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第四种“中国性”

王德威教授在给拙著《本土性的纠葛》（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年）赐序时指出：“在广义的现代华文文学研究里，马华文学曾经只是聊备一格的传统。由中国大陆所主导的‘大叙述’铺天盖地，俨然以正统自居，台湾、香港都不在话下，更何况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的现象在近年有了明显改变。识者对国族想象的探讨，对文学典律的解析，还有对后殖民‘离散’文化的关照，在在指出国家文学的兴起，有其文本与非文本的复杂因素。”所论一针见血，指出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以下简称“马华文学”）在华文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大陆研究界）内的边缘化地位，同时也从诸多层面点明了其文化政治功能。接下来的继续发人思考：尤其是从文学史角度思考的话，我们必须提供以及践行新的问题意识与可能性。但相当重要的问题是：马华文学之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耐人寻味的是，香港学者朱耀伟教授在他的《谁的“中国性”？》[1]一文中不无深意又精当扼要地勾勒了“中国性”在20世纪90年代的海峡两岸暨香港后殖民论述中的不同姿态：（1）中国大陆：阐释“中国”的焦虑；（2）台湾：本土的迷思；（3）香港：混杂的边缘。借用此思路回答上述问题，如果从大中华文化圈的整体视野思考，马华文学奉献给我们（尤其是中国大陆读者）的其实就是——第四种“中国性”。

在我看来，这种不可或缺的中国性不仅开拓了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中华文化的边界及可能性，而且作为华侨、华人与多元文化中心（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西方及土著文化）勾连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极可能也是中国性新的拓展与补偿。放开眼界思考，无论是从经济、政治的多重沟通视角，还是从（中华）文化自信的拓展与延续视角，还是从呼应“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出发，当然更不必说是“华语比较文学”[2]的可行性操作，马华文学自有其繁复多变的独特功能，也注定会被认真关注。

在多个场合及论述中，我都强调我们必须提升华文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借此不仅改变业界对这一行当的偏见（所谓一流学者做古代，二流学者做现当代，三流学者做海外），更关键的是，我们必须借助丰富的资料以及新领域开拓进取反哺业界，甚至可以提供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或新术语。在我看来，研究华文文学其实具有较高的门槛，一方面必须具有深厚的文学理论功底和跨学科（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研究的能力，另一方面必须到研究对象的历史现场进行田野考察（field work），成为一个内行（insider），否则，作为一个外来者，你很可能只是一个外行而难以真正保持外来者的客观性（outsideness）。

非常幸运的是，迄今为止，我有四年半的时间生活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近四年时间（2001年7月—2005年5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完成了专著《本土性的纠葛》（2004年）、《考古文学“南洋”》（2008年）[3]；半年（2015年2—7月）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专门研究“台湾经验与‘南洋’叙述”课题。不只是立足于充沛的第一手资料（新加坡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东南亚特藏资料），我还奔走于新马大地（十余次跨过新柔长堤到马来西亚考察、开会、开讲座等）感受其复杂脉搏[4]，而且特别强调有关研究的问题意识，这主要体现在《华语比较文学》一书中。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者研究马华文学的方式经历如下变迁：从一开始接受友人图书馈赠的读后感书写（缺点是往往胡乱吹捧或者肆意比附，比如“马来西亚的张爱玲、鲁迅”等）到常见的文学史宏大叙述（结果要么是平铺直叙的资料堆积、背景描述，要么是隔靴搔痒的文本分析，往往是东拼西凑、挂一漏万，恍如盲人摸象），限于能力或习惯，似乎这两种理路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最有市场，但也常常为各区域马华文学研究的优秀专家所诟病。实际上，在我看来，真正地毯搜捕式文本搜集和语境感悟之后对个案或群体作家的穷尽式论述却是马华文学研究中更难的事务，而这种具有“了解之同情”的论述往往很容易被好大喜功者误读为单纯文本解读，或者被不明就里者以为难以彰显论述的高度和功力，其实不然。相反，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只言片语式的卖弄聪明或者过于宏大叙事的胡乱拼凑其实根本逃不脱穷尽资料阅读者的法眼，但可以迷惑相对外行的刊物编辑（或主编）或迎合主流学界。这可以解释：从学术生态角度思考，华文文学研究水准为何提升缓慢而缺乏对其他学科的反哺能力。

如今看来，各种宏观的东拼西凑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史论述（马华文学史往往厕身其中变成一部分）比比皆是，但是真正优秀的经典作家作品解读尚未问世。王德威教授的《当代小说二十家》（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甫一问世就引来不少批评乃至噪声，其选家范围和论述精细度或有瑕疵，但不容忽略的，也是令所有批评者难以企及的是，王的宏阔视野、阅读范畴、文本细读功力以及理论结合实践的超级整合力举世无双，给长期研究新马华文学的学者不少启发。

从此角度看，《马华文学12家》不是简单的个案文本细读，而是在占有尽可能丰富史料基础上的“一家之言”，很大程度上具有学科论述的示范意义。这里的“一家之言”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对诸位选家的逐一精细描述，几乎每一家都值得仔细探勘，另一方面则是强调我的论述无论对错都可称得上一家之言，至少对论述对象有着相对独特而熟稔的认知。

不必多说，这里的“12”只是个约数，以后还可以继续拓展。以邱菽园（1874—1941）打头其实是为了回应“起源”语境中的某些错漏与自以为是（尤其是某些在台马华文学论者），如果从近代文学史找寻马华文学的本土发端，如果从英雄创造历史的角度思考，无疑交叉点应该是邱。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他在南洋居住半世纪却依然具有最强烈的中国性，同时其诗作也有很顽强的本土性。第二位是马华资深现实主义作家方北方（1918—2007），从其创作成绩、努力程度、道德高度等诸多层面来看，都是马华本土现实主义小说书写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文学本土化转型自有其重要价值，比如为马华大历史代言，反省华人的问题，也放眼未来，其“马来亚三部曲”从此角度看是其认同转型的代表性作品。其书写思想内容和提出的马华问题会继续成为后来者借鉴和重写的资源，但其限制也必须为后人所警醒。

第三位是资深诗人吴岸（1937—2015），吴岸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他的反殖民立场，还在于他的诗作中结合了异族的元素，更关键的是，他对中国性在马来西亚的变异也进行了细致传神的书写，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性诗人。第四位是王润华（1941— ），王润华长于诗歌和散文创作，同时又是著述等身的学者，他的创作可以分成多个层面，既包括去殖民化、书写本土，同时也包括如何建构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性或中华性，而其在中国台湾、美国留学，回到新马又前往中国台湾执教最终返回马来西亚的繁复经历（黄锦树所言的“错位的归返”）恰恰反映出其放逐诗学的多元性。第五位是陈瑞献（1943— ），按照常规，王润华和陈瑞献最终入籍新加坡，他们也该是新华文学作家，但是他们对于马华文学却至关重要。笔名为牧羚奴的陈瑞献在新马分家前后时期是马华现代主义发展壮大的吹鼓手和实践者，因此他的现代主义既有欧美成分，又有港台元素，还有本土滋味。

第六位则是从婆罗洲前往中国台湾曾经留学美国而又返回中国台湾的马华小说家李永平（1947—2017），当然他也是出色的翻译家。作为马华文学史上迄今为止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家，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已然是经典，《大河尽头》更是大气磅礴、惊心动魄。第七位是李永平的沙捞越同乡张贵兴（1956— ），作为和莫言神似的魔幻小说作家，张贵兴可能是华语文学圈最擅长写雨林的作家，而他在纸上建构的南洋雨林不仅令人大开眼界，也带来不少争议和指责。无论如何，张贵兴是非常特出的马华小说家。第八位是如今人在香港的林幸谦（1963— ），林幸谦的原乡书写与追求往往刚烈、浓郁，他有相对清晰的大马认同：书写自我、小家，又将其升华为大家、华族与大马的议题与身份认同探寻；同时，又由于他有相对特殊的留学经历和线路，让他可以反思台港和大陆，既有精神原乡，又有现实历练。表面上看，林幸谦似乎是一个无地归返的过客，实际上，他更是一个通过解构来建构华人大同的个体实践者。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不可将其对中国大陆的浓烈精神原乡视为中国情结，更要辩证而清醒地看到他的宏阔视野与追求，以及偶尔的宏大叙事。

第九位是素有“坏孩子”之称的黄锦树（1967— ），坐镇台湾、回望故土并虚构南洋的黄锦树作为小说家却有着和“本土老现们”（老派现实主义拥护者和书写者）争夺鲁迅的潜在意识和文学实践，其杂文性讽刺、介入式抒情、解构式重构都呈现出独特的效果。黄锦树亦有自己的局限，他必须明了解构的限度，增强积极建构能力；而要超越自我也必须克服自己的偏见，即使它是深刻的，甚至是可以让人淋漓尽致地肆意宣泄的。第十位是陈大为（1969— ），陈大为的南洋书写体现出一种追认的政治，他自有其卓有成效之处，如以“时空体”、异族介入填充瘦瘦的历史南洋，或者从自我、家族谱系、原乡场域等策略加以再现，强化甚至神化南洋都相当成功，但同时其也有追认的局限，比如台湾视角下的异域化色彩，过于强调技巧而导致主题和思考的相对肤浅，这都让作者依旧存有努力提升的空间。

第十一位是马华英语作家欧大旭（1971— ），欧大旭作品中的马来（西）亚认同自有其发展路向和独特之处，他立足于反殖民/去殖民的大历史维度，着力借助精彩的多重叙述重构大马历史，同时又借林强尼角色以小见大呈现出背后的国族寓言。而正是基于历史反思，他也指出了大马认同的确认路径，即多元并存的历史传统和未来建设方向，同时也以挫败的反例来进行教训示范。当然，欧大旭甚至也有建基于大马现实之上的认同哲学思辨，无论是历史建构还是认同拼贴，其实都是可选择的。最后一位则是炙手可热的马华女作家黎紫书（1971— ），她的暴力书写和近些年的长篇尝试值得关注，而素为人知的则是她是马华文坛的“拿奖专业户”，在中短篇小说书写上具有上佳的声誉，也是本土出产的世界级女作家。

不必多说，这些作家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各种关系（文本互涉），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还有个原因和企图——就是以点带面，呈现出百年来马华文学的各种时代关怀、文体实践、文学潮流以及历史文化、个体经验的复杂互动。这似乎比千篇一律、东拉西扯、抄来抄去的文学史教材有趣得多，也应当更有意义和更见功力得多！

附录里对马华文学史20世纪20—40年代本土意识的变迁面貌（尤其是论争）做了梳理和剖析，力在揭示/解释早期马华文学史上自我形塑的重要节点。

上述马华文学十二家是我多年研究马华文学作家群的精心选择，当然不是优秀马华作家的全部，但作为对各种时代流派、时空再现以及文体创新的代表性呈现而言，他们是当然具有高度说服力的。这一切并不意味我的论述已经到此为止，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深度，而所有的可能错误既期待行家指正，也都由本人承担。从更宏阔和谦逊的意义上说，这或许还只是开始，日后有可能添加新的经典，丰富和完善马华文学的更多面向。

还有，书稿涉及的“马华”作家，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现实际遇和多元认同，且行文中对这些作家的生平都有相应的介绍，在注释里不再标明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