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从351年到354年，王羲之在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任上总共待了四年。这四年成为他生命中最为光彩的四年，仇人都已死去，仇恨渐渐地消散了，他的孩子也已经长大，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也越来越尊敬他。公事之余，王羲之得以游山玩水，潜心书艺，《晋书》本传说：“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陶弘景《论书启》第五启中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可以说，王羲之的书法是在他担任会稽内史之后，才真正达到“化境”的。孙过庭《书谱》评价王羲之道：“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正是王羲之当时思想和心态之写照。

353年，也就是永和九年，那一年的三月初三，王羲之召集了许多名士，到会稽山的兰亭修禊，这就是著名的兰亭之会。在这里王羲之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即后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然而幸福十分短暂，354年，王羲之的死对头王述守孝期满，任扬州刺史，正好就是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王述上任之后，公报私仇，派人检察会稽郡，王羲之疲于应对，一怒之下，上表请求将会稽郡从扬州府里分出来，另设越州府。这事传出去之后，被人耻笑，而王羲之也不愿继续在会稽内史任上待下去，索性辞官一走了之，还在父母墓前发誓以后再也不出仕，至今还有《自誓文》流传。

王羲之为什么对王述如此恨之入骨，史书里没有解释，我这里也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做个猜测：从王述的家世上看，他是太原王家之后，太原王家在北方时是支持刘渊的，而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正是死于刘渊之手，这个可能是王羲之对王述如此痛恨的原因之一。而王羲之的为人又与王述不同，王述于宛陵令任上，曾经大肆收受贿赂，后来虽然不再搞贪污腐败，但是却是当官而不任事。而王羲之对只会清谈的官儿历来都看不起，这个从他写信大骂殷浩也看得出来。殷浩是当时清谈第一人，与王羲之曾是同僚，而且还提拔王羲之到会稽内史任上，按理说王羲之应该对他感恩戴德才是，但是王羲之却坚决地反对他北伐，为此不惜破口大骂。

王羲之的思想与性格与两晋的风气是格格不入的。表面上看，两晋的贵族文人喜欢谈玄理，崇尚老庄，似乎都很有隐士气质，但其实他们是不可能真的像庄子那样满足于做一个漆园小吏的，在思想上，他们力求将名教与老庄合为一体，在行动上，他们也是当官而不任事，所谓“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他们都是想“大隐隐于朝”的——既可以当隐士捞取名声，又可以当权贵得到实利。而王羲之是很看不起这些人的，他一方面鄙薄名利，另一方面又崇尚事功，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坚持了一辈子的理想主义者，而他又不知道低调和收敛，总是把自己理想主义的旗帜到处高举，同时又不知道讲究手法，言语刻毒而不知婉转，这个样子就难免要让人感到讨厌，以至于在仕途上处处碰壁了。

王羲之的讨厌处，前面已经说过一些，这里再举几则：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说王羲之与谢安共登冶城（在今扬州），那个地方是古时铸炼之所，当时只余废墟，大概地势较高，风景不错，谢安因此而“悠然远想，有出世之志”，就是不想当官，想去隐居了。这时王羲之的书呆子气又发作了，说：“夏禹为了国事劳累得手脚都长茧了，周文王为了国事忙得饭都没有空吃，现在国家还在危难之中，正是人人效命的时候，高谈阔论只会浪费时间，浮华之文更是妨碍要务，恐怕都不是当今所需。”谢安本来也只是一时兴起，哪里是真的就要辞官回家隐居，没有想到就招来王羲之这样一番正言大论，自然很是扫兴，只好回了一句：“秦朝任喜欢实干的商鞅为相，只传了两世就亡国了，难道他们也是因为清谈而亡的吗？”谢安在政治上的能力显然要比王羲之强了不知多少倍，后来他组建北府兵，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在政治上的成绩不是书呆子王羲之可比的。政治本来需要讲手腕，走曲线，求妥协，像王羲之这样一味地走直线，连说话也不知道看场合，自然无法取得大的成就。

《晋书》王羲之本传里，还提到王羲之一件让人暴汗的事，可以进一步证明王羲之的书呆子气：有一天，名士许询到丹阳尹刘惔那里去，大概因为来回路程较远，许询就住下了。他看到刘惔家里床很漂亮，被褥很华丽，吃的也非常丰盛，就说：“如果能够一直都这样子，那就是谢东山（谢安）也比不上啊。”刘惔听了很得意，说：“古语有云：‘吉凶无门，唯人所召。’我只要小心处事，自然能保持现在的富贵。”王羲之当时也在旁边，他听了这两人的言语，又开始发挥他的冷场功能了，他说：“如果巢父、许由碰到后稷和契，应该不会说这种话。”巢父、许由是上古隐士，后稷、契则是有名的贤臣，王羲之这是在讽刺刘惔和许询贪图富贵，刘惔和许询一下就说不出话了，《晋书》说两人“并有愧色”，我看是“并有‘汗’色”比较准确。

关于说话的技巧，王羲之的从伯王导其实就是说话的高手，史书里充斥着王导作为一个当权者的委婉而得体的言辞。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王导到晚年，与庾亮的矛盾激化，当时庾亮控制长江上游的荆州、江州等地，王导控制长江下游的扬州和建康。王导控制了中枢，处理国事时却处处受庾亮所制，但这一切的争斗都是在暗中进行的，王导和庾亮从来就没有把矛盾公开过。一次，王导在外面闲坐的时候，忽然吹来一阵西风，扬起尘土，王导说：“元规尘污人。”元规是庾亮的字，王导的意思是庾亮刮起这阵风把自己给弄脏了。只有这一次，王导公开表达了自己对庾亮的不满。《世说新语》把这一则归入“轻诋”类，可以见出这一句骂人话果然是够“轻”的。

虽然同是出身琅邪王家的贵胄，但王羲之就没有学会王导的圆滑，处处拿自己的才学和贵族身份来压人。《世说新语》里还有一个故事，说王羲之刚到会稽的时候，有人给他介绍说高僧支遁也在这里，问他要不要去见一见。王羲之却很骄傲，根本看不起支遁，不愿去见。后来人家把支遁给他带来了，他还傲气凌人，根本就不愿与支遁说话。当时正好王羲之有事要出门，车子已经在门外了，支遁说：“您先别走，贫僧与您说几句话。”于是支遁就开始说起庄子的《逍遥游》来，新奇而美丽的词藻层出不穷，简直如春花烂漫。王羲之被吸引了，解开衣襟入座，久久不能离去。按理说，王羲之作为地方的长官，应该主动去拜访当地的名流才对，他不仅不愿去，直等到人家都上门来了，他还不愿与对方说话，幸好这个人是支遁，如果换一个人，只怕就要热脸贴在冷屁股上，大大地吃一个闭门羹。

所以王羲之最后的辞官，与王述的矛盾只是一个导火索罢了，根子还是在他自己的书呆子气和贵族气上，而他又不知反省，还把责任推到自己的儿子身上，说王述之所以能当上大官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儿子王坦之，这就未免执迷不悟了。

但仕途的失意却使王羲之更加专注于游山玩水和研习书法，也算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刚刚辞官的前几年，王羲之还是非常快乐的，《晋书》本传里说：“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但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因为服食五石散的缘故，身体也越来越糟，谢安曾经对王羲之说：“中年以后，越来越容易哀伤了，看到亲友死去，常常连续几天心情都不好。”王羲之说：“人到暮年难免如此，多听听音乐来排遣吧！我虽然也难免伤心，但总不让儿孙辈知道，免得减损了他们的乐趣。”永和十二年，也就是356年，桓温收复洛阳，修缮诸陵，王家的祖陵也得到修复。王羲之写下了著名的《丧乱帖》：“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当时琅邪王家的势力已经衰败，而王羲之阴差阳错地成了琅邪王家最重要的人物，在当时，修复祖陵的事情，大概也只有他才能够承担了。风水轮流转，这个背叛了家族的王家子弟，在他的晚年却成为这个家族的首领。

大概在之后几年，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王羲之的两个小孙女在十天之内先后夭折了，王羲之悲痛欲绝，原本服食五石散就最怕伤心，这一来王羲之的身体就更坏了。361年，王羲之在病痛中死去。

王羲之死后葬于剡县的金庭，《晋书》本传说王羲之死后朝廷赠金紫光禄大夫的称号，但他的子孙们依照他的遗愿，没有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