阻挡。他说：“在新解放区遇到此种情况不足为奇，咱们先到浴池看一下罗明的臂膀再说。”我们走进浴池休息室，好在罗明的伤势不重。我当时提出：“今天不要洗了。”可是曹力如哈哈大笑地对吴岱峰、罗明说：“你们看，小鬼害怕了。”接着又对我说：“小鬼！和敌人斗争不能胆小害怕，而是第一要提高警惕，第二要勇敢斗争。”并且风趣地和吴岱峰、罗明说：“我们还不到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时候。好吧，我们先别管他，反正敌人是逃不脱人民法网的。”3位首长决定继续洗澡，我们两个警卫员对浴池的周围进行了认真的搜查，警惕地巡视着每个角落。
这天晚上首长们洗完澡，回到军管会时，已是夜间10点多钟了，他们还在灯下兴致勃勃地研究部署着各种重要工作，直至凌晨1时左右他们才熄灯休息。
1949年9月，曹力如完成了榆林和平解放后的接管、建政、组织部队西进解放宁夏等任务后，奉命回延安。我们乘坐接收榆林二十二军仅有的一辆美制卡车，沿着咸榆公路（实际不成公路）早行夜宿。我们在旅途的4天都是食宿在群众家中。首长和我们一样，和群众同吃一锅饭，同住一盘炕。他不顾旅途疲劳，每到一处，总是要和当地的群众促膝谈心，询问生产和生活情况，鼓励群众加紧生产，支援前线，为全国最后解放贡献力量。那时陕北农村群众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但群众千方百计设法给我们做点面条之类的好饭，但每到一处都被曹力如婉言谢绝。虽然我们和群众坐在一起吃的是“钱钱饭”、蒸洋芋，但大家都为群众的热情招待而感动。
1949年9月20日我们顺利到达延安，住在陕北行署机关（原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曹力如经常教育要我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还要我定时到警卫连参加军事训练。他还经常给我布置一些习作文章，有时还专门把我叫去检查和修改我写的作文。他不但关心我的文化、军事学习，尤其在政治上更是对我关心。记得有一天下午，曹力如和李景膺、崔田夫在窑洞外的石桌旁休息闲谈，我给他们端去了茶水。曹力如叫我也坐下，他对我说：“自你跟我从榆林到延安以来，我还没有和你详细谈一谈你的家庭情况，今天正好老李、老崔在这儿，你把你的家庭情况给我们谈一下。”
提起“家庭”二字，不由使我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我眼含泪水脱口而出：“首长！我没有家啊！”“为什么？”3位首长同时追问。我非常悲痛地告诉他们：“在我11岁那年父亲被债主逼死，13岁母亲贫病交加而亡，14岁哥哥病故，姐姐卖给人家，使我成为孤儿。幸好这年榆林解放我参加了革命……”3位首长听到这里，曹力如将话打断，把话题转到他在榆林的革命实践来，对我进行革命教育。曹力如也简述他的革命经历，接着又对我说：“小鬼！你的家是叫旧社会吃掉了，全榆林、全国被旧社会吃掉的家何止千千万万！流离失所、走投无路的孤儿也何止千千万万！你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干一辈子革命。解放你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嘛！你说对不对？”
首长的一席革命教导，使我转悲为喜。我擦了擦眼泪，对3位首长说：“我一定牢记你们的教导，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永不变心。”几句话说得3位首长哈哈大笑。从此，我更加努力学习政治、文化和军事技术，更加热爱自己的警卫工作。我15岁时，曹力如建议陕北行署机关团支部培养和吸收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12月，曹力如被调往新疆省政府任重要职务。我们乘坐西北局派来的专车由延安到了西安。在我们到达西北局后，随即受到了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习仲勋书记要我们在西安多住几天，看一看西安的名胜古迹。曹力如考虑到新疆刚刚解放，那里有许多重要工作等着他去做，因此，决定在西安只住3天，除做好进疆前的准备工作外，拟在离开西安前一天到临潼华清池去看一下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的旧址。那天上午王震派接我们的专机到达西安，曹力如指示我在当天12点钟前一定要做完行李、文件的装机工作，下午抽空去华清池。我按照他的指示在11点钟左右，将装机工作全部做完。下午1时，我们乘坐西北局派的中吉普车前往临潼华清池。陪我们前去的还有马文瑞同志，当时他是西北局组织部长，同车除两位首长外，还有曹力如的夫人田星及子女、马文瑞的女儿、习仲勋的儿子富平和我们3个警卫员共15人。我们到了华清池随首长游览了西安事变时的“捉蒋亭”等处后，大家又到温泉洗了澡。这时天下小雨，我们几个警卫员商量决定，给西北局车队叫了个电话，请他们另派一辆小轿车让首长乘坐。电话叫通不久，首长们都洗完了澡，他们要返回西安，我向曹力如报告说“天气不好，我们已和西北局车队叫通电话，请他们另派小车让你和马部长乘坐。”曹力如说：“这点小雨不妨事，不要麻烦西北局的司机同志，咱们就坐原车回去吧。”既然首长这样决定了，我们也再不好强调，所以大家都上了车，从华清池返回西安。记得当车刚过灞桥不久，不幸的事情便发生了。只听轰隆一声，车身翻滚在公路下的麦田里，车轮向上，将我们全车人扣在车内。就在这危急的时候，正遇十九兵团驻西安留守处的一辆卡车路经肇事地点，他们随即停车，将我们从车下救出。当时只见曹力如口内出血，马文瑞坐地呻吟，不能行动，他的警卫员腿被压断。这急坏了大家。十九兵团留守处的同志帮我们将两位受伤的首长和同志扶上了卡车，我们一起返回西安进行抢救，曹力如因流血过多，抢救迟缓，生命垂危。我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呼叫首长，但是再也没有叫醒我那敬爱的首长。我们五内俱裂，泣不成声。
回忆往事是痛苦的，但是慈父般的首长的音容笑貌和对我的谆谆教导，至今却仍在激励着我为党为人民勤奋工作着。如今我虽年逾六旬，但我仍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发挥我所有的光和热，在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光辉道路上，勇往直前，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