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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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语文学、东方主义和“未来语文学”

一、“回归语文学”

东方主义理论的创立者Said(Edward W. Said, 1935—2003)先生生前最后的著作之一是一篇题为《回归语文学》(The Return to Philology)的讲座稿,发表在他往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中。[1]一位于国际学术界、理论界叱咤风云二十余年,对世界之政治、学术、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重大和深刻影响的杰出理论家,何以会在自知即将离开这个红尘世界时,向他难以计数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们发出“回归语文学”的呼吁,并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与历史上几位被他认为是最伟大的语文学家们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呢?此事颇费思量,亦耐人寻味,对它的探究不但对我们理解Said先生本人之学术、理论及其政治人生的演变,而且或对我们理解世纪之交整个西方学术潮流的流变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图2-1 Edward W. Said著《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

首先,《回归语文学》这个醒目的标题不禁让人马上回想起此前二十余年,另一位同样也曾是十分前卫的文艺理论家、耶鲁解构学派的灵魂人物Paul de Man先生(1919—1983)也曾做过的与Said基本一致的反常行为。Paul de Man在其即将离世之前发表了一篇同样题为《回归语文学》的文章,针对当时美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界对以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流行文学理论的激烈批评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回应,指出“实际上,转向理论即表现为对语文学的回归”(in practice, the turn to theory occurred as a return to philology),而语文学的精髓是对文本之语言结构的分析[解构],关心的是文本的意义如何被传达的方式,而不是探究文本在历史和人类经验的一般语境中的意义。[2]Paul de Man这篇颇具挑战性的诤论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日后更引出了持久的讨论和争议。不断有人受其启发,开始重新审视和讨论语文学的价值和意义。[3]亦常有人用“回归语文学”这同一个标题发表回应文章,表达他们自己对文学研究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和语文学之关系的新看法。[4]

在Paul de Man发表《回归语文学》一文二十年之后,在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远比Paul de Man更有影响力的Said,再次以同样的题目发声,也再次引起了轰动,让人们无法不对不断被人淡忘的语文学刮目相看。虽然Said在文中完全没有提到其先辈Paul de Man,他们二人对学术的目的和方法也有明显不同的理解,但是,他们对语文学与文学研究之关系的看法,以及从中反映出的他们的学术态度、风格,却异曲同工,各有千秋。他们对“回归语文学”的呼吁同样振聋发聩,落地有声。

Said《回归语文学》一文开宗明义,说“语文学于二十一世纪之初差不多是与人文科学相关的所有学术分支中最不时髦、最不性感、最不现代的,同时也是最不可能在有关人文科学对于生命之重要意义的讨论中出现的”。可话锋一转,他却要为这个幽居于象牙塔中散发出霉味的古董学科(a mustily antiquarian discipline)高调背书。和Paul de Man一样,Said认为当今这个以他马首是瞻的文学研究学科已经失去了明确的主题和发展方向,文学批评中充满了不着边际的大话或者行话,很多不过是作者们“职业性的自我迷恋”(professional self-absorption)和“轻率的政治性的装腔作势”(facile political posturing),讨论的又都是诸如“广大的权力结构”(vast structure of power)一类的宏大叙事。按照他们的诊断,导致文学研究失去其焦点的主要原因是职业训练中语文学的衰落和缺失。而没有了语文学的文学批评,则无异于一种披着职业外衣的避苦趋乐的本能行为(或曰“快乐原则的职业形式”,the professional form of the pleasure principle),只有悔罪式地回归语文学,作为学术的文学研究方可获得新的整合,以重归正道。

那么,Paul de Man和Said这两位名重一时的文学理论家,何以会在他们各自生命快要走到终点时都更愿意把自己归属于语文学家的队伍,并有着同样急切的冲动,都要呼吁世人“回归语文学”呢?这本身应该就是值得当下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们做深刻思考的一件事情。或与Said略为不同的是,Paul de Man发表那篇文章时多少还有点要作自我辩解的意思,作为Derrida紧密的学术盟友,他必须与他分担北美学术同行们对流行文学理论的激烈批评,所以他发出的“回归语文学”的呼吁听起来是要为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正名,以捍卫文学理论对于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性。而Said的情况则与Paul de Man明显不同,他的东方主义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末问世以来,虽然也时常受人诟病,但总体来说它在整个世界人文学界、思想界均深得人心,被奉为批判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传统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其影响之广泛和深远无与伦比,东西方人文学术之整整一代人都受到他的启发、引导和深刻影响。[5]可何以偏偏是他,竟然也会在新世纪开始不久即站出来呼吁学界要“回归语文学”呢?这确实有点出人意料。


[1]Edward W. Said,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7—84.

[2] 参见沈卫荣《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与语文学的回归—评Paul de   Man的〈回归语文学〉》,《文汇学人》2017年9月8日版。

[3]Jan Ziolkowski, What is Philology?,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Paul de Man, “The Return to Philology,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0 December 1982, pp. 1355—1356; 此文后来收入他的论文集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p. 21—26. Paul de Man之后有很多人以同样的标题发表文章,对他的文章作了回应和进一步的讨论,例如Lee Patterson, “The Return to Philology, ”The Past and Future  of Medieval Studies, John van Engen e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4, pp. 231—244; Jonathan Culler, “The Return to Philology,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ol. 36, No. 3, 2002, pp. 12—16; Geoffrey Galt Harpham, “Returning to Philology: The Past and Future of Literary Study, ”New Prospects  in Literary Research, ed., Koen Hilberkink, Amsterdam, 2005.

[5]Said的划时代著作《东方主义》首版于1978年,到作者2003年去世时二十五年间出了第二十五版。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Pantheon Books, 1978;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Vintage, 1979—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