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

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因素。这一合理因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吸取。这就要求我们在哲学史研究中，一方面坚持唯物主义，把现实的历史看作逻辑思维的出发点和基础；另一方面必须善于剥掉哲学体系的外在形式，摆脱历史偶然性的干扰，以便在历史现象中认出逻辑发展的环节来。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要把握所考察对象的基本的历史线索，看它在历史上是怎样发生的，根据是什么；又是怎样发展的，经历了哪些阶段。要真正把握基本的历史联系，就须清除掉外在形式和偶然的东西，以便对对象的本质的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对每一发展阶段或环节都能从其典型形式上进行考察，而后综合起来，把握其逻辑的联系和发展的规律，这也就是逻辑的方法。所以，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是统一的。

哲学史表现为互相对立的哲学体系更迭的历史，历史上每个重要的哲学家的哲学体系，都是对自己的宗旨进行阐明和论证而形成的概念结构。哲学史研究要完整地、准确地把握历史上的各个哲学体系，而又必须粉碎这些体系，把其中所包含的作为人类认识史的必要环节揭露出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历史上每一个哲学体系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进行考察，从它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认识论根源来进行分析。比如，孔子的哲学，从社会根源来看，他的天命论反映了维护旧传统的保守立场；但从认识论根源来分析，他的仁智统一的学说在人类认识的大树上是有根基的，因为它包含着人类认识的辩证运动的一个必要环节：理性的能动作用。但孔子把这一环节片面地夸大了，把理性原则绝对化，变成了唯心论的体系。如果我们能够对历史上各种哲学体系作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的具体分析，就能揭示出它们所包含的人类认识运动的一些环节。这样，我们就能把握作为人类认识史精华的哲学历史的逻辑发展。

用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来考察哲学史，就可以看到，哲学史体现了认识的矛盾运动：哲学家们所争论的问题就是矛盾，某个矛盾产生、发展、解决了，另一个新的矛盾又产生，经过发展得到解决……这是一个在循环往复中前进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表现为近似于螺旋形上升的曲线或一串圆圈。所以，全部哲学史可以比喻为一个大的圆圈，而这个大圆圈又是由许多小圆圈构成的。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哲学史，那么，中国哲学主要有这么三个圆圈：中国哲学发端于原始的阴阳说，先秦时期争论的“天人”“名实”关系问题，由荀子作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仿佛回复到出发点，这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圆圈。秦汉以降，哲学上的论争后来归结到“理气（道器）”之辩与“心物（知行）”之辩，由王夫之作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在更高阶段达到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完成了又一个圆圈。自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哲学争论的主要领域是历史观和认识论，这两个领域后来都集中到“心物”之辩（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吸取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总结了近代哲学的“心物”之辩，仿佛是向荀子和王夫之复归，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圆圈。这三个圆圈又可以分成若干更小的圆圈。正是这样一串圆圈构成中国哲学史发展的阶段，每经历一个圆圈，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所以，本书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分为三篇：先秦、秦汉至鸦片战争前、近代（1840—1949年）。

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史非常丰富，包含着很多值得我们吸取的智慧。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每个哲学体系，其积极因素与局限性常常是互相联系着的。因此，我们对于这些哲学体系，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吸取，而要在吸取其积极成果的同时，批判它们的局限性。同时，也绝不能因为它们有局限性就一笔抹杀，而是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批判地吸取其成果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