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讲稿系列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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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局外人的回忆

梁文道

以前母亲、祖母、外婆、保姆、佣人讲故事给小孩听,是世界性好传统。有的母亲讲得特别好,把自己放进去。

这段话出自《文学回忆录》,是陈丹青当年在纽约听木心讲世界文学史的笔记。讲世界文学,忽然来这么一句,未免突兀,不够学院。木心讲课的框架底本,借自上世纪二十年代郑振铎编著的《文学大纲》。坦白讲,郑本在纵向时间轴上的分期、横向以国别涵盖作家的方法,今天看来已经太落伍了。而在木心的讲述里头,史实又大幅简略,反倒是他个人议论既多且广。兴之所至地谈下来,重点选择的作家和作品,多是木心自己的偏爱,全书很难找出一贯而清晰的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今日学院式的文学史来看。好在,读者不傻。

木心不是学者,他是个作家,是一个艺术家。以作家身份谈文学史,遂有作家的“artistic excuse”。同样的例子,在所多矣。艾略特、米沃什、昆德拉、卡尔维诺、纳博科夫……有谁真会用专业文学史家的眼光去苛求他们?我们读这些作家述作的文学史,目的不在认识文学史,而在认识“他的文学史”。就像木心所讲的母亲说故事,说得好,会把自己说进去一样,这类文学史述作好看的地方正正在于他们自己也在里头。

所谓“在里头”,别有两个意思。一个比较显浅,是他们自己不循惯例、乾纲独断的见解。好比昆德拉的小说史观,不只史学家不一定同意,说不定他频频致意的现象学家都不买账。但那又怎么样呢?看他谈小说的历史,我们究竟还是看到了一种饶富深意又极有韵味的观点。没错,这种文学史也是(并且就是)他们的作品。一个稍微讲理的读者绝对不会无理取闹,从中强求史实的真理;果有真理,那也是artistic truth,一个艺术家自己的真理。

“在里头”的第二个意思由此衍生:它是一位作家以自己的双眼瞻前顾后,左右环视,既见故人,亦知来者,为自己创作生涯与志趣寻求立足于世的基本定向。如此读解文学史,读出来的是这位作者之所以如此写作的由来,是他主动报上家门,是他写作取向的脉络,是他曝露“影响之焦虑”的底蕴。更好的时候,他还会借着他的文学史道出他之所以写作的终极理由。也就是说,大部分一流作者的文学史,其实都是他们的自我定位。《文学回忆录》里的木心便是一个在世界文学史中思索自身位置,进而肯定自身的木心。这就是木心的“文学回忆”,也是《文学回忆录》中的木心。

屈原写诗,一定知道他已永垂不朽。每个大艺术家生前都公正地衡量过自己。有人熬不住,说出来,如但丁、普希金。有种人不说的,如陶渊明,熬住不说。

具有这等企图、这等雄心的中国作家,是罕见的,这是木心之所以是木心的原因。耐心的读者或许就会慢慢明白:木心为什么和“文坛主流”截然不同。他不但在谈文学史的时候是个专业门墙的局外人;就算身为作家,他还是一个局外人。他“局外”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刚刚在大陆出版作品的时候,大家以为他是台湾作家,或是不知从哪儿来的海外作家;更早在台湾发表作品的时候,那边的圈子也在探听是不是一个民国老作家重新出土;他竟然“局外”到了一个没有人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出来处的地步,“局外”到了让人时空错乱的地步。

有些读者感到木心的作品“很中国”,甚至要说它是“老中国”;不过你从今日大陆(所谓的中州正统),一直往回看到“五四”,恐怕也找不到类似的写作。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仍然以为木心“很中国”?这里的“中国”究竟是指哪个“中国”?另一方面,木心的文学实践又非常西化、非常前卫。早在五十年代,他便在大陆写过带有荒谬剧况味的剧本;青年时期,更自习意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于是我只好猜想,三四十年代,以江浙一带文脉之丰厚蕴藉,传统经典既在,复又开放趋新,如无中断,数十年下来,也许就会自然衍生出木心这样的作家;但它毕竟是断了。所以,一个不曾中断、未经洗劫的木心才会这般令人摸不着头脑。如今看来,一个本当顺理成章走成这般的作家,居然是个局外人。虽说是局外人,但又让人奇诡地熟悉,仿佛暌违多年的故人。如若强认他是汉语写作的自己人,继承了传统正朔,那便只好勉强说他是“不得祢先君”,远适异乡,自成一宗的“别子”了。尽管,我不肯定眼下的主流到底算不算是汉语书写的嫡传。

《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红楼梦》里的诗,是多少人解析过的题目,有人据此说曹雪芹诗艺平平,也有人说他诗才八斗。而木心这句断语,也并非没人讲过,只是说不到这么漂亮,这么叫人服气;“水草”,何等的譬喻,就这一句,便显见识,便能穿透,正是所谓的“断言”,无须论证,不求赞同,然而背后的识见,全出于其高超的“aesthetic quality”,令人欣赏,乃至叹服。

这就是木心,也只有木心,才会大胆说出这样透辟的句子。他的作品,好读难懂,难懂易记,因为风格印记太过强烈了,每一句说,自有一股木心的标识,引人一字一字地读下去,铭入脑海,有时立即记住了某一句,回头细想,其实还没懂得确切的意思:于是可堪咀嚼,可堪回味。

与《红楼梦》中的诗不同,木心的断语,取出水面,便即“兀自燃烧”起来。这一评价,本是刘绍铭教授形容张爱玲的名言。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文学史,木心是一位“金句”纷披的大家。但他的“火焰”,清凉温润,却又凌厉峻拔,特别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一句句识见,有如冰山,阳光下的一角已经闪亮刺眼,未经道出的深意,深不可测。

本书的题目,叫做《文学回忆录》,书里的讲述全部出自木心,然而这是陈丹青五年听课的笔录。很自然的,读者会猜测,甚至追究:笔录中的木心到底有多真实?又有多少带着笔录者的痕迹?不寻常的是,木心当初备有完整的讲义,但他不以为用来讲课的底本可以作为他的创作,因此,他在生前不赞成出版讲义。自重自爱如木心,后人应当尊重他的意愿。饶是如此,陈丹青出版笔记的用心,便如他所说,乃出于木心葬礼上众多年轻读者的恳求了。

但我们仍然面对着微妙的困境:木心不把讲义视为他的文学作品,那么,眼前这本《回忆录》,还是他的书吗?

熟悉历史和文学史的读者,应该明白,这个问题,是个“述”与“作”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古老,又经典。佛陀、孔子、苏格拉底、耶稣,全都述而不作。他们的言论与教化全部出自后人门生的记录。今人可以合理地追问:佛经里的“如是我闻”,到底有多“如是”?“子曰”之后的句子,又是否真是孔子的原话?其中最著名的公案,当属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关系。当年至少有十个跟随苏格拉底的学生记有“听课笔录”,唯独柏拉图《对话录》影响最大,是今人了解苏格拉底的权威来源。

好在木心既述又作,既作且述,生前便已出版全部创作。其风调思路,毋须转借陈丹青笔录才能一窥全貌。这本《文学回忆录》,无论叙述的语气,还是遍布全书的断语、警句、妙谈,坦白说,不可能出自木心之外的任何人。

在这部大书的前面,说了这些话,难免有看低读者之嫌——木心从不看低读者。倒是我所遇见的不少木心读者,将自己看得太低。我至今遗憾没有亲见木心的机会,而他们崇敬木心,专门前去乌镇探他,到了,竟又不敢趋前问候。想来他们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了。要不,便是自我太大。遇到高人,遂开始在乎起自己如何表现,如何水平,深怕人家瞧不上自己。

你看木心《文学回忆录》,斩钉截铁,不解释、不道歉、不犹疑。他平视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大师,平视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读者,于是自在自由,娓娓道出他的文学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