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在哪一种经济支配的社会内才会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对于中国——也就是对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有以下这么一种神怪的超社会科学原理的论述：
（一）商业资本在历史上是不能形成一个独立存在和发展的阶段，而是必然要附属于某一种社会内；
（二）商业资本必然要附属于自然经济而发展；
（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绝对不能支配生产，反映到政治上也绝不能推翻某一阶级的政权（封建贵族的），而使本阶级走上政治的支配地位；
（四）货币交换经济绝对不能代替自然经济的支配作用。
根据这些自以为正确的原理，所得出的结论：便是中国由原始社会一直到现在都是自然经济站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绝对的支配地位！
我们为什么要首先提出这些问题呢？当然不是因为这些神奇幻妙的理论如同科天影魔术般的好看，而是这些幻术中包含着极大的理论错误。假使中国由秦始皇一直至现在真正是自然经济统治的封建社会时，则由陈胜吴广以至太平天国的普遍全国的农民战争，将没有方法加以解释。其中不是中国“特别国情”打破了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纪录，便是那些由人类进化经验所集成的社会科学要变成了废话。
商业资本是建筑在交换经济最发达的形态上面，自然经济之下，是自给自足不需要交换可以维持生活的。在自然经济极盛的时代，一般地说来，交换关系还非常薄弱，反之在商业资本发展后，社会内自然经济的原素必然要因之而衰弱。商业资本的发展与自然经济的盛行可以同时并进，这已经是超社会科学的奇谈；由交换经济发达而完成的商业资本必然要在自然经济支配之下并且还可以发展，更是莫名其妙的神话。
在自然经济支配之下，人们的劳动是为满足自身的需要而生产，虽有交换也不占主要位置。其后交换的发展，社会的分工，定量货币的产生，商人阶级的形成，这时人们的生产已不完全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要受市场上的需要限度所支配，自足经济也随着这种发展而日渐衰亡，人们可以把自己的生产品换成货币，也可以用货币换来自己需要的东西。在这种经济结构之下，谁个还能否认货币交换的作用，而以为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支配着人们经济生活命脉？
由自足自然社会发展到交换社会，其中最大一个特点便是社会分工的发展，由分工发展促进生产的增加，帮助了交换的发展；也就是更加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出现。由于生产的一般增加与商品运输的生产部门的发达的结果，市场日渐扩大，小商品生产者这时已经不能保持往日自己运货到市场上去的直接关系，非常需要作媒介的中间人，于是专门职业的商人阶级便应运而产生，商业资本社会也就于这种生产结构的情形之下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必经的一个阶段。在商业社会内生产者因为资本缺乏或急于出卖生产品以及与市场隔离种种关系，不能不屈服于商人势力之下。如果有人还要以为商业资本绝对不能支配生产时，请看一看波格达诺夫这一段比较正确的解释：
这样，小生产者形式上虽然还保着自由，而实际上他的独立却早已消灭了。商人以他的经济势力做基础，渐渐干涉小生产者的生产活动，自己做生产的管理者及最高组织者。商人依照自己的利益，指定一定生产物的数量、品质和制成时期，并且决定它的价格，生产者不能不同意商人的主张。假使不然，便不能卖出他的商品。商人依照着自己的利益，强制生产者，有时缩小生产，有时扩大生产，还有间接上因商人要求特定性质的生产物，以致影响到生产技术。概括上面所说，商人即使在形式上不是小产业的组织者，至少在实际上总是成为小产业的组织者。
这样说来，实际上小企业是结合在一个组织者的支配下的。不过这种结合，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各企业的内部事情，小生产者还保有相当的独立，这就是商业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施译《经济科学大纲》二〇四页）
商业资本发展后，不仅由交通的发展，商品的繁盛把封建国家的各部分形成了很密切的经济连锁，筑就了国内政治统一的基础；并且商人为要更能得到商业的所向无阻的发展，是非把封建的上层建筑——封建割据的政治制度——铲除不可。波格达诺夫说：
因此，就绝对需要一种广大强固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它能以武力去制止封建君主的暴力，确定公共秩序，给与交换法则以某种统一，统一铸币与度量衡，开辟道路，并保护在外商人。
就在这种新的经济构造需要的推动之下，那没落时期的封建社会中往往由比较最强盛的一个封建国家代表着这种需要统一了全国，而实行最集中的君主专制政体，因此商业资本时代，就是专制君主制最盛行的时期，当然这种政体是有利于商人，也可以说这种政权完全在商业资本势力依靠之下完成的。假使有人还要武断说商业资本在历史上绝对不能走上政治的支配地位时，且看下边欧洲社会发展经过的事实：
当十五世纪的时候，商人是欧洲的统治阶级，地中海沿岸与北欧各大商业城市的势力比许多民族还要大些，此等城市中的富商大贾掌握了当时所知道的世界的政治命运，凡商人统治的社会总是寻找新市场的……
当时正是欧洲社会骚扰与革命的时代，商人阶级是统治者，这个阶级是资本家队伍中的先锋队，它的任务是在掠夺世界并替工业资本家开辟一条道路。（王雪华译《美国社会势力发展史》）
由上边这些原理问题讨论中，使我们确切不疑地认定中国由秦始皇时代开始是商业资本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正式地展开；而且由秦代开始的二千余年中不断的大规模农民战争里，更使我们能以追求出当时社会的经济结构，如果有人一面妄谈中国由秦始皇至现在是自然经济支配的社会，一面又不敢否认这二千余年来的大规模的农民暴动，这种说法简直有点不能自圆其说。什么缘故呢？那些真正的社会科学家告诉我们，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是商业资本发展下的直接产物。在自然经济支配的社会内，农民暴动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如在封建的自然经济时代，农民虽受领主的剥削，但这种剥削还没有到了最高的形式。波格达诺夫说：
在封建时代有没有严酷的剥削呢？
一般地说来还是没有。因为那时候的经济是自然自足的经济（不是郭沫若先生说的资本家无产者对立的封建社会经济内容），交换的范围还是很狭小，封建领主——俗界与神界——的主要财富不是货币，而是生产品和劳动力。所以分外的剥削没有什么利益；农民的劳动力及其生产品须得节俭，用不着加以分外的担负去摧残；积聚大量的生产品超过封建领主及其臣下的消费以上，那是毫无意义的；封建领主的消费不能发展到最大的限度，他们的生活差不多全是用自己农民的生产品。所以不论当时封建领主如何残暴，然而剥削的范围始终是有一定的限度的。（陶伯译《新经济学问答》八三页）
把“自然经济支配”这顶王冠随便加之于商业资本社会甚至财政资本统治的社会，固属荒谬，主张在自然经济支配的社会之内可以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更是一派无常识的妄言！
究竟在哪一种经济支配的社会内才能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呢？且看波格达诺夫如何回答：
以家庭工业为副业的农民经济，其运命亦与此一样。农奴村落中农民及工匠的地位，于既存地主的榨取之外，再加以商业资本的榨取，到了这时就绝对不能忍受了。这就是各地发生农民暴动的原因；这种农民暴动，就是商业资本主义最初阶段的特征……
……在交换纽带比较狭小，各地方还独立生活着的时候，这种暴动都带有地方的性质，很容易镇压下去。然而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替各地方之间造出了广阔坚强的纽带，跟着也就造成了普遍全国的农民暴动的基础。同时，商业资本害得农奴的地位更加恶化，使这些暴动格外增加了狞猛顽强的性质，农民战争到处勃发，意大利于十三世纪，英国及法国于十四世纪之末。……（施译《经济学大纲》）
这种造成全国广大的农民战争经济背景的分析，无异于对中国由陈胜吴广领头的农民暴动现身说法。没有比这种分析明白的了，无须我们再多费唇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