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亩”与康乾盛世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行使到明朝后期的时候，由于其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官府对徭役的征收达到了横征暴敛的程度，加上自然灾害，大批农民开始逃亡，李自成一把大火将明王朝的江山社稷焚烧殆尽。

清朝建立之初，战火仍在继续，百姓流亡人数不断增多，明朝天启年间在籍人口5000多万，在籍土地80多万顷，清朝顺治五年（1648）人口却不到3000万，土地只剩下50多万顷。而且，满族人入关后，皇室、贵戚和大大小小的官吏开始疯狂圈占汉人的土地，土地的兼并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行为。之后，随着地主经济的复苏，满洲贵族对土地的兼并达到了狂妄至极的程度，他们或购买、或奏讨、或投献，以各种纷繁手段争取土地。加之当时商品经济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土地交易已被纳入商品交易的范畴，导致因土地买卖而产生的地权转移不断加速。“千年田，八百主”，土地集中已达无可复加的地步。当时，封建国家征收赋役的原则是以土地和人口为依据，人口大量流亡引起了丁役负担严重不均，并由此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危及到清政府的统治。这种“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征收的赋役也影响到了清朝政府的收入。从康熙五十年（1711）到雍正四年（1726）之间，大多数省份，百年积欠钱粮都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同时，丁役负担沉重地压在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造成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当时结成党类围攻城府的事件时有发生。

为了招抚流亡，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国家政权，难能可贵的满清政府毅然抛弃了关外的赋役制度，看中了明朝政府曾经小试过的“摊丁入亩”制度。清朝初年，明代原有的户部税役册簿大量毁于兵火。无奈之下，清政府就以仅存的《万历条鞭册》为依据，进行赋役征发。在他们征发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了《万历条鞭册》中某些“摊丁入亩”措施的合理性，决定实施这一他们认为较为科学的赋役制度。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摊丁入亩”改革与“两税法”、王安石变法、“一条鞭法”一样是在一个王朝难以维系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摊丁入亩”是在清朝政府正直上升趋势且综合国力十分强势的情况下，采取的解决国内土地兼并矛盾的主动出拳行为。

“摊丁入亩”开始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谕令，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广东试行，雍正年间开始大力推广，直到乾隆、嘉庆年间完成整个推行过程，前后共计100年的时间。而这一时段，正是整个大清帝国国势昌运，中原无战争，边关无寇扰，财力充裕，社会安定的黄金时段，是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段。那时清政府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整个欧洲才占23%的份额。清朝政府和人民与西方相比，无论在国富还是民富上都略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因此，“摊丁入亩”改革被后世子孙认为是康熙大帝爱新觉罗·玄烨的一种政治胸怀和政治自信。因为，康熙大帝自从平三藩、收复台湾后，中原的军事威胁早已不复存在。但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合法性还是被更多的人质疑，那些试图匡复大明的人们始终没有泯灭他们的重振之心。玄烨想要治服他们需要很多手段，政治经济双管齐下，高压震慑的同时，思想上的文字狱制约他们的思维，经济上还必须给予老百姓相应的甜头，才能使更多的汉族百姓从心底佩服满族人的气量，感激他的恩德。于是，在频繁蠲免钱粮的同时，提出了“永不加赋”的宽松优惠赋税政策。

这个赋税政策分为三步发布：第一步，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第二步，康熙五十二年（1713）下诏：“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钱粮，编审时，只将实数查明造报。”第三步，户部决议：“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补之，又不足，以同甲粮多之丁补之。”其中，盛世人口是指康熙五十年的丁册常额24621324丁、丁银3350000两，将其作为定额，摊入地亩当中，以后滋生人口永不加赋。

“摊丁入亩”政策的实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康熙末年，这一政策在四川、广东等地进行试点。雍正皇帝即位后，于雍正元年（1723）将其推广到全国。因为是将丁税平均摊入田亩中，所以称作地丁合一，也称“地丁银制度”，随后，经过乾隆、嘉庆皇帝的推行后，除却台湾、山西、贵州等地实行的时间较晚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实行了这种赋税制度。

因为“摊丁入亩”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等最为辉煌的时段，因此，这一赋税制度改革被当作清朝政府的“良法美政”和标榜自己恩政的一项“政绩工程”被载入史册，《清三通》《清会典》等都不惜大量笔墨对其进行渲染和升华。客观地说，这一赋税制度作为“一条鞭法”的延续和发展，确实进行得比较彻底，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的双重征税标准，使赋役走向一元化，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进步意义绝对不容忽视。

首先，赋役合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徭役一直是困扰百姓的一大苦差。服徭役、当差成为很多家庭男人的一项沉重负担，为此爆发过陈胜吴广起义、诞生过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写就过花木兰替父从军的英雄篇章。直到唐朝“输庸代役”后，这种落后的徭役制度开始动摇，“两税法”将其并入两税当中征收，王安石采用市场经济法则实施“募役法”，明朝“一条鞭法”将田赋和徭役合并，统一折成银两征收，部分地把丁银摊入地亩，表明丁役制度衰落已经成为历史必然。“摊丁入亩”则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促使了地赋和丁役完全彻底地合而为一，“自后丁徭和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外，另无徭役矣”。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束缚相对削弱，使得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免除了城镇工商业者的丁银，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手工业和商业经营中。同时，由于解放了人身关系，使那些地少人密地区的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到人少地广的地区，为那里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劳动技术，加速了贫困落后地区的开发。再次，那些无地的手工业者不再担心有丁银负担，他们可以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走进工场、矿山或者城镇，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工，雇佣劳动和手工工厂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准备了条件。

其次，明确了赋税征收标准。“摊丁入亩”后，土地成为赋税征收的唯一标准，“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使整个赋税负担达到了某种合理、平均的分配，使封建纳税人的财产与他承担的赋税基本呈现正比例关系，一方面能够保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保证赋税的正常入库，另一方面能够取消那些缙绅地主享受免除丁银的特权，对于减轻自耕农和一般贫穷、无地贫民的负担，均平赋税负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简化了赋税征收程序。因为取消了“地”“丁”两项赋税标准，使赋税征收程序进一步简化，在一定程度上为防止官吏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私自加税起到了制约作用。同时，对于豪绅贵族私自转嫁徭役起到了抑制作用，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没有亏损。史称“自摊之法立，穷民免累，而国赋无亏”，促进了雍正、乾隆时期封建盛世的形成和发展。

第四，限制了大地主的土地兼并行为。因为赋税负担几乎全部出自土地，致使大地主田产购置的热情不断下降，妨碍或影响了大地主疯狂地括收地产，所以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一些士大夫还多次与地方政府周旋，要求缓行，还有一些代表大地主利益的知识分子撰文批评“摊丁入亩”，江南一些地方还出现过更为严重的抗拒行为，一些大地产所有者唆使他人聚众闹事。对土地兼并的一定程度的抑制，一方面使得广大自耕农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不至于沦为流民，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也使得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提高，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第五，使土地与丁银形成合理关系。对于农民来说，田多的多出役银，田少的少出役银，没田的不出役银，人们的役银负担在总体上相对均衡。尤其是无田的乡民、佃户和市民因不再参与徭役活动，使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因差役负担沉重而逃亡，减弱了政府对无地少地之农民和手工业者施加的经济压力，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百姓的生活，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六，加速了人口的增长。“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发展生产，中国社会步入第四个盛世之春——“康乾盛世”。据统计，1661年全国人口为1913万，1711年增加到2462万，1741年增加到14300万，1790年又增加到30100万，1840年更是增加到41200万人。人口的增加，“摊丁入亩”改革是主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