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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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所做的一次访谈中,Steinkellner先生对他的语文学观做了十分清晰的阐述,他说:

我自认为是一个语文学家。在我看来,语文学就是尽可能清晰而准确地理解别人的表述,不管是书面的文字,还是口头的言说,也不管是同一种语言文字,还是几种不同的语言文字。语文学就是一种理解“信息”(information)的艺术!如果这种“信息”来自几乎无人能懂的梵文贝叶等,那就更有意思了。语文学的研究意味着要把文本从“地下”挖掘出来,清理干净,再向别人清晰地传达出这个文本的意思以及研究者自身的理解。这是一种为了理解“他者”而进行的训练,也可以称之为“[坐]禅”(Meditation),这就是我的语文学。

首先要说明的是,语文学研究的工作量很大,所出成果往往质量不一,水平参差。用两句话来概括语文学的具体工作,就是:第一,用开放的眼光来审视对象,也就是拿到一个文本时,必须清晰地看到其中有什么东西;第二,把看到的这些东西“挑”出来,用一种通行的字符加以转写,这也就是常说的制作“精校本”,同时思考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两句话也可以说成:睁开你的眼睛,想想你看见了什么!这就是语文学研究的全部方法论。当然了,在最后还要能领会这些文本中的思想对于古人甚至当代人来说都有着什么样的重要价值—只要人类还在持续思考这些问题,那么文本中的思想所体现的哲学价值甚至可以是永恒的。

语文学的基础工作是文本校勘与研究,其成果常常就是精校本。但事实上,工作过程的很多程序或步骤,却并不能完全体现在最后的成果当中,除非是我们精确地记录了校勘的每一个步骤,而且读者又能够读懂这些记录。文本校勘的一个问题或麻烦是文本的数量,如果一个文本有二百个不同的写本,这种校勘工作肯定是繁琐到“令人恶心”的。那就需要很好的组织与安排,从区分不同写本的不同重要性等开始着手进行。幸运的是,就佛教梵文写本的研究来说,我们现在能够利用的梵文写本的数量非常有限,最多也就四种不同的版本而已,常常是“孤本”居多。所以,针对这些文本所从事的语文学基础工作,实际上还是相对容易的,我们只需要整理这些有限的信息,然后再考虑诸如哪些异读是正确而有意义的,哪些异读又是错误或无意义的等等问题。

在校勘的过程中,对文本中出现的各种异读都要非常清晰地、严格准确地记录下来,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在最后的阶段作出错误的选择和解读。此外,如果校勘中的记录非常规范,那么读者就有可能从中发现另一种更好的异读,从而改进对文本的理解。所以,语文学的首要任务是清晰记录文本的每一项信息,这其实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基础工作。但如果不理解文本的意思,在选择异读时就极有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因此,文本校勘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机械性工作,校勘的同时必须进行思考,而且还必须至少为了自己的理解进行初步的翻译,因为校勘者,尤其是哲学文本的校勘者,必须明白文本的意思。哲学文本中异读的选择,绝大多数都取决于上下文的意思。优秀哲学家的文本必定是意味深长的,如果某一文本显得不那么有意义,那肯定是校勘上出了什么问题,这就需要考虑其他可能的异读。语文学的工作事实上必须在理解文本意思的前提下进行。每个学者在做文本校勘时都应该同时进行初步翻译。[1]

于上述这段文字之中,Steinkellner先生基本讲清楚了他所从事的“佛教语文学”研究的主要旨趣和学术方法,它对于我们理解一般意义上的语文学同样具有普遍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1] 《斯坦因凯勒谈佛学与梵文写本研究》(何欢欢采访),《上海书评》2014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