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体育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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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的体育教育思想

学校体育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一贯注重学生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学校体育教育,他看得尤为重要。他深刻认识到学校体育面对的是广大青少年,他们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因此,毛泽东认为要切实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关注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高度重视学校体育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认为学校体育教育的最终目的与任务应该是增进身体健康,培养意志品质,使学生能够“身心并完”。

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小任校长时,就写了一份新型学校教学计划,规定学生睡八小时,游戏八小时,并提出:“要活动,要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新体育》1957年第1期。这也是他体育教育思想的最初体现。1917年,毛泽东有了较为全面的学校体育教育思想,他认为:“儿童及年入小学,小学之时,宜去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之育并重,今人则偏于智。”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毛泽东指明了儿童、青少年在不同的生理年龄接受体育教育的偏重程度,将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接受体育教育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并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体制中忽视体育教育与设立繁重科目令学生们身心疲惫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中学之年,身体之发育尚未完成,乃今培之者少而倾之者多,发育不将有中止之势乎?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饷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毛泽东将学生的身体健康看成是人生最为重要的,并且是成就学业、事业的基础,他指出:“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随之矣。”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毛泽东针对当时学校体育课流于形式的现象和当时学校忽视学生身体健康的诸多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指责:“故愚观现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非不有体操课程也,非不有体操教员也,然而受体操之益者少。非徒无益,又有害焉。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罪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盖一体操之终,未有不貌痒神伤者也。饮食不求洁,无机之物、微生之菌入于体中,化为疾病;室内光线不足,则目力受害不少;桌椅长短不合,削趾适履,则躯干受亏。”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毛泽东还就自身接受的体育教育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审心务泛,终难得益。”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就批判了当时学校纯粹为夺取锦标而开展体育运动的做法,指出学校搞体育运动,不是为了当选手、出风头,而是为了锻炼身体,增进健康。青年时代毛泽东不但自己长年坚持锻炼,而且积极引导广大同学好友“从青年开始,注意锻炼”,号召大家“一定要把‘东亚病夫’的称号革掉”,“要养成一种扫除文弱书生的新风气”一起来建设“东方的斯巴达和东方的普鲁士”,这是毛泽东提倡青少年体育教育的开端。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冯文彬主编:《毛泽东与青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他把古与今,三达德与“三育”联系起来,标志着他对学校体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全面发展的高度。青年毛泽东不仅自己以特有的积极性参加体育锻炼,而且是学校中体育活动的积极提倡者、组织者。1917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当选为学友会(即学生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长。在他的筹划组织下,学校广泛开展足球、游泳、乒乓球等各项体育活动,体育占学友会全部活动的二分之一以上。周士钊:《毛主席锻炼身体的故事》,《新体育》1958年第18期。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年代,虽然面对艰苦的环境,虽然处于戎马倥偬之中,即便在革命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仍然没有忽略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学生的体育教育与身体健康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包括幼儿学校、初高级小学、初高级中学、师范学校以及中等以上专业学校都设有体育课,并且还设有课外活动课。

1927年后,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领导工农红军建立了苏维埃人民政府,开创了红色根据地独特的体育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腾纯等:《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在这个总方针指导下的根据地教育是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民众教育,在历史上首次以工农作为教育的主体对象,目的是要:“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曾飙:《苏区体育资料选编》(内部出版),《安徽体育史志》编辑室编印,1985年版,第2页。这种崭新的工农苏维埃文化特色就是使广大工农民众真正享有教育权、体育权,这也是马克思教育思想的精神体现。教育要以共产主义精神为指导,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政治斗争服务,标志着毛泽东全面教育思想开始走向成熟。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大众的体育文化。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方针是:“要使过去的国民党政权底下,被抛弃于优秀的教育生活以外的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现在通通认识字、有书读,并且能享受各种文化娱乐事业。”1932年4月《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根据地的教育、体育是人民大众的,所有人民都有权利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根据地的学校体育始终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在教育中十分重视体育的作用,规定“体育运动在小学教育中占着重要的位置”曾飙:《苏区体育资料选编》(内部出版),《安徽体育史志》编辑室编印,1985年版,第77页。。并以学校体育带动了体育运动在群众中的普及,通过对工农的文化、体育教育,真正实现了广大工农对体育的参与,从根本上转变了体育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现象,与国民党统治区普遍存在的“选手体育”“贵族式体育”等畸形体育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使得体育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偏远地区得以开展。

毛泽东提出的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根据地的学校体育呈现出军事化特色。为适应战争需要,苏区学校把体育放在重要位置,规定体育教育要以锻炼身体、培养革命后备军为主要目的。在毛泽东高度重视学生的军事体育教育的思想指导下,《边区国民教育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军事训练:第一,要行动军事化——集合、解散迅速;在山野、田间随时随地可以上课;学生的文具、书籍等经常随身携带。第二,采取军队的编制,养成儿童集体生活的习惯,并能遵守一切的军事纪律,使成为有训练有纪律的小战士。第三,加强军事学习——如爬山、赛跑、掷手榴弹、射击、野战、射击战术、防空防毒演习等;体育科:应加军事常识及采练(如射击、游击战……)加强锻炼体格(如赛跑、爬山、爬高、游戏等)。”陕西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体育史料》(内部资料),1986年,第6页。1938年12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在《一年来边区的国际教育》中指出:“实行军事化的训练,为适应战时环境的需要,中等以上的学校实行军事训练,小学应实行半军事化的组织,使学生在必要时可直接参加抗战。”陕西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体育史料》(内部资料),1986年,第8页。1939年,《边区教育的工作方针与计划》中也明确指出:“加强各学校的军事化与课外的抗战动员活动,养成每一个学生在读书时期都是抗战中的战士,能同时在社会上更多地推动抗战动员,增加抗战力量,能在战争环境中到后方直接帮助军队的抗战工作。”“加强军事化和课外抗战动员活动,1.学校班级采取军队的编制,加强学生纪律。2.注意行动军事化,集合解散能迅速。3.加强军事学习,基本动作、游击战术、防空防毒,更随时灌输浅近军事知识。……应特别着重于:(1)经常进行抗战宣传工作,政府号召的抗战动员,每个小学都要参加。(2)加强锄奸工作的训练。礼拜天进行放哨、盘查、送信等工作。”陕西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体育史料》(内部资料),1986年,第10—11页。在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草案中也提出了:“把国民教育与军事教育、生产教育、政策教育联系起来。”原载《共产党人》第十五期,1941年2月20日版。1946年12月19日,陕甘宁区边政府在《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中提出:“体育课应加简单的军事训练,学习侦察、通讯、站岗、放哨、坚壁清野、埋地雷掷炸弹等实际技能,并培养迅速敏捷,灵活机动的生活习惯,使教员及年龄较大的学生具备最低限度的自卫能力。”陕西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体育史料》(内部资料),1986年,第15页。

1932年,《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在苏区自高小赤色学校起应一律添上军事课目。”1932年4月《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苏区小学体育课主要有体操和游戏,在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等学校中,还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赛跑等活动,学员生活军事化,学校运动大会也以篮球、排球、射击、劈刀、刺梭标、掷手榴弹、越障碍等活动为主。1941年2月,边区政府教育厅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修正稿)》中明确规定,小学要进行健康教育,设体育卫生等课程。还规定:“小学在课外各种活动,每周时间之配备如下:初小,课外学习300分钟;儿童团、少先队及其他课外集体活动(集体活动,集体游戏包括在内)500分钟;高小,课外学习400分钟,课外集体活动600分钟。小学应设置运动场。”《陕甘宁边区体育史》编审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体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52页。1942年6月23日,《延安体育会建议各机关学校加强体育》中提出:“加强体育卫生运动,以保护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饱满,希望各机关学校的俱乐部,能把这个工作作为目前重要的任务。”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规定,一般初级小学设下列几门课程,每周授课时间(分钟)如下表《陕甘宁边区体育史》编审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体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51页。

高级小学设下列几门课程,每周授课时间(分钟)如下表《陕甘宁边区体育史》编审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体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52页。

可以看出,当时的体育课在学校的整体课程中所占的份额是很大的,而且通过了一些规章制度的制定,保证了学校体育课的正常实施。

抗战期间,学校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体育课增添了更多军事体育的内容。如练习步枪刺杀,投掷手榴弹、军事演习、夜间紧急集合以及军事游戏,简单操练和防空急救等。中学也开设军事体育课,如1943年陕甘宁边区中学开设军事训练课,每周三节,教授《论持久战》、游击战术、制式教练、野战行军和日常军事生活常识等。各大学也开设了军事训练课,如延安青年训练班,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即操场动作、射击兵器、步兵战术和游击战术等。抗日军政大学的军事教育课,则通过野营练习来实施,这把体育教学与军事教学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为了配合军事训练课,抗日军政大学还创编了一首《学好军事》的歌曲,在学员中广泛流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陕北公学的军事体育教育,也是通过各种演习来实施的,如夜间紧急集合,一声哨响,同学们不点灯,不照手电,不出声,穿好衣服,快速从山上到山下操场集合,然后背着行装向清凉山上跑步前进。

学校的军事体育教育,不仅在根据地建设和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为革命阵营培养了大批具有高度思想觉悟,高超军事技能的革命战士做出突出的贡献,而且在完善根据地学校教育功能,促进教育为国防服务和施行军事化管理方面创出新的道路,因此,军事体育教育是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服务的,是完全从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信念出发的,也是毛泽东体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给延安保育院小学的题词“又学习,又玩耍”表达了他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心。毛泽东告诉抗大学员们,爬山是“抗大课程表外的必修科目,在锻炼抗日干部上有很大的意义,锻炼了每个青年的体力,锻炼出民族战士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且是联系战场上的直接教育”《体育报》,1953年12月3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对青少年的健康问题十分关心,他曾两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讨论学生的健康问题:“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首都体育“三老”联谊会主编:《人民不会忘记》,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的解决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1页。毛泽东告诫教育者“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锻炼身体的人就不配谈革命”《新乡评论》编辑部编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57页。。毛泽东还积极引导广大青年正确认识“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体质,以便有充沛的精力去搞好学习,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大任”《新湘评论》编辑部编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他在更高层次上理解了体育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提高了体育的社会地位。

在毛泽东“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思想的指示下,1951年7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15届代表大会决议提出,要积极开展学校中的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努力改进全国同学的健康状况,要使每一个同学都具有强健的体魄,能够胜任紧张的学习和繁重的工作。1951年8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全国各级学校的学生健康不良的状况,颇为严重。许多学生由于功课过全,社团活动过多,加以伙食管理不尽得法,卫生工作注意不够,以致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并进一步指出:“增进学生身体健康,乃是保证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并培养出有强健体魄的现代青年的重大任务之一,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及各级学校教职员必须严肃注意这一问题,立即纠正忽视学生健康的思想和对学生健康不负责任的态度,切实改善各级学校的学生健康状况。”1951年8月6日政务院《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伍绍祖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综合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

随着毛泽东的指示和政务院《决定》的贯彻实施,体育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步得到确立。在学习苏联学校体育和中小学的体育教育的课程结构、教材教法等的基础上,开始了我国学校体育的规范化建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演讲,其中指出:“我国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5页。毛泽东提出的党的教育方针明确规定了中国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指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基本要求,使我国学校体育的应有地位得到了确立和巩固,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开设的一门课程,更是培养新中国全面发展人才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指示,为改变学校体育状况,改善我国民族素质,造就一代体魄健壮的青少年,提高全民劳动生产力,增强国力,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正是在毛泽东的关心下,当时的学校体育工作高举起了“健康第一”的大旗,制定了“学生每日体育娱乐活动或课间活动外,以一小时至一小时半为原则”。提出了体育的“活动方法应多种多样,以适应学生不同的年龄、性别和身体状况,并防止锦标主义及运动过度损害健康的倾向”1951年8月6日政务院《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伍绍祖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综合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根据教育方针的精神,有关部门逐步建立健全了学校体育的组织领导体制。1957年,教育部明确指出:“今后学校体育工作应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体委对于学校体育负着‘指示、配合、监督’的责任。”“为了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教育行政部门需要而且应该把学校体育的各项工作全面地领导起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应把体育工作列入整个教育工作计划中,并积极地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主编:《体育运动文件汇编》(1949—1981),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在这一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各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相继建立了体育组织机构,负责学校体育的管理,保证了学校体育工作的进行。此外,1956年7月和11月,教育部分别颁布了《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中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师范学校体育教学大纲(草案)》,1956年高等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普通体育课教学大纲》;1954年5月4日由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并于1956年2月29日由国家体委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卫国”体育制度条例(修改草案)》。这些文件对规范学校体育工作均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为了培养合格的学校体育教育的师资力量与发展我国的竞技体育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单科制的体育学院,1952年建立了华东体育学院(1956年改为上海体育学院),1953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央体育学院(1994年改名为北京体育大学),1953年在南昌成立了中南体育学院(1956年改为武汉体育学院),1954年又分别在成都、西安、沈阳成立了西南体育学院(1956年改名为成都体育学院)、西北体育学院(1956年改名西安体育学院)和东北体育学院(1956年改名沈阳体育学院),六大体院的建立,大大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体育师资需求的矛盾,也为日后培养更多的学校体育教师,良好地开展学校体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讲话中指出:“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因此,要充分兼顾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休息两方面。……祝贺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苏联接见中国留学生以及其后的多个场合,都是祝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始终把“身体好”放在首位,从小打下扎实的身体基础,才能更好地学习、工作,从而增长才干,树立崇高的理想,实现他青年时期就主张的“三育并重”,也就是他不止一次说过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观点,这表明了毛泽东对青少年学生成长的要求,也表现了他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独到见识。毛泽东把马克思教育思想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的早期预言:“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0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9年8月,《共青团中央关于更广泛地组织青少年参加体育运动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全面地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关于‘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是共青团组织的经常任务。……发展体育运动是增强青年体质的一种积极有效的方法,是活跃青年业余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开展体育活动,还有助于培养青年的勇敢顽强,坚韧刚毅,不怕困难和组织性、纪律性等优良品质。它既符合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又是广大青少年的一项切身要求和培养教育青年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主编:《体育运动文件汇编》(1949—1981),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页。1964年6月30日,教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卫生部《关于中小学学生健康状况和改进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报告》中指出:“为了进一步地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毛主席的指示,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应该十分关心学生身体的正常发育,增进学生的身体健康。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健康状况如何,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他们能否顺利地完成学习任务,而且会影响到他们以后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能否任重道远,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关系到我们的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的大问题,是关系到我国今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大问题。”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主编:《体育运动文件汇编》(1949—1981),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285页。还明确地指出了“我们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是因为“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三好’号召不够。这是造成学生健康状况不好的重要原因”。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主编:《体育运动文件汇编》(1949—1981),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页。1953年10月14日,《高等教育部、中央体委、教育部关于正确发展学校体育运动、防止伤害事故的联合指示》中也指出:“学校行政领导必须认真体会和执行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把学校体育工作真正领导起来,经常地、有计划地督促体育教员在体育正课,课外体育活动与运动竞赛中进行体育运动的思想教育和生理卫生知识教育,使学生正确而深刻地认识体育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主编:《体育运动文件汇编》(1949—1981),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中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的。”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

1973年6月1日,国家体委、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在全国小学中推行第五套儿童广播体操的通知中提出:“为了进一步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推动学校体育活动的发展,适应我国教育、体育战线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小学校中广大师生的要求……坚持经常做操可以增强体质,锻炼意志,培养组织纪律性,有助于学校更好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也是体育工作要从儿童抓起的一项具体措施。”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主编:《体育运动文件汇编》(1949—1981),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357页。毛泽东多次提出:“应该把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工作,要学习,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4页。1952年,毛泽东在接见政治研究院七个学生时指出:“有志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必须锻炼身体,使身体强健,精力充沛,才能肩负起艰巨复杂的工作。”《新体育》1959年第1期。他的这种以“立志”推动体育锻炼,又以体育锻炼来强化“立志”的思想,成为中国青少年一代追求远大目标、追求人生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推动力量和重要的精神财富。

可以看出,关于学校体育的一些方针政策的制定,各种活动的开展,都是在贯彻毛泽东关于青少年健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他的这一思想,促进了学校体育教育的健康、全面发展,也成为衡量学校教育工作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