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在近代的演变

在“古今中西”之争的制约下，中国近代的哲学革命是中西哲学合流的过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在中西哲学合流的过程中发生了嬗变。近代的先进思想家们随着近代社会革命的进展，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只有把西方近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在地联结起来，才能建立我们的新文化，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自由理论方面的缺点，则必须加以克服。

关于思维方式，近代哲学已开始重视传统哲学所忽视的形式逻辑，同时也继承了固有的辩证法传统。严复明确提出要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取代古代的经学方法。他认为，西方近二百年的学运昌明，首先归功于培根的归纳法；他批评中国传统学术缺乏明晰的逻辑分析；他强调学习西方的逻辑学，以改变从“子曰”“诗云”出发的经学方法。此后，章太炎、梁启超等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印度因明和《墨经》的推理形式进行比较研究；胡适把清代朴学方法和西方实证科学方法相沟通，归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在系统介绍罗素的数理逻辑的同时，和冯友兰一起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于哲学研究。可以说，中国近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一个明显的差别，就在于形式逻辑不再被冷漠地丢弃在一旁。近代也有不少哲学家注意并发扬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善于辩证思维的特点，章太炎的《齐物论释》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都试图把辩证法和唯心论相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社会革命问题，取得了重大成就，使得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获得了比较自觉、比较科学的形态。不过这主要是指历史的辩证法，在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的辩证自然观方面，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经学方法未能彻底清算，这是明显的不足之处。

关于人的自由问题，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在接触了西方文化之后，就意识到西方人比较强调道德行为的自愿原则，并着重探讨了意志自由问题。这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严复、章太炎在伦理学上虽有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对立，但都肯定每个人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行为可以区分善恶、功过的前提。他们这种强调道德行为的自愿原则的观点，为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所赞成。然而过分强调自愿原则，就会引导到唯意志论去。中国古代没有一个强大的唯意志论传统，但在中国近代确实形成了这样的传统，并且首先在一些先进者身上体现了这一倾向。从龚自珍、谭嗣同等颂扬“心力”到鲁迅早年鼓吹“意力主义”等，就是明证。同时，儒家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的传统，在近代继续有很大影响，这在许多革命者身上可以看到。但也有人片面强调自觉原则而陷入宿命论，例如冯友兰“新理学”的“道德境界”说。

唯意志论和宿命论的对峙，是中国近代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革命队伍产生“左”或右的错误的思想根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群众观点，其基本精神是既要尊重群众的自愿，又要启发群众的自觉。但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也受到儒家传统的影响，比较强调自觉原则而对自愿原则有所忽视，因而在实际上，自觉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未能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在理论上，宿命论和唯意志论的对立也未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可见，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中的优秀传统，如朴素的辩证法和重视道德的自觉原则等，在近代哲学革命的过程里得到了发扬，并在更高层次上结出了新的理论成果。同时，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中某些不足之处，如对形式逻辑的忽视和对道德的自愿原则的忽视，在近代哲学革命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克服。但也应该看到，在长期封建专制下形成的某些腐朽的传统，如独断论的经学方法以及宿命论等，尽管在近代哲学革命中屡遭批判，但并未彻底克服。这不仅造成了近代哲学的缺陷，而且使这些腐朽的传统在十年动乱中再度泛滥。

中国哲学的近代化进程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正如李大钊所说：“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地往前流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我们相信，我们民族的哲学也将如扬子江、黄河一样，无畏地冲过障碍，战胜险境，奔向大海，最终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