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与实践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核心。正是在这一光辉战略思想指引下，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并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一、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深刻地揭示了攻防的辩证关系，将对立统一规律创造性地运用于指导战争，防中有攻，防是为了攻，攻防结合。通过长期持久的人民战争，逐渐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改变了战争形势，夺取了战争的最后胜利。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了战争全过程中实行战略指导的一系列原则和具体方针。
（一）积极防御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总战略方针
毛泽东曾经多次指出，积极防御不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某一阶段的战略方针，而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总战略方针。从战略角度来分析，战争的全过程有的是由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进攻阶段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有的是由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进攻阶段构成的一个整体。不管战争过程中的阶段如何划分，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战略，作为战略方针来说，不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某一战略阶段的战略方针，而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全过程的总的战略方针。同时，毛泽东又十分强调，中国革命战争在不同的战略阶段上总是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在具体执行积极防御这一总的战略方针时，也应该随着战争不同阶段的特点，有所不同。
（二）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
毛泽东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
“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这句话科学地揭示了“积极防御”的基本内涵和实质，具体而言就是：敌人向我发动进攻后，我先主动退让一步，努力创造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条件和态势，利用人民战争的有利条件，以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歼灭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争取局部主动和胜利，逐步转化敌我力量对比，改变战略上的被动态势，尔后适时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在有利条件下实行战略决战，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一战略思想的实质，是在战略防御的过程中实行攻势防御或决战防御。积极防御的积极性就体现在被动的战略防御形式中包含有主动的进攻作战的内容。
（三）“诱敌深入”是造成反攻的条件
毛泽东十分重视诱敌深入，并把诱敌深入作为积极防御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诱敌深入”，又叫战略退却。他认为，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诱敌深入”则是造成反攻的一个重要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首先实行“诱敌深入”，原因在于：第一，“诱敌深入”能够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第二，“诱敌深入”能够造成弱军的兵力集中，拣弱的打。第三，“诱敌深入”可以使退却的军队选择自己所欲有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第四，“诱敌深入”能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第五，“诱敌深入”能够造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诱敌深入”毕竟具有被动性，是有困难的。对于这些困难，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认真地解决。毛泽东指出，在“诱敌深入”时，一定要正确地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二是退却终点的选择；三是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
（四）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作战样式上最根本体现就在：战略上的防御作战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的有机结合。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战略环境中，导致我军在战略上往往处于防御地位。毛泽东把战役战斗上的进攻与战略上的防御战有机联系了起来，使战役战斗的进攻战变成了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对战略全局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作战形式。战役战斗的进攻战对于战略防御战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只有通过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才能达到战略防御的目的。其次，只有通过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才能最终实现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转化。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在时间上的表现就是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在空间上的表现就是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毛泽东对进攻和防御、持久和速决、外线和内线相统一的论述，充满了辩证法，体现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思想中的辩证思维。
（五）战略反攻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
战略反攻是积极防御战略积极性的最根本体现，是区别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的一个重要标志。“诱敌深入”虽然能够为弱军造成战胜绝对优势之敌进攻的条件和态势，但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态势的造成，只是具有决定战争胜败的可能性，但不是赢得战争胜利的现实性。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把战略退却适时地转入战略反攻。毛泽东指出：“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在这里，毛泽东把战略反攻看成是战略防御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带有决战性质。战略退却是处于被动态势的态势，具体内容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诱敌深入，准备反攻。战略反攻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没有脱离防御性质，但在形式上放弃了战略退却时的被动态势。对于敌军来说，战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并同时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二、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革命战争中的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的成功运用，是积极防御战略发展史上最精彩的篇章，同时，这些实践运用又促进了积极防御思想的不断发展完善。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萌芽和形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是：“经历过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在创建工农红军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初期，毛泽东指挥红军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打破了敌人一次次的“进剿”，逐步积累了作战经验。1928年5月，他对我军创立初期的作战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适应当时情况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十六字诀的实质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广大农村的有利条件，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运用十六字诀，红军不断取得胜利，根据地逐渐扩大。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剿”。红军开始实现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为适应这种转变，毛泽东在十六字诀的基础上，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作战原则。他和朱德指挥红军，在强敌进攻面前，先行战略退却，使敌人吃尽流离转徙之苦，使其战线拉长，兵力分散，暴露弱点，出现过失。而红军则以逸待劳，从容地选择时机，在赤卫队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集中优势兵力，以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各个歼灭进犯之敌，连续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在积极防御思想的影响下，也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王明等人推行错误路线，大搞消极防御，结果导致严重失败。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对从井冈山时期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时期红军战略战术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原则，批判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给党内争论已久的军事路线问题做了正确的结论。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之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概念。1936年12月，毛泽东为红军大学所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以积极防御为核心内容的毛泽东战略思想，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完成了理论体系的构建，由实践经验上升到了比较完善的科学理论形态。
（二）抗日战争时期积极防御战争思想的全面成熟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战争中有四个相互矛盾着的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并据此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主张，确立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使积极防御战略与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实现了有机结合。
1937年8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次年5月，毛泽东结合抗战10个月的经验，撰写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深刻揭示了抗日游击战争这种大规模的、在外线单独进行的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提出和详细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指导的诸问题。深刻指出：“在战略的防御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科学地预见到中日战争将经历三个战略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日方战略进攻、中方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日方战略保守、中方准备反攻时期，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中方战略反攻、日方战略退却的时期。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方针应是持久战，具体战略方针，第一、第二阶段应是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第三阶段应是战略反攻战。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运动战的方针。在作战形式上，第一阶段主要是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游击战上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上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
正是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山东、苏北、苏中、东江、琼崖等广大的解放区战场，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神头岭伏击战、黄土岭战斗、陈庄歼灭战、百团大战、车桥战役等辉煌战绩，最终迎来了战略反攻和抗战胜利。与此相反，国民党实行消极、死板的战略方针，非但不能有效地打击日军，反倒使自己陷入处处被动，在正面战场上一败再败。
（三）解放战争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丰富发展
在指导解放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从战争的新的情况和特点出发，创新战略战术，使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特别是所创立的战略进攻理论及其作战原则，把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提出了“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正确的战略方针；确立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主要作战方法；强调在战役战斗中要采取攻势行动，以战役战斗上速决的进攻战，打破敌人的战略进攻；执行以大兵团大踏步进退、打较大规模歼灭战为特点的运动战为主的方针，辅之以群众性的游击战相配合；坚持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即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原则。在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军相继取得了苏中战役、晋北战役、新开岭战役、苏北战役、易满战役、三边战役、孟良崮战役、正太战役等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向我军发动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为战略进攻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在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战略进攻的思想，并高度概括了人民军队20余年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为核心内容的十大军事原则，从而使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作战原则臻于完善。在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选择上，打破了待防御方兵力占优再转入战略进攻的通常做法，不待粉碎敌人的全部进攻和我军兵力超过敌人，即从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已经明显地向着有利于我方向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以主力部队转入进攻，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在进攻方向的选择上，把重点指向敌之兵力空虚的战略纵深和关系其统治安危的腹心地带，建立新的前进基地，积极展开进攻。在进攻样式的选择上，从敌军在数量和装备上尚占一定优势的情况出发，不取通常的正面的、一线平推的进攻方式，而是出其不意地以无后方根据地、千里跃进的方式插向敌战略纵深。在布局上，形成中央突破、三军配合挺进、两翼牵制、内外线两个战场密切配合和相互策应的格局，迫敌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在战略决战的实施上，强调必须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必须正确选定战役突击方向、贯彻分批歼敌的方针，实行大规模运动战和大规模阵地战相结合、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组织规模宏大的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
正是在战略进攻理论的指导下，在全面内战爆发的第二年，我刘邓大军在其他野战军配合下，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举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紧接着对敌实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追击，向全国进军，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四）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创造性运用
抗美援朝战争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战争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发，创造性运用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因势利导灵活实施作战指导。志愿军入朝后，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局的急剧变化，断然改变原定的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的战略部署，决定以战略上的突然性先发制人，实行战略反攻，连续进行五次较大规模的战役，迅速打出了有利的战争局面，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迫使美国接受停战谈判。转入战略防御阶段以后，采取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的战法。志愿军采用“零敲牛皮糖”的战法，分散歼敌，积小胜为大胜。仅在志愿军于1952年9月至10月实施的全线战术反击作战中，就歼敌2.7万余人，给美军以沉重打击。战术小包围理论，是毛泽东根据抗美援朝五次运动作战的实践提出的，是对运动战理论的一个创新。
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坚持积极防御战略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有着长期稳定的科学指导意义。它所揭示的军事斗争指导规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国军事战略的指南。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靠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打胜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要继承它、发展它，坚持它在军事战略领域里的指导地位。
（一）坚持积极防御战略的必然性
中国奉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是由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对外政策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决定的。
一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决定了中国奉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的发展道路，既是发展战略，也是安全战略，是在充分总结大国兴衰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握时代趋势、立足现实国情和继承文化传统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中国把和平发展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选择，探索出一条经济全球化时代大国发展的新型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平发展道路强调发展的和平性、合作性、互惠性，反对武力和侵略扩张，“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的防御性质。
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中国军事战略的防御性。军事从属于政治，军事斗争服从服务于政治目的。国防政策是国家大政方针的组成部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决定了国防政策的本质特性。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国防政策的防御性。毛泽东早在1960年就明确表示：“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习近平指出，“中国奉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不会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也不会动不动到别人家门口炫耀武力”。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本质上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和剥削，也反对国家、阶级与民族之间的压迫和剥削。因此，我们坚持防御性的军事战略，强调严守自卫立场，不搞军事对外扩张，不首先对别国挑起战争，也绝不允许别的国家或势力侵略我国。
三是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奉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在几千年漫长而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和平的不懈追求就是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政治思想上，中华民族历来强调亲仁善邻，“兼爱”“非攻”，主张“德化天下”，反对“以力服人”；在经济上，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是自给自足。这种农耕社会的特性使广大民众对土地产生了一种特别深厚而执着的感情，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特征，习惯于守土而不喜冒险，安于保守而怯于进取。这种民族心理和文化氛围，在军事战略上表现出固土自守、保家卫国的防守型倾向，具有偏重内向、注重防御的特色，即守土重于拓疆，防御先于进攻，重谋贵于力战。因此，中国历代王朝特别注重文化上的怀柔与教化，主要依靠文化的亲和力、经济的吸引力来营造安全环境。中国版图的形成，基本上是文化传播和同化的产物，而不是军事征服和扩张的结果。
（二）运用积极防御战略时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伴随着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伴随着战争实践和军事斗争准备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这一战略思想，必须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要在坚持积极防御根本性质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面向未来、与时俱进、着眼发展，赋予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以新的内容，从而为军事斗争准备和打赢明天的战争提供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紧紧围绕防御性与积极性的统一这个永恒的主题，在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成为主要战争形态的条件下，在战略指导上应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遏制与打赢的关系。把遏制战争放在战略指导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由和平时期军事战略的基本功能和中国战略的防御性质所决定的。但从军事斗争准备的角度而言，则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战争可能发生和必须打赢战争上。只有立足打赢，根据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需要积极主动地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发展和提高打赢战争的实力，才能更有效地遏制战争。如果离开了打赢这个立足点，也就偏离了积极防御的“积极性”这一本质，不仅不能遏制战争，一旦战争到来，还会陷入被动。
二是正确处理先发与后发的关系。中国是防御性国家，坚持自卫立场和后发制人。但是，信息化战争具有“时间越打越短”的特点，战机难得且稍纵即逝。抢占先机者胜，失去先机者败。一旦敌方侵犯了我主权和领土完整，就意味着撕开了战争序幕，我就具备了防卫作战的行动自由，就要力争在战役、战斗包括战略性战役、战斗上抢占先机，争取战略主动权。
三是正确处理防御与进攻的关系。信息化战争的攻与防的转换，与过去常规战争条件下的攻防转换已不可同日而语。处于防御的一方，如果在战争初期一味坚守防御，将难以阻止具有很强机动能力和打击能力之敌的进攻。所以，在战略思维上我们必须从抗敌入侵的防御战转向维护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进攻战。在坚持自卫立场的前提下，必须以攻为守，强化进攻行动，准备战争一开始就进行有限规模的战略攻势作战。
四是正确处理外线与内线的关系。信息化战争所具有的非对称性、非接触性和非线式的特点，决定了在战略内线态势下发起战役战斗上的外线反击的难度将大为增加，甚至无法实施，因此，积极的战略外线的反击作战将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要求战略指导者必须在坚持战略上的防御性质的前提下，从战争一开始就将积极的战略上的外线作战提上日程，以达成战略防御的目的。
五是正确处理歼灭战与瘫痪战的关系。信息战争是结构完整运行有序的整体对整体、系统对系统的对抗。在信息化战争中贯彻歼灭战思想，应坚决摆脱过去那种追求攻城略地、谋求人员杀伤的传统的思维定式，更多地注重对敌作战体系结构的瘫痪性打击。要运用“硬”、“软”手段，以积极主动的攻势行动，猛击敌人作战体系的要害、节点和弱点。并把瘫痪战和局部歼灭战有机结合起来，歼瘫并举、歼耗并施，从而达到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
（作者李赟：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