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赌球和赌马

同年秋天，我们在布鲁克林的部队开了一次会，里奇要我帮他鉴定足球明星卡，他说他想打电话给他的马票商（以赌马和开赌盘维生的人）卡迈因。我说：“真巧！我也想要找一个马票商和我合作。”

马票商是不随便与人见面的，得有人做担保才行，所以里奇就帮我和卡迈因安排了一次面谈。我们在位于扬克斯市的阿瓜维特餐厅见面。卡迈因是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行为鬼祟的西西里人，他的领子拉得高高的，帽檐压得低低的，而且还会不停回头张望。我大概看起来不像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了，因为刚一见面，卡迈因就开始和我说起行话来了。例如想要下注500美元就用“5美分”为暗语，而“10美分”代表投注1000美元。他给我留了几个电话号码，让我在需要的时候能找人下注，最后他对我说：“马丁，你需要一个代号，就叫你枫树好了。”

自此我的代号就是枫树，我也喜欢这个代号。我会在周日的早晨出门找一部公共电话，拉高衣领、压低帽檐，贼头贼脑地四处张望，然后打电话给卡迈因。“我是枫树，”我对着电话小声说，“巨人队的赌盘如何？底特律超过8.5分吗？好，我喜欢这个赌盘，帮我在狮子队上面买个5美分（500美元）。”

卡迈因不接受支票或信用卡，只收现金，所以我开始在公寓里找一个好地方藏钱，所有赌徒都有自己怪异的藏钱地点。我终于选定了一本我在读商学院时买的有关联邦税制的书作为藏钱的地方。我发觉那本书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而且我喜欢把赌资藏在这本书中的反讽意味。

枫树在橄榄球方面赌得还算顺利，但在篮球赛季中有点失控。如果枫树当时曾经找过精神科医生的话，他也许会知道赌博可能是一种和异性建立稳定关系的替代品。枫树的社交状况变得越糟，就越有进场赌博的渴望，而1972年年初，他不但没有与异性建立稳定的关系，还处于不断输钱的状况，情况更加糟糕。

我曾经在佛蒙特州的糖枫林参加一个滑雪俱乐部，但还是没有办法借此与异性建立什么特别的关系，到2月初，我已经在卡迈因那里输了2000美元，这对我来说可谓一大笔钱。一个周五的晚上，我正开车往滑雪俱乐部去，那时我已经差不多要宣告破产了。在那周稍早时，我曾经南下到路易斯维尔，和一家公司的总裁面谈。

卡迈因有一种很奇特的赌法，叫做“如果反转就加倍”（double if-then reversal）赌法。在这种赌法里，你可以在四种结果中任何一种出现的时候赢钱，就有机会以500美元赢得4000美元。我一直用自己记录赛马、骑师，以及轮盘的方法来记录美国大学篮球赛的比赛结果。

那一赛季接近尾声时，我已经很清楚谁会赢得各场胜利，谁会赢得连续胜利，或者谁只会赢得主场胜利。我挑出四场比赛来玩这种“如果反转就加倍”的赌法。我在第四场比赛赌路易斯维尔队会赢曼菲斯队3.5分。因为我在路易斯维尔期间，每个人都在谈论红衣主教队，而我对路易斯维尔队的感觉也很棒，所以我打电话给卡迈因下注。

周六下午到晚上，我开着我的TR6跑车^[1]围着山路兜风，调整收音机的频道，听一听比赛结果。当时正在下雪，我的手都快冻僵了，静电严重干扰收听效果，但过了午夜后，我很确定我赢了第一场和第三场比赛的赌局。只要路易斯维尔队能赢4分，我就能摆脱困境，大赚一笔。我好像听到中场休息前路易斯维尔队落后11分，或者7分，但不管他们落后多少，听来似乎都不太妙。

我快要发疯了，我必须知道路易斯维尔队有没有后来居上取得胜利。时间已经是清晨一点，我还把车停在滑雪俱乐部的屋外，在车里调整着收音机。我收听到盐湖城摩门教堂的唱诗班歌声、魁北克的冰上曲棍球比赛比分、伏特沃斯的牲口价格以及拉斯维加斯的拳击比赛结果，但就是没有听到有关路易斯维尔队或曼菲斯队球赛结果的报道。除了我以外，别人都在俱乐部里参加舞会，怪不得我没有办法和异性发展稳定的关系了。

凌晨两点，车里的汽油都快烧光了。我放弃希望回屋里睡觉。

第二天早上，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去滑雪了。我把汽车开进城里，买了一份《纽约时报》来看，结果让我大喜过望，路易斯维尔队最后绝地大反攻，从落后15分急起直追，最后以75比71赢得比赛。

我赢了这场赌局，赢了4000美元！完全摆脱了困境！

回到城里，我立刻打电话给卡迈因，问他该约在哪里见面付钱。通常每周的赌局在周日结束后，赌金支付日是下个周二。卡迈因告诉我，他那天下班后会在第86号街和第3号街的路口和我碰面，正好在电影院的门前。要去拿4000美元现金，我真的感到很紧张。在那个时候的纽约街头，有很多人会为了抢劫40美元而割断别人的咽喉。我不敢想象歹徒面对4000美元会对我做些什么。

当时《教父》这部电影刚刚上映，排队买票的长龙绕过了街角。

当卡迈因拉高衣领、压低帽檐走过来时，我正站在影院的屋檐下。他从排队的人群中挤过来，塞了40张百元大钞在我的手里。每个人都盯着我们看。我正好站在大幅电影海报旁，从一个马票商手中接过一大叠现金。我开始设想，在我到家前，会突然冒出一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来抢劫我，甚至取了我的小命。我禁不住汗流浃背，直到把那4000美元放进联邦税制的书中时才安下心来。

高明的赌博者会使他们的赌注保持平衡。你得过得比经纪商或马票商更好才行。

里奇有一个朋友叫比利，他是在赫兹公司工作的一名经纪人。比利总喜欢搞一些花样，1971年8月，我们三个人开车到萨拉托加去玩。比利说他认识一个自称可以控制比赛结果的赛马训练师。我怀疑这只是传闻，但是，大体上不论你是赌马还是在市场上交易，其实都一样，每个人都梦想自己能未卜先知。我说：“比利，如果那个家伙有什么动作的话，让我知道一下。”

到了下个月我们碰面时，里奇把我拉到一旁，“比利说他的朋友又透露了内幕消息：有一匹马周四会在阿奎达跑马场跑第6场比赛，它的名字叫‘我的旋律’，他说赌这匹马稳赢。你要一起来赌一把吗？”

“这当然好啦！”

周一，我前往银行取出1000美元，然后把它夹在书里。周二，我告诉秘书乔安尼，周四下午我有场重要的会议，所以不要再帮我安排其他行程。周三，我买了一份《每日赛马报导》，并欣喜地发现“我的旋律”的赔率竟然是四比一，但在周四的早晨，我接到里奇打来的电话。“算了吧！”他告诉我，“我们玩不成了，那匹马刚刚受伤了。”

接下来的周一是航海家哥伦布纪念日^[2]，尽管银行都还没有开门，市场还是照常开盘，所以我还是进了办公室。我正准备出门吃午餐时，电话铃声响起。是里奇打来的。“我们又可以进场玩了。比利刚才听说我们的马要在第四场比赛时出赛。我们得马上赶到赛马场才行。但是有个麻烦。银行都没有开门，所以我们根本取不出钱。你手上有现金吗？”

“有啊，大约1000美元吧！但我把钱放在家里了，一个小时之后我拿过来。”

“把钱全部拿来，如果有更多的话也一起拿过来吧！我们下午一点钟在比利的办公室等你。”

这个赌马的机会又回来了。我打电话给哥哥杰瑞，问他手上有没有更多现金，结果他也想赌一把。我告诉他：“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在地铁站见面，往城郊方向的月台。”我赶紧抓起西装外套，告诉乔安尼：“我现在要赶去开上周四被取消的那场会议。很重要。如果有人找我，告诉他们我会在三点半左右回来。”

我下楼跑到地铁站，搭上了往城郊的列车。我在42号街那站下车，和杰瑞碰了面，向他拿了100美元，然后又跳上地铁。我在77号街那站下车，跑步到自己的公寓，从书里取出1000美元，再跑回地铁站，搭车回头到第59号街下车。我的手表指向1:05。赫兹公司的办公室就在59号街和派克大街的转角上。里奇和比利正在大门外的阶梯上等我。

比利问我：“你拿到钱了吗？”

我掏出那叠钞票给他看，随后我们跳上一部出租车。我丢了20美元给司机，吩咐他：“到阿奎达跑马场，请开快点！”

我们赶到赛马场时，第三场比赛刚结束。我借给里奇和比利300美元，然后自己在“我的旋律”身上下了800美元的赌注。那场比赛是我所看过最棒的一场。“我的旋律”以两个半马身的距离赢得了比赛，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不停地大声叫嚷、尖叫，互相拍着彼此的背，上下跳个不停。我赢了2800美元。这是我第一次靠内幕消息赢钱，更让我觉得胜利的滋味格外甜美。

里奇和比利还要留下来接着下注，而我还得赶回办公室。我拿出一个25美分的硬币，漫步走向地铁站。这时，我看到场外的车道上停满了一排加长型豪华轿车，心想，“慢着，你刚刚才赢了2800美元。口袋里还有超过4100美元的现金，搭什么鬼地铁？何不犒劳一下自己？”我花了50美元，为自己雇了一辆豪华轿车，然后愉快、风光地坐车回到办公室。

无论结果如何，人人都想未卜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