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尤记得在一次由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性别讲坛主办的讲座中，一位老师这样形容性别视角于她个人而言的意义，她说那就像一副神奇的眼镜，戴上它，“性别的触角”便十分敏锐，能够迅速甄别出周遭任何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东西。对此，听众席上的我感同身受，并不知为何忽而就联想起自己参加陕西师大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那天的情形。在故作镇定地谨慎回答完导师组的提问后，我的身体似乎并不想马上从坐着的那张椅子上离开，心里沉甸甸的，教室中的空气凝结了，一切都静止不动，太安静了，气氛似乎因为这一刻的过分安静，和我不合时宜的“思想抛锚”而显得略微尴尬。此时的我，的确想要再补充些什么，并由衷认为自己笨嘴拙舌地并未在对答环节里将内心的真实想法表达一二，然而，时间所剩无几。突然，我不知从哪冒出一句：它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它，是指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或说就是性别的视角罢，而对于这句更像是自言自语的话，到现在我也不能确定在场的几位德高望重，深为我所敬仰与敬畏的师大的先生们是否听到了，或者听清了？但说出那句突兀的话后，我心若止水，似了却一桩大事，虽前途未卜，亦觉无愧于心，不留遗憾地起身向先生们深鞠一躬后匆匆走出了那间教室。

现在回想起复试时在紧张状态下无端冒出的那句话，其实正不失为一种对自己获得性别视角后心境使然的最为恰当和贴切的表述了。这便是理论的力量，它是天然的视角与触觉，更是工具和武器，捕获并运用它，我们的学术眼光则会发生质变，能够极为敏锐地洞悉、察觉和感知到文本中、生活上形形色色、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现象、男权文化思想痕迹、两性不平等关系等等的存在。

但说到底，戴上这副神奇的眼镜，目的究竟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或许我的导师屈雅君先生在一节针对本科生的理论课程上，所说的一句话便是很好的答案，她说，学习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能让你（尤指女性）变得聪明。变得聪明，这句言简意赅的话似曾相识，在我读研期间，也曾困惑于学习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目的和作用到底何在，而当时的导师金钟甲先生也说了同样的话：它可以让你变得聪明。

事到如今，在三十而立的年纪，不由再次感叹，作为女性，有什么比变得聪明而更具吸引力？本书稿最初的成书缘起，大概就是得益于以上这些林林总总的始终印刻于我脑海深处的话语力量罢。

（二）

本书收录了我硕博研究生期间的阶段性研究论文多篇，并经过对这些主题相关的论文进行同一视角，即性别视角下的观照而重新修订后最终汇总成册，结集出版。

从宏观内容上说，本书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关理论的一次活学活用的文本实践，主要可概括为，运用与性别和空间性相关的理论、视角对多部西方经典叙事文学作品（小说、戏剧）中的主要女性人物身份、主人公民族文化身份、两性关系、两性地位、两性心理等问题做以跨时空、超性别、系统的、全方位的探讨与比较，从而对文学女性（尤指文本中的女性文学形象），所体现出的或显或隐的与女性力量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界定与延展。

从微观结构上看，本书大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及文化理论的相关观点与视角对具体西方经典叙事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探寻文本中的女性力量在建构民族文化身份上的作用、探寻它与文本中“疯女人”文学形象及女性疯狂的关系、探寻它与女性审美观和女性阵营建构的关系。这部分内容是全书核心，所选的文本作品分别是美国当代黑人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的戏剧作品《篱笆》，它曾获“托尼奖”与“普利策奖”；英国19世纪女作家夏洛特·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它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传世之作；英国19世纪女作家简·奥斯汀的最后一部小说《劝导》，它被认为是简·奥斯汀最好的作品；英国当代女作家简·里斯的小说作品《藻海无边》，它曾获“英国皇家文学会奖”与“W.H·施密斯奖”；丹麦19世纪童话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名篇《海的女儿》，作者本人曾说这是他写作时唯一一部感动了自己的作品。

其中所有文本分析的过程都属于不同程度的对女性主体与女性力量的“再发现”。回顾个人阅读史，首先，我初次接触《篱笆》的文本时，所有关注点都集中在剧中的父亲特洛伊身上，对他个人命运深感同情，并进而对父子关系这个文学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剧中其他男性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在研究范围内，与之相反，我似乎完全看不到女性的存在。然而当性别视角在我头脑中形成后，重新阅读《篱笆》时，目力所及，竟只有女人，即使那些没有上场的，或仅以一个名字的形式存在的女性，也被自然而然地纳入到我的研究目标和范围中去，我不由自主地幻想出她们的长相、背景、身份、生活，以及一切，并迅速勾勒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图谱。相比较而言，男性则被隐去，即便是特洛伊的形象也得到了淡化和模糊。这种新阅读经验的产生是不自觉地运用性别视角后的结果，同一阅读主体对同一文本，便有了截然相反的阅读印象，可谓一念之间，天上地下。

更明确地说，在被重新阐释后的《篱笆》中，由处于显性中心地位的萝丝所代表的女性力量，似乎已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事实上，这种女性力量与真实的女性欲望并无直接关系，它不仅没得到应有的释放，而且处在双重隐匿中，其一是隐匿于作者的民族情节里，其二是隐匿于多种男性关系中。换言，如果逃脱与上述两者之间的关联，则即便是那种被萝丝展现出的特殊女性力量也大约要永远无从寻觅了。

其次，《简·爱》作为西方经典女性文学作品，在中国特别是青少年女性读者群体中是十分受欢迎的。我在初中时第一次完整阅读了这部作品，当时它带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对简·爱的个人奋斗史非常崇拜。然而，我的确是只看到了闪光的女主角简·爱，而完全无视“疯女人”伯莎·梅森的存在。很多年后，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初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我，开始在学理层面多次反复阅读《简·爱》的英文原著，并经由韩国建国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李惠秀教授的引导，发现了文本中“疯女人”所潜藏的巨大力量，从此，我对“疯女人”的关注着实超越了对简·爱的。《简·爱》中的“疯女人”虽并未一以贯之地存在于小说始末，但她留给读者印象之深刻全然与被着墨多少不成正比。上述是我对《简·爱》中“疯女人”的第一次“再发现”时期。之后几年中，我几乎不能放弃阅读《简·爱》的中译本和原著，而奇妙的是每一次阅读都会获得新的收获和启发，最终在弗吉尼亚·伍尔芙、伊莱恩·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等女性文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的“帮助”下发现了简·爱世界中的夏洛特·勃朗特——这个一直为我所忽视的重要女性，我第一次看到了隐匿在文本之后的这位女作家真实的个体女性欲望和女性力量。

此外，在《劝导》、《藻海无边》、《诺桑觉寺》等作品中，女性总体而言是处于暴露状态的，包括女性的自我意识、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女性相关的其他主题都是作为焦点被集中讨论的，也即女性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存空间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重视。在这些被构建出的女性世界中，女性力量则以一种极端内在化的精神图景得以体现和萌生，它与女作家的创作心理息息相关。换言，女作家与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是合二为一的存在。

最后，《海的女儿》是安徒生童话中的经典篇章，它是普通中国孩子从小都会读到的童话作品。小人鱼最初带给我的难以磨灭的阅读印象，是停留在对其悲惨命运的同情上，也包含着对她的美丽、善良、勇敢等品格的赞叹。然而，在内化了的性别视角的观照下，我蓦然发现《海的女儿》中小人鱼的悲剧首先应该是她身为女性的悲剧，而造成这种结局的正是男权文化思想对女性从身体到内心的扭曲与迫害，这使得小人鱼的“奉献”和“伟大”显得多少有些愚蠢与盲目。而从这种被极端神圣化了的女性形象上，其实已经看不到真实女性的样子，更不能体会出造成女性在追逐爱情过程里的“苦难”，亦无法反思出造成两性不平等关系形成的深刻原因，对其的重读和重释，使得女性世界、女性审美观、女性欲望和力量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浮现。

本书第二部分是对第一部分所传达观点的多角度论证过程，即通过选取论点、主题分别偏向“女性”、“疯狂”、“身份”与“种族”等方向的不同论文多篇，进一步论证了文本中女性力量存在的可能性及其具体、多元的表现形式和由它所带来的重大启发意义。这部分共收录五篇论文，选择的具体文本作品（文学及电影作品）分别是，美国当代女性剧作家贝斯·亨利的成名作《芳心之罪》，曾获“托尼奖”与“普利策奖”；英国近代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两部小说《诺桑觉寺》与《劝导》，其中《诺桑觉寺》是简·奥斯汀打算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被认为采取公开的“作者型”叙述声音，展现了作者权威；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巨匠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Adieu；改编自美国作家肯·克西的同名小说，由米洛斯·福尔曼执导的电影《飞越疯人院》，该影片在第48届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了最佳影片等五项奖项；美国当代黑人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的另一部剧作《钢琴课》，他因这部作品第二次获得“普利策奖”。

第三部分是我对性别问题相关研究领域中与本书论题密切相关的几本学术著作所做出的解读，从史学、社会学、文学等不同研究领域中对于女性力量相关问题可资借鉴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和汲取，最终得出女性力量不仅以多样化的空间性姿态存在于不同文本当中，而且其所带来的对于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女性文学传统的树立和建构、女作家创作趋势的影响都不容小觑。这三则文章的解读对象分别是《男权阴影与贞妇烈女：明清时期伦理观的比较研究》（书名全称为《滇缅边地摆夷的宗教仪式 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 男权阴影与贞妇烈女：明清时期伦理观的比较研究》），此书将男性焦虑心理与女性“贞洁崇拜”的关系发掘并凸显出来，这不失为对一种经典研究范式的贡献，借用它，可在女性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内对许多两性不平等现象产生的深刻原因做出猜想和追问；《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这部著作亦是对一种研究范式的再创造，以个案整合的方式体现出晚清女性从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上的变化过程；《性别研究：理论背景与文学文化阐释》，“性别研究”角度的提倡也是对新的两性对话方式的再思考，从而再现了一种更为生态化的研究范式。

（三）

奥古斯特·威尔逊是美国黑人剧作家，因而他的民族身份对剧作中叙事手法的选取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对“闹鬼”“招魂”等超现实元素的使用，使其作品具有魔幻性特征，也即“非洲性”。这是对处在文学亚文化中的叙述方式的彰显，作者渴望为自己的文化身份做出文学写作上的正名，以此挑战并打破主流文学传统模式所带来的种种限制与框定，将本民族文化特征以另类的叙述策略展现在文本创作过程里，将对自身身份问题的诸种追问带入到创作领域中做以解答。

而女作家夏洛特·勃朗特，其性别身份较为突出，这是女性文学写作者生存的普遍囹圄，也即一种写作主体自觉地对亚文化归属感的凭附状态，它使得女作家在创作时能够更有目的和意识地偏重于对性别身份特殊性和女性经验的回溯与借鉴，在与建构女性文学传统的愿景相结合的过程里进行具体文学实践，使性别身份与女性经验双双得到凸显。有趣的是，一部分女性经验往往也被认为与“鬼神”等超现实元素相关，譬如对“疯女人”文学形象的塑造本身就富含着对阴森、恐怖氛围的制造。对令人畏惧的哥特式环境的想象、描摹与烘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女性文学创作自身形成鲜明特色的另类途径和方式策略。

奥古斯特·威尔逊说他14岁时在图书馆发现了黑人作品陈列处，从此他发现了一群“看不见的人”。他在一本黑人作品中读到了一句将“黑人”与“力量”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的话，对他触动很大，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黑色力量”这个词组。威尔逊的创作就是对“黑色力量”的追寻，这一点，与女作家在文本中对女性力量的呼唤和渴望是具有相似性的。同时，本书成书缘起也与对女性力量的再发现夙求紧密相关。然而，发现这种相似性，并不完全是为了达成一种共识，并不是为了结成某种新的力量，而应当是为了更好地彼此区分。首先，在黑人文学中，对其中的女性形象与其地位的关注，能够帮助印证女性力量存在的事实，但这种“帮助”始终未能沾染女性写作自身的特色，性别身份与民族身份终究是不同的，这种质的区别会使我们读懂并区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性别视角、女性身份、女性欲望与女性力量等概念。

男作家对女性力量的借用，往往是为了达到其他某种文学目的，譬如与民族性的融合与对其的烘托。中国文学中也具有类似情况，本书第五章里就有对这种观点的回应。在民族危机四伏、家国兴亡的紧要关头，女性往往被“制造成”救赎和更改历史的重要人物，那些“危机”便与女性自然地联结在一起，间接表现出女性力量的宏阔与伟大。这是一种男性“恋母”心理抑或是焦虑心理的体现？女性被赋权后意味着他人对女性力量的器重，她的作用被提升至神圣地位，然而这并非女性力量得以被唤醒的真实状态，女性力量终究需要女性自己去召唤和追寻出来。

一定程度上，可认为男作家笔下女性力量的暴露与显现，是其民族文化身份、男性使命感普遍遭遇歧视或压抑后所形成的某种焦虑心理的产物。而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力量，是其创作过程中在性别身份焦虑心理阴影投影下被激发出的某种不自觉的性别观照，虽也是一种无处发泄的焦虑感作用的结果，但其转化而为“疯狂”之力，衍生成一种另类的女性力量。在对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所做的文本分析中，一开始对美的关注绝对压过了对女性的关注，然而，一种令人钦佩的代表善良与勇气的女性力量却一直贯穿于童话始末，可是那终究属于没有自我意识的女性力量，是为男性审美和男权文化服务的，它是男性某种焦虑感之下的“身体借用”和“经验盗用”之后的结果，与奥古斯特·威尔逊在这方面的创作情况如出一辙。

奥古斯特·威尔逊坦言，《篱笆》不是一部以女性为中心的创作。但经由性别视角我们却所见皆为女性，这种极端差异化的阅读经验和阅读主体的女性身份以及女性经验亦是相关的。在文本比较过程中，选择一个女性人物形象处于边缘地位或隐形的中心地带的文本，和一个女性人物形象处于显性的中心地位的文本进行比较，会更全面地完成对女性的“再发现”研究，并突出性别视角运作中所发挥出的重大而“专断”的作用。奥古斯特·威尔逊在接受某次采访时说，他认为将女性置于重要地位的写作方式是将其立为场景人物进行创作，而这显然与女作家所理解的情形是有很大偏差的。

可见，从某种层面而言，男作家在题材选择和创作实践中，对自传式故事与个人经验的借鉴是较为忽视的，他们可将其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上并与之保持一定距离，进行冷静地处理。而女作家则不同，她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带入女性情感进行有关自身经历、经验的创作和书写。这些不同点，都可看作是一次创新性的比较试验，对分别针对男女作家的文本研究或许能够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奥古斯特·威尔逊在创作《篱笆》的过程中，对于我们所热衷分析的那些夫妻间的两性关系，完全是“不自觉”和“无意识”的书写，作者甚至在某次访谈里直接否认那种关系存在于自己作品中。这显然是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差异性的体现，而性别视角实际上更倾向于女性视角。威尔逊对文学中的女性经验有一种来自男性的普遍的“偏见”，但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偏见”不仅没有在其具体作品中流露出来，反而使得两性关系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上被持续评议着，这大约不仅仅是源自理论的、视角的选取所造就的不同效果，也应该是一种来自作者的不自觉地对于女性力量的反映和肯定罢，是女性力量以其自有方式进行的呈现与爆发。

《篱笆》是20世纪美国当代黑人剧作家对19世纪50年代非裔美国人生存状态进行全方位关注与描写的戏剧作品，它和19世纪英国女作家表现女性婚恋、生活、心理方面的女性小说，以及19世纪丹麦男作家的童话故事都是有显著差异和距离感的。对此三个不同类型文本的选择是完全因着跨时空比较研究的思路进行的，经过系统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将它们贯穿和放置在相同研究主题和视角中，彼此不仅具有极强的逻辑关联性，甚至它们还能自主地进行“对话”与“沟通”，而最为难能可贵的莫过于这种“对话”的姿态竟丝毫不令人觉得突兀、生硬、牵强和费力。

沈潇

2017年元月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