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毛泽东体育思想产生的实践与理论基础

（一）亲身参加体育实践的经验总结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在与儿时伙伴的游戏玩耍中，早已注入了诸多体育因素，这影响了他以后所热爱的体育项目。毛泽东年轻时与其好友经常开展野游、爬山、游泳、冷水浴、日光浴等体育活动，这些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亲近自然、简朴易行。他经常约同学一起游湘江，进行日光浴、雨浴等活动，由此而锻炼了那种“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豪迈意志。他还组织了一个类似斯巴达性质的团体，时常到近郊农村长途旅行，进行忍饥、受热、耐寒等锻炼。坚持终身体育锻炼是毛泽东突出的个性表现，他的体育实践透射和反映着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里面既蕴含着他对革命成功、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殷殷寄托与期望，也包含了他对生命本质、人生意义的深切感悟与理解。可以说，热爱体育、践行体育，已经深深地地嵌入了毛泽东的性格，成为他特立独行、光彩照人的人格特征之一。

（二）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

他在《体育之研究》中感叹：“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而对历史上“烈士武臣，多出凉州”的现象，对“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以及“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则很有兴味，对“文而兼武”的思想特别重视和敬佩，指出：“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司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又指出：“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北数古人者，皆于师都也。”毛泽东是读着《水浒》和《三国演义》成长起来的，他对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十分向往。毛泽东一方面对中国文化中重文轻武的现象持反对意见，另一方面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武兼备的豪杰精神大加赞赏，对他的体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三）积极地吸收了近代西方体育思想的成果

他在《体育之研究》中指出：“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17世纪英国教育家洛克首先倡导“三育”，他明确地将教育分为德、智、体三大部分，并认为体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教育的最大秘诀是使身体锻炼和思想锻炼互相调剂，他把体育和教育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他们的先进思想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和“身体罪恶论”的挑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也非常重视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他说：“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三件事，第一智育；第二体育；第三技术教育。”“在将来一定年龄以上的儿童，将把教育、体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不但是增加社会生产的办法，而且是产生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无疑，这些西方的思想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先进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总结了当时教育改革和他人体育锻炼实践经验的结果

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教育体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许多人都在探索改革的出路。蔡元培就是其中的楷模。他在1912年就提出：“修己之道不一，而以康强其身为第一义，是故，修己之道，体育，智育、德育三者，不可以偏废也。凡德道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康强之精神，必寓于康强之身体。不我欺也。”“养成共和国健全的人格”，要进行新的教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在这“四育”中，“完善人格，首在体育”。他还进一步强调：“苟预实践道德，宣力国家，已尽人生之天职，其必自体育始矣。”他还提出：“有健全之身体，如有健全的精神。”更为可贵的是他指出：“体育之提高，贵乎全体四万万人中。”他还提出了体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为父母者。以体育、德育、智育种种执法，教育其子女，有二因焉：一则使之壮而自力，无坠其先业，一则使之险而有才，效用于国家。”这些改革教育制度及卓越的体育见解，都是毛泽东研究体育理论的珍贵的资料来源。从《体育之研究》一文可以看出，毛泽东研究体育还总结了当时许多人的经验，他写道：“有老者年八十犹健康，问之曰：‘吾惟不饱食耳。’”又写道：“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毛泽东不仅广泛研究别人的经验，更加重视自己的体会。他提出体育的四项功能即“强筋骨也”“增知识也”“调感情也”“强意志也”都饱含着自己的亲切体会。

总之，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理论主要是以中国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为基础，以当时教育改革的先进思想和自己以及他人的实践经验为中心，积极吸收西方先进做法和观点并且加以自身的创新而综合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