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心炙”和“东床快婿”

在这样悲伤的童年时光中，唯有两件事能让王羲之感到快乐。第一件事是练习书法。王家本来就有善书的传统，王羲之从小就对书法甚感兴趣，十二岁时，他从父亲遗留下来的枕头里，发现了一本关于书法的论著《笔论》，由此书法大进。当时的书法名家卫夫人看到了王羲之写的字之后，大加赞赏，说道：“此小儿必见用笔诀也。近观其书便有老成之智。”又说：“此子必蔽吾书名矣。”（《笔势传》）对当时的王羲之而言，书法或许就像桃花源一样，可以让他忘记一切的不快乐。

另一件事，则是伯父王廙来看他。王廙擅长绘画和书法，王僧虔《论书》中说道：“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右军”就是指王羲之，因为他曾当过右军将军，所以这样称呼他。王僧虔的意思就是在王羲之之前书法最好的人，就是王廙了，连王羲之也曾经向他学习。王廙也很喜欢王羲之，他曾将索靖的草书妙品《七月二十六日帖》赠送给王羲之，在王旷失踪之后，这位伯伯对王羲之而言无异于父亲。

灰暗而绝望的童年生活渐渐过去了，到王羲之十三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他的未来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声望很高的大官儿，名叫周，315年的时候，他在建康当礼部尚书，当时的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老爷子的夸赞，因为得到他的一句夸奖，就无异于鱼跃龙门，从此就会名声大振，前途光明。有一次周老爷子宴客，王羲之不知道为什么也参加了，以他的年龄，只有敬陪末座的份，但是周老爷子看到他之后，却十分欣赏。大概是因为刚从中原地区过来的缘故，当时的物资还不是十分丰富，有一道名为“牛心炙”的菜，是每次宴会必备的，最受人重视。如果哪位客人得到了主人亲手割下的第一道“牛心炙”，就说明他是这次宴会里排名第一的贵宾，周顗当时就把那第一道的“牛心炙”给了王羲之。

在这样名流云集的宴会上得到德高望重的前辈的欣赏，应该会使王羲之的自信心有极大的提升，这或许会大大地改变他的少年生活的底色，更重要的是，王导和王敦也因此而注意到了家族里这个沉默寡言的患有癫痫的少年。之前他们或许以为王羲之只是在书法方面有些才能罢了，但是现在连周也夸赞他了，那就完全不同了，于是连王敦也称赞起王羲之来，说他是“吾家佳子弟”，将他与当时享有重名的阮裕相提并论，之后，王羲之的名气越来越大，终于与王承和王悦一起，被誉为“王氏三少”，成为琅邪王家的希望。

但是之后灾难却接踵而至，先是族伯王敦举兵，以“清君侧”之名，攻占了建康。王敦起兵的时候，王导和王氏一族都住在京城，王导作为族长，战战兢兢，带着子弟们到台城待罪。王羲之作为王家的一员，应该也在其中。就在他们都跪在那里的时候，周来了，王导可怜巴巴地对周喊道：“伯仁，以百口委卿！”伯仁是周的字，王导的意思是我家里这一百多口人都靠你了。周进去见晋元帝司马睿，苦劝司马睿不要杀王导，司马睿终于答应。周很高兴，喝了不少酒出来，看见王导他们还跪在那里。周这个人喝了酒之后，本来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据说他以前在别人家里喝酒发酒疯，居然还想要强奸人家的妾，后来有人提起这件事，他还说：“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这回他大概也是喝酒喝多了，不仅没有告诉王导自己已经救了他们，反倒说道：“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意思是我今年要把你们这些贼奴才全杀了，把一个斗大的金印系在我的肘上。结果王导就以为周是要害自己的。等到王敦进了台城之后，问王导周可不可以做三公，王导不吭声，又问可不可以做尚书令，王导还是不吭声，王敦说既然这样就只能杀了他了，王导仍然不吭声，结果周就被王敦给杀了。后来王导看到了周为了救他上的表章，叹道：“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两年以后，也就是324年，王敦病卒，他的残余势力全部被消灭，他自己的尸体也被司马睿的儿子司马绍（司马睿在322年闰十一月崩）从坟里挖出来砍了头。王导虽然平安无事，但是已经失去了对朝政的影响力，现在是皇后的哥哥庾亮执掌朝政。

好日子没有过多久，跟着就是祖约和苏峻的叛乱。祖约就是那个“闻鸡起舞”的祖逖的弟弟，祖逖死后他接手了祖逖的军队。苏峻的身份也跟祖约差不多，都是带着一伙流民从北方过来的豪强。这样的人，史书里称为“流民帅”，中央政权对他们是不怎么信任的，一般都不让他们过长江，留在江淮一带。祖约当时是在豫州（今安徽芜湖），苏峻是在历阳（今安徽和县）。平王敦叛乱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民帅，名叫郗鉴的，联合其他的流民帅一起，帮助中央政权消灭了沈凤、王含等等王敦死后留下来的势力。祖约和苏峻在这个过程中立下了大功，发展了势力。庾亮当政之后，试图削夺苏峻的势力，招苏峻进京，苏峻就联合祖约发起了新的叛乱。他们一路过关斩将，直杀入建康，在建康城里大肆掳掠，使建康城变成一片废墟。郗鉴和陶侃联手，把这场叛乱镇压下去了，但是庾亮因为激起了这场叛乱，不得不离开京城去任豫州刺史，中央政权再一次回到了王导的手中。

大概就是在这时候，郗鉴派他的门生到王家去招女婿了。郗鉴是322年由北方南撤到合肥的，王敦于那一年的正月于荆州起兵，不久攻陷台城。闰十一月司马睿忧郁而死，司马睿的儿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323年到324年，郗鉴一直在合肥和建康之间来去，而王导当时也自顾不暇，郗鉴不大可能在这时候与王导联姻。324年王敦覆亡，王家败落，郗鉴更不可能与王家联姻了。328年祖约、苏峻叛乱，次年叛乱平息，庾亮离开建康到了豫州，郗鉴因为在平叛过程中立下大功，官拜司空，而王导也重新掌握了朝政，官拜太保，领司徒，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郗鉴这时候与王导联姻，是最有可能的，也是最合适的。

329年，王羲之二十七岁。对于一个贵族子弟来说，二十七岁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出仕，已经是很迟了。322年，也就是王敦叛乱那一年，一直庇护王羲之的伯父王廙去世了，这一年王羲之二十岁。按理他是“王氏三少”之一，二十岁出仕是很正常的，但是一方面因为王廙去世，另一方面324年到329年王导自身难保，因此王羲之的出仕和婚事都被拖了下来。这几年对王羲之而言应该是非常灰暗的，因此，当郗鉴要到王家招女婿的事情传到他耳中的时候，可以相信王羲之对成为郗家的女婿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与王羲之同辈的王氏子弟，王敦那方面不用算，仅王导自己，就有六个儿子，其中的老大王悦也是“王氏三少”之一。除去已婚和早死的不算，这六个儿子中，至少也应该有这么两三个是很适合成为郗家的女婿的。以王羲之的性格，他当时到东厢去，露着肚子躺在榻上吃胡饼，完全就是一副去看热闹的态度，并不是去应聘女婿的。

但是郗鉴为什么偏偏就看中了王羲之呢？历来都把“东床快婿”这件事情说得十分风雅，似乎王羲之完全是因为他的飘逸不群的风姿才成为郗家女婿的，其实在当时门阀政治的背景下，没有哪一次的贵族的婚姻不是政治联姻。郗鉴到王家去招女婿，就意味着王氏与郗氏两个家族在政治上已经结为一体。事实也确实如此。后来庾亮联合陶侃，几次想要举兵推翻王导，都因为郗鉴的反对而不得不放弃。那么，为什么郗鉴不直接与王导的儿子联姻，而是选中在王家没有什么势力和背景的王羲之呢？一方面有王羲之的态度在里面，郗鉴因王羲之“袒腹东床”而说“正此佳婿耶”，正是因为“袒腹东床”这个姿态证明王羲之是没有野心的，并不想借这一次联姻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而一个没有野心的人显然要比一个有野心的人要更好控制。另一方面，郗鉴虽然与王家联姻，但并不意味着他想与庾亮以及陶侃作对，要联合王家把东晋的其他门阀世族都给灭了，他联姻的目的只是想维持政局的平稳罢了，那么他选择在王家比较边缘化的王羲之做女婿，也就恰恰表明了他的这种态度。总之，这是一次非常微妙的联姻，而王羲之正是适逢其会，直说的话就是交了狗屎运，天上掉馅饼砸在他头上，再加上王羲之飘逸不群的风姿正合东晋人的品味，而且又擅长书法——郗鉴和后来成为王羲之的妻子的郗璇也都擅长书法——王羲之最终成为郗家的女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王家与郗家的联姻还有一个尾声。后来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娶表姐郗道茂为妻，那时郗鉴已死去多年，郗家逐渐败落，王献之在简文帝司马昱的压力下，不得不与郗道茂离婚，改娶了简文帝的女儿余姚公主。《世说新语》里面说，王献之临死前，请道士来作法治病，道士问他以前是不是做过什么亏心事，王献之说：“其他的都不算什么了，只有与郗家离婚这件事，我一直难以忘怀。”郗家于王羲之困顿之时招王羲之为婿，对王羲之可说有大恩，但王献之还是迫于皇族的压力，不得不选择了忘恩负义。王献之对郗道茂还是很有感情的，后世留传有《奉对帖》，是王献之写给郗道茂的信，信中说：“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类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匹，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无已，唯当绝气耳。”这信不好译，译成现代文，那里面的缠绵悱恻就没有了，我就不多此一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