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英国十九世纪伟大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名字,对我国的广大读者来说,毫无疑问,是不生疏的。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已被译成中文出版,评论和介绍他的文字也为数甚多。
查尔斯·狄更斯于一八一二年二月生于波特西。父亲约翰·狄更斯是一个小小公务员;据说,由于不善理财,狄更斯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相当清苦。特别是一八二四年约翰·狄更斯因欠债被捕入狱后,一家人更陷入完全绝望的境地。这时查尔斯·狄更斯的母亲只得带着她的另外四个孩子,和丈夫一同住进了监狱。年仅十一二岁的查尔斯·狄更斯被送到一家鞋油厂去做工。而对那几个月的绝望的、受尽折磨和屈辱的生活,他后来自己回忆说,简直使他终生难忘。这无疑正是《雾都孤儿》又译《奥利弗·退斯特》一书的由来。
所幸他父亲不久后忽然意外得到一笔雪中送炭的遗产,使他得以偿清债务,获释出狱,并能让他儿子查尔斯·狄更斯继续入学学习。否则,这位后来闻名世界的伟大的作家恐怕必会被扼死在摇篮里了。
狄更斯于一八二七年开始受雇为人做文书,两年后,先后在几家报纸杂志社做记者。一八三三年开始为一家月刊写下他的第一篇特写,接着很快一篇接一篇相继问世,到一八三六年,他将这些作品汇集成册,冠以《鲍兹特写集》的名称出版,加上同年他的《匹克威克外传》也开始以分期连载方式发表,立即使他名声大噪,顿时成为闻名全国的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其后,直到他一八七〇年去世的近三十年间,他几乎以一年一部的速度发表着他的小说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有《大卫·科波菲尔》《董贝父子》《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双城记》《远大前程》,当然也包括这部《雾都孤儿》。
纵观狄更斯的大小作品,他的写作意图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力求通过小说的传播,提高人的道德品质,有助于改善世道人心。他在为《雾都孤儿》的一八六七年版所作序言中,曾为有人指责他不应在书中尽以小偷和罪犯为主角一事辩解说,他认为刻画这些社会渣滓的作品同样也能发挥品德教育的作用。由此可见,在狄更斯心目中,写作小说的目的,不言而喻,主要在于改善人的品德,从而达到使社会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的目的。
狄更斯所处的时代,正是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随着海外殖民地的进一步扩张和自由贸易的普遍推行,当时的英国在军事和经济上已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从殖民地大量掳掠来的财富和资本主义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果实,却只是养肥了英国王室和工商巨头,在城镇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大批破烂不堪的贫民窟(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不厌其烦一再提到的由无数肮脏的小街小巷组成的“迷宫”正是指此而言)。大量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民仍然处于贫苦不堪的水深火热之中。恩格斯在其一八四五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曾这样描写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工人住宅……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屋子至少住一家人。……最穷的连最必需的家具都没有。工人的衣服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烂衫。食物一般都很坏,往往是几乎不能入口的。”
由这一贫富悬殊,而且日趋两极分化的基本特点而产生的种种社会不平现象,便成了小说家狄更斯批判的对象。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十分巨大的。马克思曾在《英国资产阶级》一书中作过论述:“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所揭示的加在一起还要多。”事实上,我们看到,当时英国的孤儿院、学校、法庭和监狱里的种种弊端无不成了狄更斯严厉指责的重点(据说还有效地促使它们不得不有所改进),特别是对当时工商业中的种种惨无人道的做法进行了严酷的讽刺和揭露,他的作品是对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有力抨击。
《雾都孤儿》初版于一八三八年问世。书中所写“贫民习艺所”,按作者自己说,乃是“自古以来一切大小城镇几乎都莫不具有的”一个机构。而一八三四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新的《济贫法》更使它成为政府对贫民进行救济的唯一方式。最初贫民习艺所的建立,旨在把对贫民的消极救济变为使他们能成才以自救的积极教育,如书中“坐在高椅子上的那位红脸的先生”对奥利弗所说,“你到这里来将受到教育,并学会一门有用的手艺。”论说这该是再好不过的事。但实际情况怎样呢?这些名义上的救济对象却变成了这些“慈善”机关的剥削对象。恩格斯在此书发表不久后对贫民习艺所的内部情况是这么描述的:“那里的伙食比最穷的工人吃的还要坏,而工作却更繁重……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而实际上习艺所也就是监狱。不做完分内的工作就不能吃饭……”因而狄更斯在本书一开头就说,无以为生的贫民考虑要不要进贫民习艺所时,实际上是在“待在习艺所里缓慢地饿死”和不进习艺所“立即饿死”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罢了。因而,狄更斯认为新的《济贫法》的推行实际是要利用习艺所恶劣的生活条件,繁重的劳动,再加上种种无理的规章制度(其中包括为节省住房让贫民夫妻离散)作为吓退“各个阶层”众多的贫民(不让他们全都来申请救济)的一件有力的武器。“他们让救济不可分割地跟习艺所和稀粥联系在一起;这就会把他们吓跑了。”
奥利弗被难堪的饥饿所迫,说了一声“我还要添一点儿”,结果却立即引起整个习艺所上上下下全都惊慌失措,董事会的那位“穿白坎肩的先生”更一而再据此断言,“他将来得给绞死”,还险些为他自己招来在烟囱里被憋死的灭顶之灾!这是何等生动而巧妙地揭示了贫穷常被视为一种罪恶的荒谬观念!
我们还看到狄更斯对英国当时流行的父母以子女的婚姻为谋取私利的筹码,或以对方拥有财产的多少为婚约的首要条件等等做法是坚决反对的。首先,书中所写奥利弗的悲剧便是由一次无理的婚姻——蒙克斯的父亲被迫与一个比他大十来岁,彼此毫无爱情可言的妇女结婚引起的。否则书中所写一切苦难便全都不会发生了。其次,作者从正面叙述的由相爱到最后定下“一个只字不谈财产或钱财的婚约”的结合,才是作者所赞成的正当的婚姻。
从以上这些粗浅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狄更斯的创作不仅仅以揭露现实的黑暗为主调,而且有着一整套当时比较先进的思想做主导。这恐怕也是狄更斯的作品至今长盛不衰的原因。
然而,狄更斯并不理解他在书中揭露的一切乃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为求缓解社会中的种种不幸,他把希望寄托在富人的善良和怜悯之情之上,这应该说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所致。
黄雨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