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道与势的关系，自战国以来，就是中国文人关心的大问题。余英时先生曾说，当孔子说“士志于道”时，就已经为中国的文人定下了一个基本面，即不“志于道”者，就算不上是一个“士”。那么何谓“道”？孟子给出了解释。《孟子·尽心上》，王子垫问孟子：“士何事？”孟子说：“尚志。”王子垫又进一步问：“何谓尚志？”孟子说：“仁义而已矣。”孔子的学生曾参也说“仁以为己任”，可见“仁”是“道”的最主要的内容。

那么何谓“势”？简单地说，就是统治者的政治权力。道与势的关系，孟子给出了解释：“古代的贤王只追求真理，而不看重权势，古代的贤人不也是这样的么？乐于追求真理而不在乎人之权位。因此即便是王公贵族，如果礼数不周到，想见贤人一面都见不到；见面都那么困难，让贤人做王公贵族的臣子，就更不可能了。”因此孟子是把道放在势之上的，但究竟如何才能保证道不为势所屈，孟子却语焉不详。

战国时期，各国争霸，对于士有迫切的需求，因此士与君主的关系，还可以分为四类，即师、友、臣、役，《战国策》记郭隗答燕昭王语：“仁义的帝皇以士为师，一般国王以士为友，王霸之徒以士为臣子，而亡国之徒以士为奴。”秦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政权，汉继之，士与君主的关系，迅速变化为只有臣与役两种。中国的文人一方面支持国家的统一，支持大一统政权的建立，支持帝国的对外扩张，另一方面又对地位的改变感到茫然，董仲舒建立“天人感应”学说，试图借助“天”的力量来限制君主，然而汉武帝只接受了他的“君权神授”的理论，对于“天道”对君主的限制，却是弃之如敝屣，而董仲舒自己也是一生蹭蹬。司马迁从董仲舒学《春秋公羊传》，把董仲舒的学说接了过来，因此在《太史公自序》里说“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虽然在他遭腐刑之前，他一直都是全心全意地支持汉武帝，他对汉武帝的感情，简直可以说是感激涕零，但“贬天子”的观念，却也是根深蒂固，再加上司马迁只怕还有些书呆子气，口角上又锋锐不知退让，更喜欢冷嘲热讽（这个从《史记》的语言风格可以看出来），汉武帝拿他下刀，杀鸡给猴看，也就是正常的了。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早，他与其他的文人一样，对皇帝是全心全意地支持的，把皇帝看作是帝国的化身，是帝国利益的象征，皇帝的利益与帝国的利益同一。有这种想法的人绝非司马迁一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皇帝就是忠心耿耿，他积极地支持修建茂陵，支持封禅，即便修建茂陵和封禅耗费了帝国大量的财力和人力也在所不惜；而封禅、改制这些事情，同样也为其他的文人所支持，比如司马相如，他临死前还留书汉武帝谈封禅的事情；还有贾谊，他也同样是支持封禅改制的。直到司马迁被下了蚕室之后，他才突然地意识到将帝国与皇帝同一的荒谬之处，虽然他并没有直接说出这种想法，但是从《史记》的很多章节，尤其是《封禅书》中，可以看到他对皇帝的讥讽与嘲笑，而从这一点出发，他又进一步怀疑起帝国存在的必要性，怀疑帝国的对外扩张的必要性，而且更进一步，他还指出了那些为了帝国的存在和扩张而处心积虑地寻找其合法性的儒生的虚伪。然而他也并没有因此而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这或许与他年轻时曾经与郭解相遇以及他二十岁时的壮游有关，他从郭解的遭遇进一步地联想到了许多前贤的遭遇：项羽、田横、荆轲、聂政，孔子的惶惶如丧家之犬而不改其志，伯夷叔齐的宁肯不食周粟也不改其忠，伍子胥的百折不回终得以为父报仇，齐太史兄弟的宁死也要实录史事……这些人所坚持的理念或许不同甚至相互之间有矛盾，但他们的生命却都是张扬而自由的。

这时候他终于也明白了人们为什么会那样地敬爱郭解帮助郭解了，因为郭解正是战国以来的自由生命的象征，帝国的建立使生命的外在自由再也不存在了，每一个人都是帝国的一分子，都是帝国治下的黔首，甚至于没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与死的权利；而司马迁也终于明白了公孙弘为什么一定要处郭解以族杀之刑，因为郭解作为一个象征，他的存在会产生越来越巨大的离心力，使帝国最终瓦解。

然而司马迁的内心仍然是矛盾的，因为他与别人一样，同样害怕帝国的瓦解，害怕像战国那样的战乱频仍的时代重新到来。然而，在个人的自由与帝国的存在和扩张之间，有一个中间的道路，使两者可以共存吗？他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