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在拉丁语文学体系之外，又诞生了欧洲各国的本土文学。在这些文学当中，英国文学是最古老的。更确切地说，英国文学起源于公元七世纪末或八世纪初，而在欧洲其他各国出现的本土文学均未早于这一时期。

不列颠诸岛曾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它是位于帝国最北部也是最不受庇护的一块殖民地。其土著居民是凯尔特人。公元五世纪中期，英国人信仰基督教，并且在城市中人们用拉丁语交流。此后罗马政权瓦解。公元四四九年（根据比德的纪年法），古罗马军队撤离不列颠诸岛。于是，居住于哈德良长城以北（大致相当于英格兰和苏格兰边境地区）的部分凯尔特人，也就是此前从未被罗马帝国统治过的皮克特人趁机入侵不列颠，不列颠境内战火连连。与此同时，不列颠的西部和南部海岸遭受着从丹麦、荷兰和莱茵河口起航而来的日耳曼海盗的掠夺和侵扰。不列颠王沃蒂根认为日耳曼人可以帮助他抵御凯尔特人，于是，按照那个时代的习惯，他向雇佣军寻求帮助。来自日德兰半岛的亨吉斯特和霍萨是最早一批来到不列颠的雇佣军。之后，其他的日耳曼人——撒克逊人、弗里斯兰人、盎格鲁人——陆续来到此地，而英格兰（古英语Engla-land，现代英语England，即盎格鲁人之地）也正是因为盎格鲁人而得名。

日耳曼雇佣军最终打败了皮克特人，但是他们却和海盗结为了盟友。其实早在一个世纪前，日耳曼雇佣军就已经征服了不列颠，并建立起了若干独立的小王国。那些没在日耳曼人征服中丧命以及没有沦为奴隶的不列颠人逃到威尔士山区或者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寻求庇护。布列塔尼半岛正是因此而得名，而威尔士的山区至今还居住着凯尔特人的后代。日耳曼人抢劫并纵火焚烧了教堂。但很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在城市中定居下来，或许因为城市对他们来说情况太复杂，或许因为他们惧怕城市中的鬼魂。

说入侵者是日耳曼人，就是说入侵者属于塔西佗在公元一世纪时在其作品中所描述的那个民族，这个民族没有达到或没有向往政治上的统一，但却有着相似的风俗传统、神话体系和语言。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自北海或波罗的海，他们的语言介于西日耳曼语——也就是古高地德语——和斯堪的纳维亚方言之间。跟德语或瑞典语一样，盎格鲁－撒克逊语，或者说是古英语（两者其实是同义词），在语法上分为三个性，名词和形容词必须要性数一致，并且复合词众多。其最后一个特点对英国诗歌造成了很大影响。

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中，诗歌都是先于散文出现的。盎格鲁－撒克逊诗歌没有韵脚，诗句的音节数也不是固定的；每行诗的重音都落在以同一个发音开头的三个单词上，这种手法被称为头韵法。举个例子：

wael spere windan on tha wikingas[1]

史诗的题材都大同小异，而这类诗歌中关键的字词并不都以同一个发音开头，所以诗人必须借助复合词来完成头韵。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们发现很多词其实可以通过比喻来表达，例如，用“鲸之路”或“天鹅之路”来代指“海洋”，用“矛之聚集地”或“愤怒之场”来代指“战场”。

文学史家常常将盎格鲁－撒克逊诗歌分为基督教诗歌和非基督教诗歌两大类。这并不是全无道理的。有的诗歌歌颂友第德的功绩或使徒的事迹，也有的诗歌传颂女武神。基督教题材的作品也可以具有史诗的某些特征，虽然这也是非基督教诗歌惯有的特点。所以，在著名作品《十字架之梦》中，耶稣化身为“年轻的战士，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在另外一些作品中，穿越红海的以色列人却出人意料地被冠以维京人的名号。但是，我们觉得另一种分类方法更加清楚明确。它同样把盎格鲁－撒克逊诗歌分为两类。一类是虽然在英格兰创作，但其实属于日耳曼一派的诗歌。同时还不要忘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区，传教士们抹去了古神话的所有印迹。而第二类是所谓的哀歌，我们也可以称其为英格兰岛诗歌。这类诗歌抒发怀念、孤独之情以及大海的激情，具有典型的英格兰特色。

显然，第一类诗歌比第二类更古老。其代表性作品有《芬斯堡之战》（残篇）和长篇英雄史诗《贝奥武甫》。《芬斯堡之战》（残篇）讲述了六十位丹麦战士的故事。弗里斯兰的国王先是接纳了他们，但之后又背信弃义，转而攻击他们。佚名诗人这样写道：“我从未听说过有人在战场比他们还英勇，胜利女神的六十位宠儿。”近来有人提出这样的假设，长达三千两百行左右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也许有一个更庞大的故事构架。长诗中穿插着的一两句维吉尔的诗句展示了史诗的作者，也就是诺森布里亚的一位教士，其实是想创作一部日耳曼民族的《埃涅阿斯纪》。这一假设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贝奥武甫》中会出现修辞手法和句法结构纷繁复杂的现象，这是通俗语言完全不具有的特点。史诗的故事情节无疑是非常简单的：耶阿特王子贝奥武甫从瑞典来到丹麦，先后杀死了住在泥潭深处的怪物格林德尔和怪物的母亲。五十年后，已是一国之君的英雄，又杀死了一条看守宝物的火龙，但他自己也在与火龙的厮杀中负伤死去。他的人民将他埋葬；十二位骑士骑马守护在他的陵墓周围，哀悼他的离去，唱诵他的挽歌，赞颂他的名字。这两部诗作均创作于公元八世纪初，它们也许是日耳曼文学中最古老的诗歌。显而易见，诗中的人物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

公元十世纪末，《芬斯堡之战》（残篇）那种直接的、有时几乎是口语式的语言风格，再次出现在莫尔顿的抒情史诗中。该史诗记述了挪威国王奥拉夫的军队大败撒克逊军队的过程。奥拉夫派出使者要求撒克逊人进贡，撒克逊人的首领回应说他们会如国王所愿进贡，但是进献的不是金子，而是他们的利剑。这部抒情史诗有不少细腻的情节。诗中这样讲述一个出门狩猎的男孩：当他遇上敌人的时候，他让心爱的猎鹰飞向树林，而自己则冲入了战场。总体来说，这部诗歌的情感基调是痛苦而内敛的，但是“心爱的”这一修饰语却出乎意料地让人动容。

第二类诗歌大约出现于公元九世纪，它包括了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哀歌。这类哀歌并不悼念某个人的逝去，而是抒发个人的悲伤或者颂唱已逝时代的荣光。有一首名为《废墟》的哀歌哀叹巴斯城倒掉的城墙，诗歌的第一句写道：“城墙的石头本非凡，但命运却将它摧残。”另一首题为《浪游者》的诗歌讲述了一个因主人过世而四处游荡的男人的经历：“他必须以双手为桨在冰冷的霜海中前行，跑遍沙漠的迢迢道路。他的命运业已终结。”还有一首名为《航海者》的诗歌，开篇就宣告：“我可以唱诵一首真正关于自己的歌，讲述我的旅行。”诗中描写了北海的暴风雨和严酷的天气：“大雪降临，霜冻大地，冰雹落海岸，那是最寒冷的种子。”诗中先说大海是可怕的，之后又向我们述说大海的神奇魅力。热爱大海的人说道：“他无心弹琴，不想要戒指作礼物，也无心享受女人的温存；他只想感受高而腥咸的海浪。”这正是约十一个世纪后吉卜林在他的《丹麦女人的竖琴之歌》中所表达的主题。还有一首题为《提奥的哀歌》的诗歌，诗中列举了一长串的不幸，诗歌的每一节都以同样一句忧伤的诗句结尾：“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面前的不幸也终会有结束的那天。”

注释

[1]将毁灭之矛投向维京人。——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