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自序
人皆有死,最重要第一是健康,
第二是天生性情温和,
第三是有一份并非不义的财产,
第四是有一批朋友欢度青春时光。[1]
这首古希腊无名氏诗人的作品“幸福四要素”,哪怕由现代人吟诵,也未见得过时。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健全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充满友爱的青春年华则“锦上添花”。大多数人憧憬着这样的生活。
然而,在当代青年——尤其是从事学术工作的青年——看来,健康与性情温和却往往与有财产的生活相抵触。经济上的压力往往使得青年人失去健康,近年来,在80后、90后当中,抑郁症、躁郁症等各式各样的心理疾病频发。我认识一些博士、硕士,他们在学习和工作当中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其中较轻的表现是失眠、饮食失调,病情严重的大多要依靠重剂量抗抑郁药物维持基本的作息正常,以至于影响到身体的其他机能。
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反映,他们患上抑郁症和其他心理疾病的原因有许多,其中最突出的,当属科研发表与毕业论文写作的压力。为了在缩减规模、提倡精英人文教育的今天保持竞争力,人文学科的博士、青年教师必须拼命“做牛做马”,给自己增加“基本分”,以求在体制内找到一份还看得过去的工作。过去常常说人文学术是“养人”,是滋长“浩然之气”,现在的学术则因其僵化的评价模式不断破坏着学者、学生们的身心健康。这一现代性的体制竞争模式尤其与从事中西方古典研究的青年的心态格格不入。大多数愿意将青春交付给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的年轻人,其一开始的诉求并不是成为现代学术机械生产的作业员,而是实现审美化、趣味化的生活,在精妙的义理与辞章中获得生命的升华。
要在制度生活与趣味生活之间找到平衡,这是当代知识青年面临的一个根本难题。“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圣”,作为身临其境者,这一难题也不断敲击着我本人去思索一条中道。
作为中文系出身的学生,我最初的学术兴趣集中在文艺与文化方面。读本科的时候,往往在与老师、朋友的讨论中发现“多元主义”的泛滥:几乎所有人都赞同,不同处境下的不同生存尺度,决定着每一个个体对经典作品的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同解释之间不存在高低之别;进而,对文艺和文化的价值判断必然歧义丛生。在我看来,正是在这种歧义丛生、莫衷一是的人文氛围内,市场经济的逻辑正在慢慢蚕食传统的艺术标准,催生出种种乱象。这种文化艺术上的败坏,也与学术制度中的心灵禁锢构成了呼应。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们往往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一旦承认自身的标准莫衷一是,这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自身作为一种高贵的科学存在的根基,进而也就失去了让世人尊重的理由。无法获得尊重的学术活动,自然也就注定沦为“产业”,沦为体制的奴隶。
我的一些同龄人往往会把打破“宏大叙事”、走向“多元解释”视为什么了不得的重大发现。他们往往以看似激进、实则迂腐的姿态“解构”人文学术,尤其是传统古典学术,以此凸显一份“革命者”的姿态;与此同时,他们又要求时代给予他们尊重,要求体制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他们似乎从来未曾意识到自己生存处境的窘迫正来自于他们对自身从事的职业的不尊重。一旦消解了传统所奠定的文明教化的根基,读书人被抛向市场、抛向功利主义的汲汲大潮,变成产业工人,这难道不是必然的道理吗?
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唤起当代学术青年对中西方文明核心品质的敬重,在古今之间找到心灵与世界的平衡,也就成了一项需要有人去完成的文化实践工作。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则是积极凸显对古典作品、古典精神对于现代生活的重要性。
近年来,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前辈呼吁重视“古今之争”和“古今通变”。这一转向的动机在于,当下流行的现代性观察理论,大多缺少古典视野。在以启蒙进步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历史叙述中,古希腊-罗马的传统、中世纪的传统、儒-道的传统……都被剪影化为现代人茶余饭后的赏玩符号,并不构成关注的重点,遑论提供有力的指导。相反,当我们要从更高的层次来审视许多现实中遭遇的问题时,不难发现,古代与现代在断裂冲突的同时又“藕断丝连”。在我们这个凭借从未断裂的悠久古典传统昂立于世的中国,事情尤其如此。所以,如何处理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自然也就应当成为中国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青年人如果无法正视理想之古典与现实之当代的“断”与“续”,在生活中——更不用说在学术生活中——也就容易变得局促且呆板,或是沉湎于故纸堆孤芳自赏,进而变成迂腐的“两脚书橱”,或是失去体面的形象和正派的心肠,进而与不义的时势媾和。这两种生活方式都是不幸福的,因为他们都忽视了“健康”的运动,忽视了心灵在古今之间不断找寻友爱关系的无休止探索。
在我看来,这远远比处理后现代性的相关理论问题更有意义,因为所谓“后现代”其实是现代问题的一个延伸,仅仅是近年来浮现的一个“局部问题”。要对“后现代”进行真正有效的回应,就万万不可失去中西方古典学的视野。唯有历史的对比,方能揭示根源性的断裂与危机。敏感的人们会意识到,中西方古典思想与现代、后现代思想一样纷繁复杂,并一贯地渗透在我们当前的文化生活当中。古典的神灵凭依在现代城乡的缝隙,散发着别样的气息。这尤其体现在思想家和文学艺术作品里,有时自觉,有时“下意识”。在谈论“后现代”时,引入对古典思想的讨论,除了体现出一份敬重,更是为了找到一条出路。
秉承着以上的思路,在硕士、博士阶段,我进行了一系列的观察和写作实验,试图在一个80后青年的文化生活经验之上进行反思,引出中西方古典思想对现代、后现代理论话题的可能的关切角度。我并非复古主义者,在我的思维里,中西方古典并不是一种需要彻底还原的“乌托邦”,而毋宁说是对当代的种种症结展开批判的镜鉴。古典思想与当代青年生活方式的关系,从具体的维度来说,是药与患者的关系(如柏拉图在《斐德若》中所说的那样),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则是稳定的幸福生活尺度和激烈的未来探索冲动之间的关系。青年的性情需要得到古典思想和作品的节制与调和,古典的理想需要得到青年人强健身体的践行与传递。
这些写作实验是我硕士、博士求学阶段的练笔之作,大多是试图尝试跳出体系化的学术写作,想要用不同的文体、口吻和风格,从不同的层次与角度展现古今之间的丰富多彩的意涵交织。也许有一天,我会对其中某些篇章“悔其少作”。然而,从“实验”这个词的本义来说,其中本就包含着“试错”的意味。东西不拿出来给人看,就像学了好功夫却不跟人交手,有没有战斗力就不知道,也就无法让自己真正进步。“少作”是对青春时光某些思维方式及其历史处境的储存,其中的稚嫩与狂妄必然会随着年月的增长而一去不返。当然,从这些稚嫩与狂妄的植被中能否发育出更加精细、系统的学术成果,我未来必须用更多的实验来证明。
这些文章里,有些是对当前某些流行的“复古”理论和姿态的重新思考,有些则试图通过对当代中西方文学、影视、美学和文化议题的重新审视,俯拾出其中宝贵的古典思想的闪光。从“女性”到“家庭”,从“江湖”到“师道”,从“科技”到“媒介”,从“乡愁”到“文明”——这些纷繁的话题不仅体现着我个人的焦灼,还应当被抛向整个时代,寻求更多的忧患共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青年阶段能够让这些篇章面世,从而期待潜在的思想之友的来临与回应,这应当是我目前最值得珍惜的欢乐与幸福,哪还有什么“悔其少作”的拘谨呢?
冯庆
2016年10月于京城雾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