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古典学与当代青年
古典学的当代面貌
西方的“古典学”是一个独立于文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现代学术专业，是“对希腊、罗马的语言、文学与艺术，以及所有教育我人关乎人之本性与历史的准确研究”。[2]如今，随着一批前辈学者的提倡，“古典学”已经成为中国学界普遍讨论的焦点话题，建设中国的“古典学”已经提上了人文学科改革的议程。
古典学研究的是“古典”。“古典”往往包含了这两个内涵：时间上的“古老”和品质上的“典范”。我们不说卡尔·波普尔是“古典的”，因为他或是不古老，或者不是值得学习的典范；但我们说柏拉图是古典的，因为他或是古老，或是值得学习的典范。这一点在中国“古典”二字的原初意涵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根据《说文解字》，“古”就是“故”，是“识前言者”；“典”则是“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3]。在这个意义上，“古典学”的“古”意味着对先前时间的重视，“典”意味着对一种高明智慧的承认与敬慕。长期以来，谈到本土学术中的“古典”，人们通常想到的是经学与史学。随着现代学术范式自晚清以来对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取代，古代汉语、文献学、古代史等现代学科开始构成中国古典研究的主要力量。近几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跳出现代学科壁垒，回归到更为宽广且意义深远的古典研究当中。进而，中西方历史上古老的、值得奉为典范的著作和人物，都是热爱学术与思想的青年们关注的对象。
古典研究旨在提供对人之本质和高明智慧的理解。这样的研究自然不可能是有尽头的，也正因为如此，古典研究恰恰最需要青年人的生命血气，去推动它朝向新的前景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回归古典”成为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学术范式转换，其中包含了理论、方法和整体精神面貌的变革，包含了对“什么值得被奉为经典”这个问题的重提。
学者汪晖看到，“青年”本质上是一种“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的生命召唤。在五四《新青年》时期，新的政治意味着提出新的问题，创立新的法度，这就正如文艺复兴时期对希腊罗马的追溯反而开启了欧洲文化新局面一样，新一代人对“古典”的追求总是对已经僵化、丧失活力的既有文化领导权的颠覆。也就是说，无论喊出的口号是“打倒古典”还是“复兴古典”，其目的都是发挥自身的活力，甩开当下已经丧失活力的旧传统，发明新传统。[4]
在这个意义上，时至今日，如果有学者出来说“回归古典”，我们都会明白其中有个隐含的大前提，那就是“在现代的语境之下，在面对未来的语境之下”。没有人真心想要回到古代，过茹毛饮血的生活。因此，与其质疑现代是否需要古典，不如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对“古典”的重新恢复，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呈现历史真实并介入当下生活，并为我们今天的文明重建提供新鲜活力？从事古典研究的青年人，必须经过这一问题的基本检验。毕竟，我们不能因为古老的经典富有魅力，就沉浸在其中，失去面朝当代事务的勇气与信心。
西方现代古典学的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误区
青年人与古典学之间关系问题的首要困难在于：古典学对于积极健康的当代生活来说，能够提供何种帮助？
正如维拉莫威兹在《古典学的历史》开篇提到的，古典学一度享有一种崇高的地位。[5]在西方语境当中，“古典”首先指涉的是“高贵”，其中包括对真、善、美等维度的高雅和尊严的追求。学习“西方古典学”的青年人大多认为自己在从事高贵的实践，荣誉感是驱使他们进入这一行当的最大动力。也就是说，学习古典学的青年人，渴望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使得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高贵美好。
如今的问题是，西方现代古典学者未必真心认为古人说的就一定比现代人“高贵”或“高明”。确实，从逻辑上说，“从来如此”的东西未必就是正确的。但“从来如此”至少是久经考验、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现代的某些学者则费尽心机穷尽一切例外的情况，试图说明，古典的教诲与实践未必比现代人的判断值得信赖；现代人或许比古人还要成熟、有智慧。
这又是为什么？我们有必要搞清楚西方现代古典学的哲学根基，才能搞清楚，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必继续延续西方现代古典学的路径来研究我们自己的古典资源。
西方现代古典学的基本逻辑被培根在现代性开端时期的著名断语所揭示：
只有世界的老迈年龄才算是真正的古，而这种高龄正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所享有，并不属于古人所生活过的世界早期；那早期对于我们说来虽是较老，从世界自身说来却是较幼的。我们向老年人而不向青年人求教有关人类事物的更多的知识和较成熟的判断……[6]
培根把古典文明视为人类的幼年文化，认为唯有掌握了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现代人才是真正的长者和智者，进而是掌握权力的人。“知识就是力量”的逻辑暗示的是，通过经验知识的积累，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征服、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从而提升自己的物质生活品质，实现人类社会的巨大繁荣。
为了实现这个现代科学主义的诱人目标，现代的哲学与历史学必然会放弃从古人那里寻求关于人生的真理与道德教诲。相应地，他们认为古人的智慧因而构成现代人思想的脚注。人类生活的典范功能，则被技术文明取代。科学技术能够提供实践中的任何方便，这样一来，古人教谕则成了过时的玩意儿。
进而，西方现代古典学的主要内容不再是集中精力从荷马、柏拉图那里找寻一种实在的现实规训，而是通过整理莎草、石板和出土文物，把一切古代的事物整理好之后安置在图书馆和博物馆里作为语言教材或“文明遗产”。古典的资源不再是我们的老师，而更多的是一种“宠物”或“装饰”。许多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古典，就像喜欢逗弄小孩或原始人那样。这并不是说他们主观上全然没有敬畏之心，而是因为他们把敬畏仅仅理解成了“敬而远之”。要达到敬而远之的效果只需要“古老”，而经典的“典范性”可能带来的当代伦理效应则成了次要的考虑。西方的现代古典学在这个层面上“古”而非“典”。
受到这种现代技术文明逻辑的侵袭，古典学自身开始发生摈弃普遍意义之可能的历史主义的转变，这使得古典研究丧失了其本该具有的激进性。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的热爱本质上意味着对现世生活、对新的思想与制度的热爱。到了18、19世纪，古典学者如温克尔曼、歌德、施勒格尔等依然致力于推进复古开新的进程。可见，西方古典学的建立时刻伴随着强烈的革新意志。但是，从沃尔夫、赫尔曼的时代开始，古典学就开始弥漫着强烈的“好言”冲动：在当时的学者眼里，关注古希腊、拉丁文法（grammar）的“语文学”（philology）是一切历史研究的科学基础。对知识的单纯渴求和对科学方法的强调是这种“语文学”的基本诉求，在这两者基础之上，古典文本将向当代读者提供一种历史主义的教条，[7]将古代的一切安置在先验的历史规律纽带之上，然后整饬出推动事物进步发展的“时代精神”；“当代”则被视作“时代精神”的顶点。
古典学界的“叛徒”尼采宣布，这种历史主义的古典学已经走向了“颓废”。尼采反对这种皓首穷经的研究，原因在于，这种历史感是过度的，是破坏人的生活健康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不顾自己的一切历史而非历史地思维和行动，如何让他们对历史的研究不是服务于纯粹的知识，而是服务于生活。”[8]这让我们看到西方现代古典学的大问题：在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影响之下，由于沉迷于知识的探索和积累，古典学术失去了提供生活实践智慧的可能，反过来化为了一种对象化、符号化的教条，成为了对当下生活的沉重约束。到了20世纪，西方古典学一开始具有的目的论和立法意志渐渐消弭无形，对古典的研究开始片面为某些群体的“政治正确”服务，或是向神秘或审美的消极癖好转向，走向“为学术而学术”。在这一切倾向背后，西方现代古典学者实际上普遍认为，我们已经不能像古希腊人那样依据荷马、赫西俄德笔下的道德尺度行事；相反，我们应当将一切置于“我”的理性分析当中。但这里的“我”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意志，而是一个消极的、事后的、反思性的总结者，是一位历史学家、科学家。
正如白璧德对西方现代古典学的批评所言，“追求认识的方法与工具而遗忘认识的目的，这种倾向在古典研究领域中或许表现得最为明显。”[9]由于将一切问题的基础奠定在了中立科学性之上，现代古典学不会再度试图从经典文本当中找寻改造社会的礼法效应，进而对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提高似乎不再负有直接的责任。不难想象，这种学术风气会让追求荣誉和灵魂卓越的青年人垂头丧气。他们亲近古代经典、阅读英雄史诗，本来出于一腔热血，渴望学会修炼灵魂的法门，让自己的生命品质得到提升。但“古典学”的科学中立倾向使得这种意图毫无立锥之地。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主义其实必然会带来价值虚无主义，哪怕在古典研究中也不例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以“科学方法”展开过度“疑古”的研究，用现代视角怀疑、批判一切古代的文献表述，做出大量“有罪推定”——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傲慢与偏见，同时也无法给我们的时代提供任何高贵美好的传统活力，反而会造成整个文明的颓废。不妨用斯宾格勒的一段话来描述这种死气沉沉的“古典”化的文明：
古典是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创造和培育起来的一种生活理想的图景，是一种充盈着他们自己的世界感的容器，是一种幻象和偶像。……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论，是继生成之物而来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结后的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化，是继母土和多立克样式、哥特样式的精神童年之后的理智时代和石制的、石化的世界城市。它们是一种终结，不可挽回，但因内在必然性而一再被达成。[10]
“古典”如何不成为负担，而成为一种有助于当下生活的资源？这首先要求古典学提供对高尚美好目标的持续性动力。不以高贵和至善为目的的纯粹学术研究如今当然是合法的。但对一位古典学者来说，这么做并不划算。任何一个客观公允的古典学家都应当意识到，既然自己选择了这一志业，就应当相信，保持谦卑的姿态阅读经典，可以学习到更好的东西，可以朝向更高层次的状态迈进。现代古典学家如果足够自信，就应当将古典的教诲切切实实囊括到自己的生命体验里，否则他学习古典，就容易陷入一种虚伪的分裂。至少，古典学家应当从事的工作是，将现代的种种伦理尺度与古典的伦理尺度进行对照，展开一定程度的反思。
进而，只要承认人人都有追求自我成全的生命意志，我们就得承认，积极学习古典的伦理精神并以之指导生活实践，是一种相当值得考虑的人生道路。至于我们所追求的至善、高贵和幸福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当然还要借助对现代体验的综合把握来得出结论。这种带有“古今之争”视野的古典学研究，当然不同于纯粹的好古癖，而是一种开创性的灵魂锻炼。
所以，尽管借鉴了西方人保护古典文明传统的心态和行动，中国学者从一开始就强调，这一提议并非单纯模仿西方。根据中国第一位招收“古典学”博士的刘小枫教授的看法，建设中国的古典学是为了让我们中国自己的文明“恢复元气”：过去我们过分“疑古”，以至于面对西方文明时丧失了自信力，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与国际接轨”无异于依然跟着西方人的思维走，把主导权交在外国人手里。其实，西方古典学不过是一面提供参考的镜子；唯有重新尊重、发扬我们自己的古典传统，才能为中国的未来找到少数青年人的“承重墙”。[11]
当代青年与中国古典学重建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回应汪晖的质疑：
今天这个时代，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趋向于保守的时代，看起来也趋新，但是它比较保守，保守表现在他去挖掘传统，但是在挖掘传统的时候，产生出的创新很弱，好像顶礼膜拜很多，把传统重新变成创造资源的能量却很少。[12]
在今天，社会的道德尺度愈加宽泛，层出不穷的新伦理学问题开始对每一个知识人提出挑战。在这个语境之下，古典学知识应当如何提供新的能量，为个人和社会的现实生活服务？这是学习古典学问的青年人应当沉思的大问题。
某些现代古典学家会说不该过早地谈论“创造”。的确，我们中国的学术传统一度因为某些原因中断过，而西方的古典传统目前只向我们呈现了冰山一角。在这种语境下，是否应当先考虑将基础工作做好？这种看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基础性研究，如传授语言、译介西方学术成就、梳理文献等等，虽然是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古典研究的全部。“五四”时期的第一代现代知识人早就提出要依靠科学的历史整理方法为未来的研究奠基。但时至今日，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实践过程中依然充满了偏见与错误。其实，并不是说仅仅将精力花在科学实证研究上，就能得到科学的结论，因为片面地寻求科学经验方面的精确性，反而会导致我们忽略现实生活的流变复杂，忽略经典作品中更为精深、悠远的成分。现实与历史都是在“生成”当中，要把捉到这种“生成”，单纯的史料考据、细致分析都是不够的，我们还得鼓起勇气去宏观把握整体流动，看清本质，从而找到自己继承古典脉络后所能实现的当代位置。
此外，对于青年人来说，要用浩如烟海、良莠不齐的文献淹没他们的青春年华，使得他们的活力消弭在“寻章摘句老雕虫”的岁月当中，这是难以接受的。这不是说不该重视基础的修养和文献积累，而是要让古典的学习落实到其真正宝贵的向度：为处于发展中的个人与社会创制新的典范与法则。在这个意义上，青年人的选择绝不应该是尼采所批判的“好古癖”。他们绝不仅仅是“我反思”“我考察”的历史学家，还应当是“我意愿”“我创建”的诗人与艺术家。恰如从古至今的远见卓识者看到的那样，研读古典文本的过程就是展开自我心灵训练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最终得出的结论在历史事实方面是对还是错，这其实是次要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切切实实地磨炼了自己的理解力和科学探索能力——当然，这里的“科学”与中立的、实证的现代科学，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其确切所指是“合于事”“合于道”，而非“合于我”“合于名”。
在这方面，中国儒家的古典研习可以作为一个正面的对照。正如孔子所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学而》），这里的“新”，显然并不仅仅是知识上的新，还是制度上的，如刘宝楠所云：“《六经》皆述古昔、称先王者也。知新，谓通其大义，以斟酌后世之制作，汉初经师皆是也。”[13]“斟酌制作”体现着对礼乐制度的诉求。“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礼乐制度是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中有所损益变通的，学习古代经典和制度的目的，就在于把这种损益中的成熟制度谋划流传到后世，提供百世的参照。
士大夫修习诗、书、易、礼、春秋，不完全是为了知识保存，其更高目的是营造礼乐氛围，促进个人的良好伦理—政治实践，并由个人上升到共同体层面的大同存异。儒家的经典研习很大程度上带有“面对实事本身”的性质：不光要重视训诂和文献研究，还必须有事理、伦常和礼法维度的深思熟虑。这就与西方传统古典学一度强调的“精微”（subtle）不谋而合。与这种深思熟虑的审慎态度相比，现代古典学追求立场上的绝对中立其实没有意义，因为事关伦常、情感和艺术的话题时，彻底的中立与其说是审慎，不如说是冷漠。所以，相比起学术上的“价值中立”，毋宁说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实践上自我克制、规训的“中庸”状态：唯有通过虚心的临摹、重演和反观自照，以意逆志地体察流传千年的经验教训，才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如《礼记·学记》所云：
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
“藏”“修”“息”“游”正是“为己之学”的法门，也正是让古典知识通达个人乃至共同体生命实践的必由之途。这种古典学思路也就打破了西方现代古典学对象化、历史主义化的逻辑，让我们得以把过去的教诲落实为生命实践。
无论师法西方古典，还是学习中华正统四部之学，我们最终要建立的古典学说到底也是现代学术的一部分，与当代社会文化局面的流变密不可分。但通过古典的研读、对比和发微，人们首先应当学到历史政治变革背后的基本规律和实践法则，学到“变”中的“不变”。这就要求我们能够体察微言，俯仰万事，而不是用现今某种尚未得到完全证成的价值观去臧否古典文学、历史和哲学著作中蕴含的自然经验。唯有让自己处于一种顺其自然的模仿与学习（“学”就是“孝”，就是对先人生命的继续延续）状态之中，才可获得切实符合“中道”的生命体验，才能充实有力地应对一切迎面扑来的不测风云。“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易·文言》）
青年人的生命血气如果能够得到这一维度的浸润节制，将找到更加合适的发散方向。这种看似“保守”的自我节制需要更为坚实的地基，那就是每一个青年学者个人的政治与伦理生活，而每一个体的政治伦理生活与更大的共同体及其传统无法分离。当今某种流行的“自由主义伦理”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地位应当低于西方人推销的“普世价值”。但我们国家与民族内部真正追求的“善”或许并不一定依附于这种价值观，而更多地与实际传统累积的经验以及既有的现实状况有关，也就与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既古老又具有典范意义的知识内容有关。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个国家对“善”的实现，是由无数个人的“善”的实现总结出来的。[14]如果认识到人民广泛认同的伦理尺度大多以具有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经历了岁月洗礼的“古典”为最佳载体，那么就不难意识到，面向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体验、古典学问研习和个人心性的提升，应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三者不可分割。
所以，青年人的古典研究，除了是对人类伟大传统的虔敬，还应当是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人民生存状况的悉心体察，并最终做到对自我生命召唤的忠实呈现。只要愿意抛去现代知识生活中的骄傲与偏见，将视野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就会发现，因为遭到现代西方技术主义—历史主义精确性思维的排挤而在知识界褪色的古典政治—伦理气质，似乎仍然在人民——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生活当中俯拾即是、散发生机。在高尚的劳动者、治理者、经营者那里，依然保存着古典传统教诲的星星之火。中国人民对真正的“古典”有无比的热情，他们只是需要更加高明、深刻的指导，才能接近最纯正醇厚的学问内核。
在这个意义上，有崇高志向的青年人应当深入到日常经验当中，将书本知识与实在世界中的实践结合起来，与各个阶层、领域的同道者打交道、过日子，反思社会机制，正名析理，尝试树立更高的德性标尺。一度痴迷于“为学术而学术”的年轻人，一旦接上这种“地气”，就会深切感受到：当社会各界——工农劳动者、军事家、政治家、民族实业家和学者等——能够在古典研习的统一阵线上达成一致，共同提供学习经验，那么现代古典学将解开其专业主义的死结，借助时代的吹息，重新焕发生机，投身到新时代的伦理立法使命当中。曾经一度被视为腐朽、落后的古典思想，一旦能够在形形色色的对话过程中海纳百川、百炼成金，就将成为最有活力的当代理论实体。青年古典学者若是能够通过自我的修炼和传道授业规范人心、治理风纪，使得人民能够保持心性上的平和中正，那么国家与社会也就会在一定限度内保持稳定有序的进步，古典研究的最大意义也就凸显了出来。
“古典”与“青年”的辩证关系就在于，青年的革命动力驱使古典传统永远发生着轮回复返的转变与更新，而古典的强大克制力与凝聚力则回过头来保证青年人能“发而皆中节”，能“无征不信”，能“任重而道远”，使得改变中国乃至改变世界的能量不至于涣散、早衰。如今，中国的世界角色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这样的局势，青年人在建立自己这一代的文化领导权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我们应当如何走出业已丧失活力的流俗的片面崇拜西方的意识形态，凸显出自身的高贵性、中央性，让自身足够丰富强盛，凝聚起一切有机的生命力量。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立场或道德姿态，还是一种宿命与梦想的统一：因为足够现实，所以足够坚强，进而不排斥一切历史的重负，而是薪火相传；因为足够强盛，所以足够昂扬，进而绝不在安逸的现状当中固步自封，而是终日乾乾。求真意志与虔敬心态需要融合于这种诗学的辩证法当中，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新青年提供生长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