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贾平凹创作历程总述（1977—1986年）

如果从写儿童文学算起，至1986年，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生涯已经是十多年了。这十多年，他所走过来的路是宽广的，也是艰难的；是欣慰的，也是痛苦的。他的创作历程给人以强烈的动感，他对生活意蕴的探索和对艺术美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和满足过。这种探索和追求时常发生着新的转移，并且在每一阶段都取得一定的成效。这既引起人们的瞩目，得到他们的赞许，同时也伴随着不少的议论和非难。有毁有誉这本来是正常的，问题的复杂在于对于作家的同一追求及其艺术实践成果，却往往引起截然相反的看法。然而不管评论家对贾平凹的创作持何种看法，他们都会承认贾平凹的创作是呈现着明显的阶段性的，要全面评价他的创作，最科学的方法是分为若干阶段而予以论析。

贾平凹的创作历程，在1986年以前，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80年以前为第一个阶段；1980年到1982年为第二个阶段；1983年和1984年为第三个阶段；1985年和1986年为第四个阶段。

一、1980年以前

这一阶段又可分为1977年以前和1977年到1979年两个小阶段。1977年是贾平凹小说创作成熟的一年。贾平凹是以创作儿童文学步入文坛的，当时他还在大学学习。在那时的作品中，他就能依凭自己的艺术感觉和表现能力，把商洛山乡四时景色的基本特征抓取来加以比较准确的表现了。

贾平凹一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他的笔就不限在对少年儿童的描写上了，他注意到了生活在农村下层的那些为集体事业操心出力的平凡的人们，写下了《曳断绳》《柳成荫》《菜园老人》《猪场夜话》《铁妈》等短篇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动因，有着客观生活的冲击作用，也有着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学观念的影响。所以这些作品虽然不乏新鲜的笔意，但总脱不开褒扬先进的定型格局，能打动读者的人情韵味比较淡薄。

然而，贾平凹很快就在1977年发现了自己。《果林里》《第一堂课》开始，他的创作进入了新的境界。作品中活动着的主角成为男女青年特别是妙龄少女了，世界人生在他们面前引发了美好的憧憬：爱情开始萌发，事业展开了宏图，而对于事业的志向和热忱，便成为引发爱情的基本动因。爱情的萌动、发展、热化，都是在事业的基地上、以事业为轴心进行的。这种爱情纯洁、真挚而甜美。这种田园爱情的赞歌，是贾平凹1977年到1979年小说的主调。

说贾平凹于1977年在创作中发现了自己，是指他觅寻到一个文学角度，得以将他此时的际遇、心境、理想和美学追求，和谐地表现了出来；说他发现了自己，同时是指他发现了自己文学表现上的所长，发挥这种所长，他就能在文坛上以鲜明的创作个性取得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贾平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作家，严格地说就是从此时开始的。他这时所觅寻到的文学角度，就是以抒情的笔调讴歌事业和爱情。他说“事业和爱情是我的两大支柱”（《贾平凹性格心理调查表》），把事业和爱情融在一起加以诗意的讴歌，成了这个时期贾平凹创作的基本主题。这个时期的作品结集为《山地笔记》。《山地笔记》中的青年男女身上，差不多都依附了贾平凹的精神和灵魂。《山地笔记》不是以精确的笔墨再现宏观世界为长，而是通过描述青年男女事业追求中的纯真爱情，来抒写作者自我的感情经验。

对于贾平凹这一时期的际遇、心境、理想和美学追求，我们可以做些实际追溯。这时，他的脚步踏出学校迈入社会不久，其文学才华正为社会所注视。当一个自卑怯懦的青年发现了自己对于社会的价值和社会给予他的位置的时候，前头就像照着明亮的火光，格外乐观振奋。他把文学作为终生事业可以确定下来了，对文学事业的美好憧憬，成为一种勃发向上的主观精神，用以理解青春、观照生活、感受社会。巧妙的是，恰在这个时候爱情又在贾平凹身边降临了，他的爱情就像他的作品《泉》中的苇儿和牧羊后生、《第一堂课》中的延俊秀和夏西韦的爱情那样纯真、甜蜜、美好。或者说他作品中的那些爱情描写，就借助了作家自己的爱情经验。他所结识的是故乡的一位韶秀温厚的姑娘。后来贾平凹说：“从她的身上，我获得了写女人的神和韵。她永远是我文学中的模特儿。”（《贾平凹性格心理调查表》）爱情没有使贾平凹沉溺，相反，爱人倒成了能激起他创作热情和召唤创作灵感的缪斯。从爱人身上他不仅获得了描写少女的神韵，而且由于她就是在作家的故土上生长的，是从商洛的山水土地上出脱成的，这样，当贾平凹以她为模特儿写小说的时候，故乡的那些山山水水也随着奔赴到笔端来，而且带着别样的诗意和灵气。在很长一段岁月里，贾平凹还把他和爱人的住房题作“棣花寨”，就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事业和爱情为什么成为贾平凹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主题？这两者为什么纠结在一起不能分开？为什么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像婉丽的抒情诗？为什么山水意境在这些作品中占着如此重要的艺术地位？这一切我们都在这儿找到了一定的根源。青春—爱情—事业—乡景，化合在一起，组成贾平凹这个阶段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所以当别的作家低吟着“伤痕文学”的悲苦之音的时候，他却一心一意在唱歌颂青春的抒情曲。

贾平凹的这段创作如石上清泉，清浅明净而富于诗情，因为这些作品是通过勾勒自然景色、生活场景和闪现青年男女追求的镜头来抒发作家自己的情愫的，所以它虽然能给人健康向上的情绪感染和沁入心脾的美感享受，却毕竟因其缺乏深度而较少震动人灵魂的力量和启迪人的哲理性思考。所以当作家稍经社会现实的洗礼，领悟到生活矛盾运动的复杂性时，他就不满意这样的创作了。于是，他的小说创作就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

二、1980年到1982年

贾平凹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由歌颂转入了揭露，由抒情转入了沉思。在这个阶段的创作中，1980年偏重于对社会弊端的揭露，1981年偏重于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贾平凹向第二个阶段的转变，是从对个人恶德的揭露和批判开始，然后渐渐深入到对产生各种生活弊端和精神弊端的社会根源的挖掘。对个人恶德的揭露和批判的基准是他青少年时代在家乡的人群社会中所接受的传统伦理观。作家矛头所指的对象主要是一些“王魁式”的人物，即随着社会地位的陟升而遗弃初欢的男性青年，《丈夫》《春愁》《玉女山的瀑布》等都是这样的作品。这些被遗弃的女性，无例外地都贤惠、温柔、多情，富于牺牲精神，即使在遭到遗弃后，也缠结于旧情而不能自拔。社会地位的变化，引起青年爱情和婚姻的波动，这是一个古老的主题，但因为贾平凹这些作品透露出一定的时代氛围，关键性的生活变故都是当时生活中常常发生的，文笔又轻灵而细腻，再加上细微的心灵剖析，因而使作品获得了新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

这种揭露个人恶德的创作，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转到社会弊端和整个国民精神劣根性的剖析抨击上。在这个变化中，《夏夜光棍楼》是一个带有过渡性质的作品。这篇小说用灵动的笔墨成功地皴染了一幅现实感很强、生活情趣极浓的风俗画。通过夏夜里光棍楼上一群娶不到老婆的老少光棍七嘴八舌的聊天逗笑、高谈阔论，反映了婚姻问题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已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成了青年们最为忧心的事情。这个问题影响到家庭关系、生产秩序、农村劳动力结构和民风薄厚等方面，所以为农村大部分人所关注。这个作品虽还留着对个人恶德批判的成分，但主要的旨趣则是对社会颓风的揭露和诅咒了。

剖析、抨击社会弊端和民族精神弱点的作品有《上任》《下棋》《山镇夜店》《夏家老太》《年关夜景》等，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共同特点是把社会颓风的主要根源追溯到下层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意在揭示这样的民众是滋生官僚主义的沃土。如《上任》写一个由大队支书提拔为公社书记的干部，决心深入群众大干一番以改变这个公社的落后面貌，但他朴实和深入下层的好作风却使群众感到他“不像”个公社书记，这种本来极为可贵的作风却处处成了工作障碍。作品揭示了一个令人惊醒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干部应当是人民的公仆，但由于官僚主义的根深蒂固，使人们把高高在上、搞特殊化视作领导干部的重要特征，而对一个未染上这种坏作风的人反而不予信任。这种“二律背反”岂不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悲剧。《下棋》写一个棋艺拙劣的公社生产干事在羽毛未丰时，棋场上处处被人嘲笑，而当被提拔为公社书记时，却奇妙地成了这个小镇棋坛上的常胜将军，老辣的“山中老怪”也成了他手下的败将。在这里，公社书记就是该地的“皇上”，他的一切，包括棋艺都不容许有人超过，这成了人人暗记心头的法规。作品对官僚特权及其社会基础的夸张性表现，不能不说是揭示了社会病态的某些本质。这些作品响着一个主调：权势高于一切，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本来应属于谬误的东西，不但在生活中显不出不合理，反而成了天经地义的通理，谁不照此办理，谁就会被视为“不近情理”的人。

文学不是对生活所做的不偏不倚的理论概括，而是艺术地表现作家对生活的某种发现，哪怕这种发现仅是生活的一个侧面，只要把这个侧面表现得深刻，作品就完成了它的艺术任务。若不做如是观，阿Q就成了对中国农民的诬蔑，岂可以典型称之哉！照此看来，贾平凹这些作品都是成功的。

在这期间，贾平凹写了两篇真切感人的带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纺车声声》和《头发》，得到评论界的普遍赞誉，但这类作品却不为作者自己所重，这原因大约是嫌它们主要依凭朴实的感情行文，艺术创造显得不够突出。

和1980年的小说相比，贾平凹1981年的小说又有了变化，对社会弊端已不耿耿于怀，创作的意念放宽放大到对整个世界人生的思考和感受，入世的激愤变成了老庄式的达观，冷峻的调侃换而为感伤的惋叹。他不想也不知道如何给他的主人公指出一条正确的生活道路，对于人生的价值则得出“齐物虚无”的结论。人物方面，由群像的勾染又变为对主人公的刻画，荒唐的现实故事的讲述代之以主人公一生命运的展示。篇幅差不多都在两三万字。其代表作是《沙地》《好了歌》《二月杏》《“厦屋婆”悼文》。

贾平凹1981年所写的这些小说，表现出很大的复杂性。作者在情节的描写中，深刻而含蓄地寄寓着对美善的讴歌和向往，也渗透着对丑恶的憎恶和诅咒，但由于他这时接受了“坏中有好，好中有坏”的美丑互渗的美学观点，使得他的人物常常产生心理变态，他们的归恶向善往往失去了正常的心理逻辑，变得不可猜度。刘诚、厦屋婆等人物不管是怎样的性格，不管一生和命运做过多么艰辛坚韧的抗争，最后却都对世界、对人生抱着虚无、灰色、伤感的看法。可以说这不是人物性格的必然，而是作家这时的思想情调和艺术观的表现的必然。这些作品旨在揭示人生的复杂、世情的艰危，但由于作家当时的生活阅历还不够丰富，他只了解某些具体的生活事件，而对整个世界人生把握得并不够，所以人生在他的笔下便不免做了不够准确也不够充实的表现。

我们并不否定美丑互渗，在这方面，以往的文学如《红楼梦》等作品已有成功的实践，作家在这方面的真功夫应当是用准确的艺术表现把客观现实的复杂形态再现为艺术品。这种艺术表现也可以是以主观为主的，但这种主观仍然是客观现实的本质化，而不是现实关系的颠乱。贾平凹作品中的美丑互渗，有时因失去了客观现实大观的准确性，使得美丑的分野混沌而缺乏主导，又因美丑本身的源流不清，故显得虚浮。就是说作品虽有揭露生活中丑恶的意图，但却没有追寻丑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性根源；同样，作品有时歌颂着美善的心灵，却看不到美善力量发展的生活趋势。这些作品有批判现实的积极意义，如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始终贯穿在这阶段的作品中，但“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作品中，似乎只是恶力在历史循环中出现的一次现象，因而这种批判就显得十分无力。这些作品对于人生的思考，看上去带有哲理色彩，但这种哲理一般很少含有客观真理性。

贾平凹1981年的创作中为什么笼罩着感伤的色调呢？我以为有如下一些原因：

其一，贾平凹当时还不满30岁，在同龄人中，他对生活的艺术占有还是比较丰富的，但他毕竟没有在走向社会后经受生活主流即重大社会矛盾的洗礼，他的阅历毕竟是比较单纯的，对于人生的真谛他还缺乏切身的体察和感受，在人生的大课堂里他还是个小学生。因此要用艺术来回答什么是人生这个大考卷，势必难有深刻准确的答案。生活阅历的不够深厚，加上理论修养又未达应有的高度，且艺术课题又定得太高太大，这一切就造成了作品的某些失误。

其二，面对复杂的、变化不定的现实，贾平凹感到惊诧和茫然，这时他怯懦的性格又起了作用，既然看不到现实生活发展的出路，对着诸多社会弊端又无能为力，于是退缩、消沉，或以老庄式的达观求得精神上的解脱。

其三，贾平凹从我国古代文化中承袭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自己造就为一个具有浓厚中国美学气质的作家；与此同时，也受着我国古典文学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由于感怀才而不遇际会，叹时空无限而年命短促，哀青春消逝如花落水流，伤世之乱离而无可奈何……文学中非常普遍地反复表现着消极感伤的情调。这种文学情调世代相沿，便成为一种“集体隐意识”的审美对象。作为审美对象，他在思想意义方面虽有一定的消极性，但却显示出极大的审美价值，以致“少年不识愁滋味”，却要“为赋新词强说愁”。贾平凹1981年创作的感伤调子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中国古代文学的这种影响。这种影响虽然主要来自美学陶冶，却恰与作家对生活的困惑感相碰，便发酵似的滋长为创作中的思想倾向了。

贾平凹1981年的小说创作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的同时，艺术功力上则有了明显的飞跃，已能在一两万字的篇幅中艺术地展现一个人物半生或终生的生活历程，并写出性格发展的脉络和层次来。叙写中能把深沉的抒情和冷静的描写熔为一炉。社会背景较以前的作品显著地宽广深厚起来。文气更趋浑厚，叙述描写的笔力更为老成纯熟了。

1982年春，西安“笔耕”文学组召开了贾平凹创作讨论会，贾平凹参加了这次会，思想有很大的触动。这一年，他写了大量的散文，小说则写得很少。这时候，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在酝酿着一个较大的转变。

三、1983年和1984年

1983年春季，贾平凹在重回商洛熟悉生活之后，写了《商州初录》（《钟山》1983年第5期）。这是14篇系列散文，按照文学界对于小说的新观念，一般把它看作中篇小说。《商州初录》是贾平凹酝酿已久的作品，其中有些故事素材，笔者在多年以前就听贾平凹讲述过。由于酝酿时日长久，生活熟悉，又带着微醉的乡情，加上这种形式可以发挥贾平凹文笔的优长，所以他写得很顺手、很惬意，发表之后引起较强的反响。

在《商州初录》中，贾平凹实现了他冷静观世的主张，进入了他追求的第三种艺术境界（关于贾平凹的创作思想，详见本书第二十章）。作品通过灵活的笔墨，对于商州的地理概貌、风土民情、历史基因、社会现状，从时空上拉开距离，做了俯瞰式的展现。那些或今或古、或近或远、或大或小、或俗或雅的民间传说式的故事，都响彻着一个既复杂又单纯的旋律：在这块古老而带有神秘色彩的土地上，人心是那样古朴，风俗是那样淳厚，古老的传统道德以其巨大的力量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这一切令人神往；然而这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又原始、落伍得让人有隔世之感，觉得外界物质文明的强风应当加紧吹进去。其实在这样一个信息活跃的时代，外部世界的风终究是崇山峻岭所阻隔不住的。这种现代文明的气息一吹进来，这块土地上就起了有时看来是很滑稽的反应。千百年的停滞状态被打破，猝然发生着各种或欢或悲的故事。这种时间、空间各自奇特的反差效果，给人们以极强烈的历史感受。然而不管历史老人怎样加快脚步，商州的现在和过去，都像一篇醇美的诗一样，给人一股美的冲击力。

《商州初录》中没有了贾平凹1981年作品中那种虚无感伤的调子。虽然两者都表现出冷静，但1981年作品的冷静，是一种失去了热情的冷静，使人悲观、退缩；《商州初录》则是一种涵盖古今的冷静，使人襟怀开阔，头脑睿智。《商州初录》艺术上使人领略到通脱、练达的散文美。作者似乎特意放下了以前空灵的文笔，而追求一种有苍健韵味的“实”。这种散文美从我国的方志、游记、笔记稗乘、话本小说等散文形式中吸取了营养，又以当代审美情趣加以改造，从而炼铸为这种独特笔法，为散文和小说别开生面。

紧接着《商州初录》之后，贾平凹接连写了三部反映当前农村生活变动的中篇小说《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这三部作品都透发着较强的时代气氛，用扎实的艺术描写表现了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山区农村青年农民新的、急切的生活追求。他们向古老封闭的农业经济发起了挑战，沟通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搞活了山区的经济。这种追求与努力普遍遇到了强大的障碍，在追求与阻力的冲突中，人们的思想、志向、伦理观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而引出了一个个爱情故事、家庭纠葛、青年与老年的冲突、在位者与在野者的争斗等。通过这些纠葛与争斗，广泛展示了农村各种人物的意识活动和性格特征，描绘了一幅幅山乡的风俗画。

贾平凹这三部中篇的创作，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迈出越来越坚实的步子。如果说在《小月前本》中，还带有作家以前创作中那种表现主观情思的抒情色调，那么到《鸡窝洼的人家》中，作家已经注意让主观退后，以生活本身的运动构成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关系的变化。《腊月·正月》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展现了更广阔的生活面，也纳入了更深刻的社会内容。《腊月·正月》所追求的已不仅是故事发展的真实可信，更主要的是积极挖掘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灵魂，展示他们在新的现实中情绪的波动和地位的升沉。贾平凹说，他是用春秋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殊死斗争的那种历史感来写《腊月·正月》的。所以这部作品能做到时代感与历史感、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内在统一。

在贾平凹1986年为止的创作历程中，没有比1984年的三部中篇能得到更高的评论赞誉的了。但这并不能说明1984年是贾平凹创作质量的高峰期。这三部作品之所以能得到这种空前的热闹赞誉，是因为其为我国的评论积习提供了用武之地，这种评论积习就是对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特别看重，只要作品揭示了政治方向的正确并比较生动地反映了生活，评论就会趋之而来。在这三部中篇中，改革者虽然经历了诸多磨难，但他们都是最后的胜利者，而企图给他们设置障碍的人，没有不最终失败的，这正是评论积习的活力被刺激起来的关键所在。

四、1985年和1986年

1984年的三部中篇虽然较好地调动了作家的生活积累，也发挥了作家的叙写才能，但作家这几部作品的写作，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被动性，在受到批评之后，他的创作活力处在半蛰伏状态，作品的命意比较单一，1981年就滋生起来的现代意识及现代审美意识在压抑中敛藏着。

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促成，1985年贾平凹的创作又回复到精神的自由状态，创作活力得到了空前的发挥。现代意识又强烈起来，创作的命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浑厚宽泛，其主旋律是对人生意蕴的探求。从这些方面看，可以说贾平凹1985年创作是1981年创作的接续。这个发展是一次否定之否定，它对1981年和1984年的创作，都是一种深化。接续不等于重复，同是对世界人生的探求，1985年、1986年的小说是站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善恶美丑在这里有了清晰的分野，现代意识的又一次勃发，不像1981年那样表现形态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非民族性，而是做了中国化的改造，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进行了较成功的融合。

在1984年这一创作主体精神自由追求暂时中断的时间，却出现了一个例外，这就是造成作品的历史感，即表现生活及人物身上世代积淀的文化基因。这种也是属于现代意识的自觉追求，却要比整个现代意识的伸张晚一些，是从1983年写《商州初录》开始的，并且这种追求一直贯穿在其后的创作中而没有中断，贾平凹因此被视为中国当代“寻根”文学的中坚作家之一。为什么他的现代意识在1984年因受压抑而敛藏的时候，作为现代意识之一的“寻根”的文学实践却没有丝毫减退和中断呢？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寻根”虽属现代意识，但它却为排外惧外的保守观念所接受、所欣喜，不会视作“精神污染”。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贾平凹1984年现代意识的中断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正因为如此，只要能够尽力坚守住的张扬现代意识的阵地，他便死守不放。

1985年、1986年创作还有另外两种倾向，这就是这两年的大部分作品都表现着悲剧精神和大部分作品在透视社会人生时是通过性意识的焦点的。这种悲剧精神是作家对时代、对人生的感受的产物，也体现着作家的审美旨趣；以性意识的焦点透视社会人生，犹如找到了一面能细微深入地剖视人的显微镜，把文学对人的描写和表现从视野与审视角度上进行了一次深化。

由于创作主体精神获得了自由，创作活力空前勃发，本来就高产的贾平凹在1985年、1986年作品创作像泉水一样源源涌出。1985年在染了肝炎体力不佳的情况下，一年就发表了十部中篇；1986年除发表一些中短篇外，还完成了一部长篇。正如贾平凹的一位研究者给笔者来信所慨叹的：“一个作家像这样的创作高峰，一生中恐怕不会是很多的！”

对贾平凹1977年至1986年的创作历程，本章只勾画了作家的大体足迹，他创作所经历的一些重要阶段，后面都将专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