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国末期商业资本的发展
中国历史上交换关系的最初萌芽以及实物交易至何时而始转换成为货币交易，这些问题固然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可是我们为要了解战国末期摧毁封建制度及采邑田制的商业资本实力，必须先从其历史的发展上讲起。春秋以前商业已经发展；春秋初期前后封建社会内已经有了稍具规模的商业市场。比较固定的稍具规模市场之成立，无疑义地不是交换经济萌芽时期所能有，而是交换关系复杂后的建设。《诗经》上所述的“抱布贸丝”“如贾三倍”，想来都是这种市场上的角色。在春秋中叶，金属货币的使用已经十分盛行，且其作用已有左右市场的形势。史书上所谓“自太皞以来则有钱矣”，当然是一种神话，很难使我们相信；然而关于春秋中叶金属货币的记载，证之交换关系发展的程序，大约是比较可靠的。《文献通考》上说：
楚庄王以为币重，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孙叔敖为相，令言于相曰：“市乱，人莫安，其处行不定。”叔敖白于王，遂令复如故，而百姓乃安。
接着又叙述后六十余年周景王时代关于钱币的情形：
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钱轻，更铸大钱，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劝农，赡不足。
战国时代金属货币，比之春秋时代更加盛行。孟子周游列国，各国君主有馈百镒或五十镒的事实，就是很显明的例证。及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紊乱复杂的金融大加整顿，比较原始而甚难划一的交换工具如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不再令其流行于市场，货币严格地分为主币与辅币二种：以二十两黄金重的“镒”为上币，而又以半两重的铜钱辅之。
金属货币原来由于交换关系的发达而产生，市场上自从有了定量的货币后，更加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盛。人们当在最初发生交换关系时，完全由于互相间的需要，比及发展至固定市场的成立，交换工具的产生，商人变成了商业市场上不可少的居间人。史书上关于春秋中叶以后商人的事迹很多，如郑国有鼎鼎大名的商人弦高；孔丘称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史记》也说：
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都称陶朱公。
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
社会上自从发生了专门职业的商业居间人，这般人非常熟悉各个市场上的需要，他们可以把各种生产品散布到很远的地方，亦可以把乡村的生产品运输到城市里。最主要是沟通了以往各个社会中老死不相往来的关系，冲破了各个封建国家间分封自守狭隘闭塞的局势，使天下交通便利，百物流通，因而更使各个封建国家的都市，渐渐演变而成为各个地方商业的中心。《管子》是战国时人作的，所以其中描写当时商业流通的情形为：
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
《齐策》上苏秦形容战国时代大都会的盛况为：
临淄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使生产方法亦日渐进步，不仅小的生产品依附着市场而增多，就是大生产如冶铁鼓铸等亦与日俱增。齐国用管仲的政策，在东莱开发鱼盐之利，使关市讥而不征，以流通交易。由于此种经济政策，齐国日益富强，卒能成为五霸之首。私人由盐铁起家者，亦数见不鲜。《史记·货殖传》上说：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由于货币经济的发达，高利贷——商业资本的另一种形式——在战国时代也是十分盛行的。《史记·孟尝君传》称：
使人出钱于薛，岁余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
再如鲁人曹邴氏“贳贷行贾遍郡国”，更是商业资本家大规模放高利贷的一幅画图！
商业资本发达后，商人利用生产者与消费者隔离，可以从中取得巨量的利润，并且可以迅急地使商业资本积累起来。司马迁说：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岁凶取帛絮，与之食……
再加上
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
这么一种刻苦奋发的精神，其结果自然只有大发财源。至战国末期由商业而起家，甚至成了“富埒王者”“拟于人君”的大资本家，不知凡几。《史记·货殖传》上说：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致富数千金……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商业资本发展后，既然他们的经济势力已密布于秦代以前的各封建国家里，那么他们的政治情绪以及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呢？这的确是一个极有趣味的问题。就一般的社会发展史上来看，大凡在自然经济极盛的时期，商人往往是受人鄙视的，可是无法障碍的商业资本逐渐长成后，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是随着经济上的扩展而日益抬头。西门士的《美国社会势力发展史》里有一节说：
此等产业的变化，使商人阶级在社会上获得一种优越的地位。舆论素来是蔑视商人的，他们是掠夺的诸侯统治阶级的牺牲品，商业也同样被轻视，凡借路经过的商人，被贵族及其仆役视为一种合法的收入的源泉。
教会十分仇视商业，一般神学家力求证明商业是非生产的，他们特别排斥放债业，将收取利息与盘剥重利两事并为一谈，即在十六世纪的时候，他们内中还有许多人认定商人是虚言者，妄誓者和窃贼。
商人的势力一经增长，他们即成为有体面的人，而商业也成为一种美行，当商业银行家如佛刻（Fuggers）等能够左右君主和皇帝媾和宣战的条件时，我们不复听见商人被指为 ‘虚言者，妄言者和窃贼’了。（见王雪华的译本）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与死亡的过程中有许多是与上边所述的相似的。中国当在自然经济极盛时期封建领主对商人的态度如何，因为有些古书的不可靠，故很难找出确切的材料，然而孔丘孟轲最惯于“伪造古典”，企图实现他们复古的政制。这般人最仇视商业资本，证之孟轲鄙视商人为“贱丈夫”的那种态度，想来最初的封建诸侯对待商人，绝不会有什么优待的。比至春秋中叶及战国末期，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商人在社会上一方面经济上有极大的潜势力，同时在政治上也增高了不少的地位。此时除了那般周游列国不得志的所谓圣贤以外，凡是封建诸侯世家等与政权财权有关系者，都不能不与往日所鄙视的商人来周旋。《左传》昭十六年记晋韩起市环于郑商，子产曰：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这是说明当时封建诸侯与商人互相结托的现象，自然，也可以表示出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又如郑国商人弦高出其货品以纾国难一事，更足以描写出当时商人的魔力。就是孔丘所最不满意的“不受命而货殖焉”的子贡，居然还是由于“货殖”的关系，可以使封建诸侯与之分庭抗礼，并且连带地使孔二先生也沾了一些风光。《史记·货殖传》上说：
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到了战国末年，由于商业资本发展的结果，而使吕不韦以阳翟大贾的资格一跃而为秦始皇的丞相。这时商业资本虽是领有了全国市场，并侵蚀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然而为要进一步的有利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必然需要铲除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吕不韦代表商业资本的利益，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废除封建制度，实现了商人们渴望的改革，也就是商业资本走上政治舞台一个最显明的事实！
现在大家认为过了时代的人如梁启超，在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里还有一节很中肯的话：
交通大开，货币盛行，经济重心由农业趋于工商业。如猗顿之以盬盐，郭纵之以冶铁，乌氏倮之以畜牧，寡妇清之以穴矿，皆起氓庶与王者埒富。而吕不韦以阳翟大贾，乃能运阴谋废置国王，执持国柄。盖贵族仆而富阀代兴，其势力乃至侵入政治，实开前史未有之局。
吕不韦的出身，据《史记·吕不韦列传》里也说：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偏有一些先生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反而不如梁启超的正确。他们因为要附会所谓“封建制度至秦始皇而大盛” “商业资本是附属于自然经济（亦称地主经济，原来凡是地主经济便是自然经济，高妙之至！）而发展”，这些玄妙意见，便不惜伪造事实地说，“吕不韦为商人是封主自兼”。为什么要如此修正历史事实呢？大概以为如果吕不韦是纯粹一个商人，而不给他一个“封主”的兼职，恐怕“商业资本附属于地主经济，这一理论容易露了玄虚。其实倒不如像孔丘孟轲以及汉儒那样托古改制”地伪造一部历史说吕不韦是战国时代某一国的封主，还比较直截痛快。最骇人听闻的是，说郑国商人弦高“也是封主自兼”，遍查各种史书却没有这么一回事。不审先生们何所据而云然？弦高的封主是郑国的？还是齐国的？还是二十世纪中华民国十九年新时代人物追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