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2011年提出了“精准医学”的概念，回顾精准医学这八年来的发展，精准医学在肿瘤领域的研究成就独占鳌头，而乳腺癌精准诊疗是肿瘤精准医学研究迈步最大、推进最快的领域之一。组学测序技术，大数据分析，靶向药物研发无疑是精准医学快速发展的基石和核心。单独或联合运用包括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表观遗传组学、代谢物组学、蛋白质组学等多种技术手段，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癌症发生、发展和转移的关键基因和分子，开发相应的药物阻滞肿瘤细胞内异常激活的信号通路，从而实现“from bench to bed”的快速转化是目前肿瘤精准医学的必经之路。2000年，Perou等基于表达谱数据首次将乳腺癌分为Luminal型、HER2过表达型、Basal-like型和Normal-like型。随后，Sørlie等将Luminal型进一步分为Luminal A型和Luminal B型，并指出每种分子分型与预后密切相关。2011年和2013年的St.Gallen国际专家共识都强调并确认了分子分型在乳腺癌诊断和治疗中的重要地位，并总结和完善了各分型的治疗方案，乳腺癌“分类而治，分型而治”的观念逐渐根深蒂固。然而，在精准医学的时代，随着对癌症生物学的认识的不断加深，粗犷的分类分型已经不完全适用于所有乳腺癌患者，不足以解决临床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比如对于预后较好的Luminal（HER2-）型且淋巴结阴性的早期乳腺癌而言，远期复发风险在该类患者间也存在异质性，可以进一步借助特定的基因模型（Oncotype DX，MammaPrint等）来评估患者的预后。此外，在接受内分泌治疗的Luminal型患者中，20%～25%的原发性乳腺癌和近乎100%的转移性乳腺癌最后都会发展为对内分泌治疗耐药。 ESR1突变可以解释约18%的Luminal型乳腺癌发生内分泌耐药的原因，而对于其余大部分内分泌耐药的乳腺癌，精准时代下的医学研究也发现了产生耐药的不同机制和潜在的逆转耐药的靶点。除了内分泌耐药的乳腺癌，抗HER2治疗耐药的乳腺癌和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这三类“难治性乳腺癌”也是乳腺癌精准诊疗的难点和重点。这些年国内外乳腺癌精准诊疗在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上可谓成绩斐然，这些令人瞩目的成果不仅代表了现阶段精准时代下医学在乳腺癌领域的长足进步，也揭示并引领着未来乳腺癌研究的发展方向。

国际乳腺癌精准医学的研究层次逐渐深入，内容更加细化，精准医学研究的广度，丰度和维度也更加多元化。从老牌的癌症基因组学和转录组学层面的研究，拓展到蛋白质组学、代谢物组学、免疫组学、影像组学等多种方向上。二代测序技术的发展无疑是推动乳腺癌精准医学研究加速进步的核心力量，而新的测序技术正在蓬勃发展，近年来单细胞测序技术在癌症基因组学的研究热度正在急速升温，单细胞测序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肿瘤内部异质性、突变克隆进化和肿瘤耐药机制的认知。人源肿瘤异种移植模型（patient-derived tumor xenograft，PDX）和类器官技术的日趋成熟，有望帮助临床进行快速而准确的抗癌药物筛选。此外，对于新兴的生物学标志物在乳腺癌患者预后评估、疗效预测价值上的验证，以及潜在的生物学标志物的探索和挖掘是研究的重中之重；液态活检技术已日趋成熟，在基础向临床转化的研究中展示出蓬勃活力，并在乳腺癌精准诊疗中的显示出巨大的应用价值。

组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从分子层面深入理解乳腺癌的契机，是未来乳腺癌科研重要的研究方向。通过原位癌与浸润性癌、原发灶与转移灶、耐药个体与敏感个体多组学层面的比较，可以深入理解乳腺癌的发生发展、肿瘤进化和转移机制，并进一步探索发现潜在的药物靶点。

2012年是乳腺癌组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年，美国癌症基因组图谱工作组（The Cancer Genome Atlas Network，TCGA）和国际乳腺癌分子分型联盟（Molecular Taxonomy of Breast Cancer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METABRIC）首次绘制了乳腺癌的多组学图谱，从体细胞DNA突变、DNA拷贝数变化、DNA甲基化、信使RNA（mRNA）表达谱和蛋白质表达谱上全面揭示了乳腺癌内部的特征以及不同分子分型间的差异性，深入挖掘了乳腺癌潜在的治疗靶点。Luminal型乳腺癌具有高频突变多（如 PIK3CA， MAP3K1和 GATA3），个体突变负荷低，FOXA1/ER复合物通路激活等特征。高频的 PIK3CA和 AKT1基因突变为在Luminal型乳腺癌中应用PI3K通路抑制剂提供了理论支持。HER2阳性的乳腺癌 ERBB2基因高度扩增、高频突变少、个体突变负荷高，并根据mRNA表达水平的差异可进一步分为Luminal/HER2阳性型和HER2过表达/HER2阳性型。其中HER2过表达/HER2阳性型乳腺癌则更倾向于携带非整倍数染色体，体细胞突变率高，并且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家族、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家族、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CDK4）和细胞周期蛋白D1（CCND1）的扩增也成为此类乳腺癌潜在的治疗靶点。而Basal-like型乳腺癌则以 TP53体细胞高频突变， MYC基因扩增及高表达， BRCA1胚系突变富集为主要特征。Basal-like型乳腺癌显示出和浆液性卵巢癌相近的mRNA表达谱，并且均具有 TP53， RB1和 BRCA1基因缺失， MYC基因扩增的特点，首次从分子层面解释了紫杉类和铂类药物在两种不同癌种中相近的治疗活性。在缺乏明确治疗靶点的Basal-like型乳腺癌中，聚腺苷酸二磷酸核糖转移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剂在携带 BRCA基因突变的患者中显示中重要的治疗价值，此外，PI3K，RAS-RAFMEK和HIF1-α/ARNT信号通路在Basal-like型乳腺癌中也可能存在潜在的治疗靶点。2016年，Nik-Zainal等进一步对560例乳腺癌的全基因组进行测绘分析，证实95%的乳腺癌是以基因突变和拷贝数变异为主要驱动因素的癌症，驱动性基因变异事件集中发生在 TP53， PIK3CA， MYC， CCND1， PTEN， ERBB2， ZNF703/ FGFR1位点， GATA3， RB1和 MAP3K1之中。蛋白质组学的研究更加清晰的架构了基因变异、蛋白表达水平和磷酸化修饰水平之间的关系网络。 PIK3CA突变频率可以高达30%以上，功能性 PIK3CA突变可以引起PI3K信号通路的活化，是可能导致乳腺癌发生发展的重要驱动性事件。蛋白质组学数据进一步解析了 PIK3CA突变其他的效应分子，包括RPS6KA5和EIF2AK4激酶等。Basal-like型乳腺癌中 CETN3和 SKP基因的缺失，可以引起下游EGFR表达量的升高，靶向抑制EGFR无疑对治疗恶性程度高、缺乏明确治疗靶点的Basal-like乳腺癌提供了新的方向。

转移性乳腺癌的预期生命在5～10年，是乳腺癌患者死亡的首要原因，对于转移性乳腺癌的组学研究更为迫切。近五年，是大规模转移性乳腺癌组学测序的“黄金时代”，样本的积累和数据的爆发催生着高质量的基础-临床转化性研究成果。乳腺癌脑转移的发生比率约为8%～10%，这类患者的生存预后极差，Brastianos和Varešlija分别从基因组学和转录组学的角度解析了脑转移灶和配对乳腺原发灶的异同。测序发现95%脑转移灶与原发灶中存在相同的驱动性基因变异，而在癌症发展过程中出现迥异的亚克隆。和配对的原发灶相比，53%脑转移灶样本中出现了新的药物靶点。此外，在脑转移灶中重复发现 RET基因高表达和 ERBB2基因的扩增，研究者通过构建PDX进一步论证了靶向治疗RET和HER2可以显著抑制脑转移瘤的生长。激素受体（oestrogen and/or progesterone receptors，HR）阳性的乳腺癌占到欧美乳腺癌人群的70%以上，中国乳腺癌人群中比例较低，在50%～60%，这类患者在内分泌治疗维持过程中大部分或早或晚都会出现内分泌治疗耐药。乳腺癌内分泌耐药发生的原因和基因突变、拷贝数变异密切相关， ESR1基因突变是导致内分泌耐药的重要原因之一。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MSKCC）通过对内分泌耐药乳腺癌进行大规模测序后，发现接受内分泌治疗后22%的乳腺癌发生了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号通路（ ERBB2， NF1， EGFR， KRAS等）或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转录因子（ MYC， CTCF， FOXA1和 TBX3）上的基因变异。在接受芳香化酶抑制剂（aromatase inhibitor，AI）治疗的患者中，发生 ESR1基因，MAPK通路变异， MYC基因扩增或转录因子突变的乳腺癌的生存预后更差；而在接受选择性雌激素受体降解剂（selective ER degrader，SERD）治疗的患者中，只有MAPK通路变异的乳腺癌患者依然显示出较差的生存预后。2019年，Bertucci等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了对617例转移性乳腺癌的研究结果。与原发性乳腺癌相比，转移性乳腺癌显示出突变负荷量更高和突变克隆更为多样的特点；其中，HR阳性、HER2阴性的转移性乳腺癌的潜在驱动性基因（ TP53， ESR1， GATA3， KMT2C， NCOR1， AKT1， NF1， RIC8A和 RB1）突变率明显更高，并且其中 TP53， RB1和 NF1突变的患者预后更差；而在转移性TNBC中，同源重组修复相关基因发生双等位基因失活的频率明显升高，再次提示铂类药物和PARP抑制剂在转移性TNBC治疗中的重要地位。

国内乳腺癌精准医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与国外相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有很大不足，在许多领域仍处于“跟跑”的状态。与国外乳腺癌人群相比，中国乳腺癌患者发病年龄较轻，遗传背景具有差异性， BRCA2胚系突变率较高；此外，中国患者发病更为年轻，HR阳性的乳腺癌占比较低。因此，在中国开展乳腺癌精准诊疗的研究和实践，不能完全参考国外的数据，照搬国外的模式。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谢云涛教授课题组建立了中国最大的乳腺癌胚系突变测序队列，深入研究了多个基因的遗传性突变和乳腺癌发生、生存预后和化疗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通过结合新辅助化疗的平台，鉴定出了包括 BRCA1， TP53， PIK3CA， WT1和 CHEK2基因在内，多个提示乳腺癌患者化疗敏感性的生物学标志物。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团队建立了目前中国最大规模TNBC体细胞变异测序队列，应用外显子和RNA测序，拷贝数和转录组芯片技术绘制了迄今最全面的中国人群TNBC多组学图谱。通过对465例乳腺癌患者原发灶标本的测序分析，在基因组和转录组层面上，证实中国人群和外国人群相比，TNBC中的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AR）阳性亚型的比例更高，更高频的 PIK3CA基因突变和Chr22q11拷贝数增加的特点。广东省人民医院乳腺科廖宁教授课题组也在2019年发表了一项基于304例中国人乳腺癌的体细胞变异测序结果，研究探索了33个常见癌症相关基因在中国人群乳腺癌体细胞中的变异情况，并比较了中国人群与西方人群突变特征的异同。研究证实了东西方人群乳腺癌突变差异主要集中在HR阳性，HER2阴性亚型的乳腺癌中，差异基因主要包括 TP53， GATA3， MYC， CDH1， NF1， EGFR， AKT1和 AKT3。基于测序数据的不断积累及生物信息学的不断挖掘，转化性研究、临床试验结果和真实世界的提供证据，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石乐明教授课题组开发了我国首个精准医学数据库PreMedKB。PreMedKB整合了来自不同领域数据库的知识，帮助科研人员、临床医生等解读患者的基因突变、发现潜在的致病突变，研究特定疾病的基因型-疾病表型，为携带有特定基因变异的患者推荐治疗方案、为临床试验匹配患者等。

肿瘤与微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交互作用：一方面，肿瘤细胞改变微环境以促进其浸润和转移；另一方面，微环境也深刻地改变肿瘤细胞的特征以适应生长环境。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宋尔卫教授课题组于2018年在 Cell上发表了两篇乳腺癌和肿瘤微环境的重磅研究。宋尔卫教授课题组首次发现了表达CD10与GPR77细胞表面标记分子的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该类细胞与乳腺癌化疗耐药性密切相关，并为肿瘤干细胞的干性维持提供了环境；进一步的实验结果显示，靶向GPR77可以减少肿瘤干细胞的数目并增强肿瘤化疗敏感性。同年，宋尔卫教授课题组再次报道了抗体依赖的细胞吞噬可以诱导巨噬细胞产生免疫抑制这一重要现象，并在临床前实验中证实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trastuzumab在HER2阳性乳腺癌中的协同治疗效果。

乳腺癌的临床诊疗模式经历了从经验性治疗-规范化治疗-多学科综合治疗-个体化治疗的迅速演变，到现在进入精准治疗模式的探索。目前乳腺癌精准诊疗仍然处于研究性、试验性的临床应用阶段，虽然可以看到非常多精准治疗获益的成功案例，但是远不足以改变并写入目前的诊疗指南。在乳腺癌精准诊疗的这座“大房子”中，组织学病理和免疫组化是不可撼动的基石，ER、PR、HER2状态是三大支柱，虽然有新的检测手段和生物标志物为其添砖加瓦，但二代测序也只应用到了遗传性乳腺癌的诊断，基因风险模型仅适用于早期HR阳性、HER2阴性的患者。乳腺癌精准诊疗之路才刚刚起步，精准医学时代下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得到的成果到真正转化为临床实践仍有赖于标准化的检测手段、均一化的测序数据、精细化的研究设计和高级别的临床证据。

从临床上乳腺癌精准诊疗的发展趋势上看，液态活检目前具有相当多的临床前研究，展现出其在早期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上的重要价值，并且相对于组织活检具有无创性的特点，具有更广泛的临床应用可行性，最有希望成为未来乳腺癌精准诊断的重要检测方法之一。远期复发转移率Luminal型，trastuzumab耐药的HER2阳性型和TNBC是临床工作中较为棘手的问题，我们将其称之为难治性乳腺癌。而如何治疗内分泌耐药的Luminal型和靶向治疗耐药的HER2阳性乳腺癌，寻找TNBC的治疗靶点和靶向药物是精准医学亟待的解决的重中之重。

液态活检主要包括检测血液中的循环肿瘤细胞，外泌体和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其中，ctDNA携带有肿瘤基因组学的特征（包括突变、缺少、插入、重排、拷贝数异常、甲基化等），能够为肿瘤个体化治疗呈现较全面的分子生物学特性，在乳腺癌的精准诊疗领域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早期诊断领域，ctDNA比传统肿瘤标志物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ctDNA在癌症早检中的特异性可高达99%，在乳腺癌中的敏感性为33%。除了HER2扩增之外，乳腺癌中尚未发现其他明确的驱动性基因突变，仍然需要通过大型的泛癌基因panel再来提高乳腺癌早检的敏感性。 TP53是 BRCA1相关性乳腺癌中的常见突变基因，CirCA01前瞻性研究由法国几个癌症中心发起，来验证ctDNA中 TP53突变检测在 BRCA1突变携带者的应用价值。对于活检或术后的患者，可以通过测序分析得到其病灶的突变谱，有针对性地在ctDNA中检测有突变的基因，作为乳腺癌患者的术后随访的新手段，来预测和评估复发转移的可能性。目前并未有大规模的队列研究乳腺癌ctDNA的突变谱，在通过对既往已经发表的69篇关于液态活检的文献的荟萃分析，显示出乳腺癌ctDNA中 TP53、 ESR1、 PIK3CA的突变率分别为38%、32%、27%；此外，ctDNA突变阳性的乳腺癌患者更易复发，生存预后更差。ctDNA中一些特殊基因突变频率的升高则与耐药密切相关，如 PIK3CA基因E545K位点突变与紫杉醇耐药、ESR1基因突变与他莫昔芬耐药的相关性均已被研究证实。在最新公布的Pyrotinib临床试验研究数据中，ctDNA中 PIK3CA、 TP53突变状态是预示Pyrotinib疗效的生物学标志物，携带ctDNA的突变的患者预后更差。

内分泌耐药是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治疗失败的首要原因。既往通过多组学分析，研究人员相继揭示了 ESR1基因突变、cyclin D-CDK4或CDK6-RB信号通路异常、PI3K/AKT1/mTOR（PAM）信号通路激活和MAPK信号通路激活在Luminal型乳腺原发或继发耐药中的作用。 CCND1扩增在Luminal型乳腺癌的比例约为15%，可以激活下游CDK4/6，导致乳腺癌细胞持续增殖和出现内分泌耐药。PALOMA-1/2/3临床试验证实了CDK4/6抑制剂Palbocilib在内分泌耐药的Luminal型晚期乳腺癌的有效性，目前Palbocilib已在多个国家获批上市，其他CDK4/6抑制剂Ribociclib和Abemaciclib也已经完成Ⅲ期临床试验，而研究CDK4/6抑制剂在辅助治疗中价值的PENELOPE-B和PALLAS临床试验也完成全部患者入组，等待长期随访结果的公布。PAM信号通路上基因突变和通路活化是介导内分泌治疗耐药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路上最常见的突变基因 PIK3CA在ER阳性乳腺癌中的突变率可高达28%～47%。BOLERO-2和SOLAR-1临床试验分别证实了mTOR抑制剂Everolimus和PI3K抑制剂alpelisib在ER阳性晚期乳腺癌中的有效性，并使其成为目前被FDA获批应用于乳腺癌中的PAM通路上的抑制剂。在两个临床试验的生物学标志物检测分析中看到， PIK3CA基因突变位点可以明显影响Everolimus的有效性，而SOLAR-1研究结果显示患者 PIK3CA基因突变状态直接影响Alpelisib的疗效。此外， FGFR1基因在乳腺癌整体中的扩增率约为10%，在ER阳性乳腺癌中的扩增率可以高达15%以上， FGFR1基因的突变跟内分泌治疗耐药相关， FGFR1的扩增和突变都提示着乳腺癌较差的预后。已经有部分研究在ER阳性乳腺癌患者中探索了FGFR抑制剂的疗效，在个别内分泌耐药且携带有 FGFR1扩增的患者中证实了其有效性。此外，在MONALEESA-2临床试验中观察到 FGFR1扩增的患者更易对CDK4/6抑制剂发生耐药性，提示抗ER、抗CDK4/6、抗FGFR的三药联合在治疗激素受体阳性、内分泌耐药的晚期乳腺癌中的潜在价值。MSKCC在2018年公布的大规模对内分泌耐药乳腺癌的测序数据和生存随访结果显示，MAPK信号通路发生变异的患者对AI和SERD均会耐药，然而既往少量在乳腺癌中应用MEK抑制剂的临床试验多针对TNBC患者，相信后续开展以组学为导向的临床试验会进一步证实MEK抑制剂在内分泌耐药的ER阳性患者中的价值。

除了Trastuzumab之外，越来越多的药物获批而加入抗HER2治疗的大家族，如Pertuzumab、lapatinib和T-DM1，精准医学时代下HER2阳性的乳腺癌患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我国自主研发的泛HER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Pyrotinib，联合卡培他滨在多线抗HER2治疗后的晚期乳腺癌患者中的总体有效率仍有78.5%，而ctDNA中 PIK3CA和 TP53的突变状态是提示Pyrotinib疗效的生物学标志物。我国在2018年底已批准Pyrotinib上市，其Ⅲ期临床试验也正在开展。T-DM1是一类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药物，是目前二线治疗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首选药物。另一类抗HER2的ADC药物DS-8201a在2019年也公布了Ⅰ期临床试验结果，入组的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既往均接受过包括T-DM1在内的多线治疗，3%和57%的患者完全缓解分别获得完全缓解和部分缓解。美国FDA把DS-8201a列为用于既往接受过trastuzumab和pertuzumab，T-DM1治疗进展的局部晚期和转移性乳腺癌的“突破性疗法”（breakthrough therapy designation），已有3项DS-8201a的Ⅲ期临床试验在2018年启动。细胞信号通路上CCND1/CDK4基因可能在抗HER2耐药中起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对于三阳性乳腺癌而言，CDK4/6抑制剂有望在逆转抗HER2耐药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有三项临床试验在评价CDK4/6抑制剂在晚期三阳性乳腺癌治疗中的价值，其中评价monarcHER研究已完成全部患者入组，而另外两项试验PATINA和PATRICIA仍在进行。此外，临床前证据提示PAM信号通路活化与抗HER2耐药也具有相关性。BOLERO-1/3临床研究证实mTOR抑制剂Everolimus可以延长 PIK3CA和 PTEN突变的晚期HER2阳性乳腺癌的无进展生存期，但是其毒性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进一步应用。在Ⅰ期试验中，PI3Kα抑制剂Alpelisib在T-DM1治疗进展的患者中临床获益率仍有71%。通过检测患者PAM信号通路上基因突变状态，也许可以更为精准筛选从Alpelisib中获益的晚期HER2阳性的乳腺癌患者。

TNBC是一类恶性程度很高的疾病，高侵袭性、高异质性和缺乏药物靶点是造成其预后不良的主要因素。大规模多组学队列揭示了不同亚群TNBC基因组层面的异质性，发现了不同亚型TNBC中可能作为治疗靶点和提示药物敏感性的生物标志物。利用表达谱可将中国人群TNBC分为4亚型：雄激素受体亚型（Luminal androgen receptor，LAR），免疫调节亚型（immunomodulatory，IM），基底样免疫抑制亚型（basal-like immune-suppressed，BLIS）和间质样亚型（mesenchymal-like，MES）。LAR较其他亚型有更多 HER2体细胞突变，突变患者HER2相关通路活性评分升高， CDKN2A拷贝数缺失更频繁。LAR亚型的TNBC患者可能更有希望从抗AR，抗HER2和CDK4/6抑制剂的治疗中获益。IM亚型有更多肿瘤相关淋巴细胞浸润，进一步分析提示该亚型TNBC癌巢及间质有更多激活状态免疫杀伤细胞，其微环境特点为更高的适应性免疫活性但同时也高表达免疫检查点分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能具有应用前景。此外，美国FDA批准PD-L1抑制剂Atezolizumab联合白蛋白紫杉醇用于转移性TNBC的治疗。BLIS亚型基因组不稳定性最高，利用同源重组修复缺陷评分高低可以将BLIS亚型进一步划分为具有不同临床和分子特点两组。其中高同源重组修复缺陷评分组预后更好，病例分析提示其复发转移病灶对铂类药物和放疗高度敏感。在已经发表的研究数据中，含铂类药物的新辅助方案已被GeparSixto和CALGB 40603等临床试验证实在基因组不稳定性较高的TNBC中显著提高病理完全缓解率。此外，针对 BRCA胚系突变的患者联用铂类和PARP抑制剂可抑制肿瘤进展。MES亚型中，干细胞相关通路尤其是磷酸化STAT3通路评分显著上调，提示在未来干细胞治疗和STAT3抑制剂在该亚型中潜在的应用价值。然而在精准医学时代的初期阶段，TNBC的治疗仍然不得不依赖化疗，既往研究发现紫杉类药物可使TNBC患者富集 TEKT4突变， TEKT4突变可通过降低微管稳定性，抵抗紫杉醇稳定微管的作用，导致引起紫杉醇耐药， TEKT4突变型TNBC可能对微管解聚剂（如长春瑞滨）敏感。以上两项研究的转化性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将为TNBC的精准治疗提供新的依据。

精准医学在循证医学基础上，对患者的诊疗更加个体化、精细化。未来精准医疗的发展的有赖于高质量的研究队列和大规模的组学数据的支持，需要临床医生、药物学家、数据专家的多方协作，建立精准时代下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精准时代的乳腺癌医学前进的大方向是在乳腺癌分子分型下，发现潜在靶点，制定治疗方案，并随着疾病进程按照可能驱动性基因变异事件进行精准治疗。在临床上实现乳腺癌精准医疗仍有赖于更多的研究、数据和理论来挖掘和阐明乳腺癌耐药的原因，精准的鉴定出产生药物抗性的生物学标志物，设计开展合理且有效的临床试验方案，获得真实世界的证据支持，从而将可以逆转耐药的靶向药物或小分子抑制剂应用于临床治疗，使乳腺癌患者真正从精准医学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