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席卷全球并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和重大的社会问题。研究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满足老年人的健康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维护和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共同推动老年护理发展，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战略目标，是老年护理领域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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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公认标准，一个国家65岁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其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该国即为老年型人口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WHO）根据现代人生理心理结构变化，将人的年龄界限做了新的划分：44岁及以下为青年人；45～59岁为中年人；60～74岁为年轻老年人（the young old）；75～89岁为老老年人（the old old）；90岁及以上为高龄老年人（the very old）或长寿老年人（the longevous）。我国的划分标准为60岁及以上为老年人，老年分期按45～59岁为老年前期（中老年人），60～89岁为老年期（老年人），90岁及以上为长寿期（长寿老人）。

人口老龄化现象始于西欧。1851年，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法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10%，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型”人口结构的国家。瑞典和挪威于19世纪末，英国和德国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于1940年、日本于1970年先后成为老年型人口国家，1986年已扩展到44个国家。2018年底，65岁及以上人数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过了5岁以下儿童人数，全球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高龄化和空巢化。2017年《世界人口展望》中指出，部分国家人口老龄化已持续相当长时间，如日本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其总人口的33%，葡萄牙、保加利亚和芬兰分别占到28%，已进入世界人口超老龄国家行列。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开始晚，但增长异常迅速。如我国，截至2018年末，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亿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66亿人，占总人口的11.9%，2018年新增老年人口859万。根据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8年的19年间，老年人口净增1.18亿。目前全球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66%在发展中国家。预计21世纪中期，该群体将占全世界老年人口的70%。人口激增和老龄化蔓延意味着人类对社会资源的需求激增，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问题，不同国家均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指标。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及医疗保健知识的普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成为导致世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资料显示，19世纪初期许多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只有40岁左右，20世纪末则达到60～70岁。2018年WHO的《世界卫生统计》显示，日本、新加坡、圣马力诺、意大利、瑞典、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总体寿命预期超过83岁，其中日本以总体寿命预期84.6岁再次蝉联世界第一位。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平均寿命将增加到77岁。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80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以平均每年3.8%的速度增长，高于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全世界的高龄老年人中，发达国家占22%，发展中国家占12%。联合国数据预测至2050年，全球高龄老年人将达到3.8亿，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5，百岁以上老年人也将超过400万。

老年人口中，女性的预期寿命大于男性，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性别间的差异使女性老年人成为老年人中的绝大多数，致使多数国家老年男女的性别比失衡。2018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统计》显示，日本、新加坡、意大利、澳大利亚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87.3岁、87岁、85.8岁、85.5岁，高出同一国家男性5～8岁。位于第64位的中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平均预期寿命高4岁。国际60岁以上老年人的男女性别比例为82∶100，80岁以上人群中男女比例降为55∶100，女性高龄人口比例持续增大。

我国于1999年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是世界上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基数最大、增长最快的国家。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可分为三个阶段，2001—2020年为快速老龄化阶段，此期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2021—2050年为加速老龄化阶段，此期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2051—2100年为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此期老年人数将稳定在3亿～4亿。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以下特点：

目前全国人口总数超过13亿，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比重将不断增长，老年人口基数日益庞大。2018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9亿，占总人口的17.9%，相比2017年，增长了0.6%。据预测，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到2030年将提高到25%，2050年将提高到33%以上。我国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和世界第一的老年人口大国，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面临人口总量过多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严峻挑战。

人口年龄结构转型和进入老年型国家行列，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如法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用了127年，美国为72年，英国为47年，而我国仅用了27年，从2009年开始，我国老年人口以每年80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49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31%，老龄化程度仅次于欧洲，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并且将会长期保持较高的递增速度。

我国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叠加的趋势明显，高龄老年人（8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数量以2倍于老年人口的增速在持续攀升，平均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预计到2020年，我国高龄老年人将超过4 000万，2050年高龄老年人口总数将过亿，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高龄老年人。此外，高龄老年人的多病共存、失能、半失能和失智比例也在不断上升，该群体的长期照护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发达国家是在其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情况下，经历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缓慢进入老龄化社会，其经济承受能力强，充分准备并完善建立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很好地应对。而我国的老龄化、出生率下降、人均寿命延长是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甚至人口老龄化的进展快于经济发展，“未富先老”的紧急应对，各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完善。

改革开放40年，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和“421”、“8421”家庭结构定势确立，最显著的特征是家庭的空巢化。老年空巢家庭主要由家庭子女数减少、人口迁移以及老年人与子女的分居等原因所致。使家庭照护功能进一步弱化。空巢老年人的经济生活状况、身体心理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受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环境气候等相关因素影响，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比西部地区要高。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北京、天津等4个直辖市和浙江、江苏等中东部经济发达的省市人口老龄化程度要高于西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一线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就业机会多，吸引更多年轻人，一定程度上延缓老龄化的步伐。

作为农业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居多，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农村和城镇，伴随城镇化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民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农村大量中壮年劳动力纷纷到城市中寻求就业机会，孩子和青年人逐渐转移到城市学习，减缓了城市的老龄化，导致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比城镇的老龄化程度严重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同时出现患有不同慢性病的“留守老人”照顾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孩子”的现象。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明显弱于城市，老龄化城乡倒置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成为研究和解决的热点。

与老龄化相伴的是多病共存、失能失智、家庭及社会在医疗、康复、养老、照护等方面的压力，以及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老年人尤其是空巢、高龄、共病者的服务需求，呈现多样、多元、多层次。据测算，老年人对医疗、保健、护理以及生活服务的需求，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是一般人群的3～5倍，占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75.5%，且持续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增长快3.5个百分点。由于60%～70%的老年人患有不同程度和种类的慢性病，病程长、恢复慢、并发症多、残障或功能障碍发生率高，截至2015年，半失能、失能和失智老年人数量已超过4 000万，不仅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照护负担，对医疗、康复、护理专业服务需求急剧增加，对医疗卫生资源也同样提出了严峻挑战。

随着大型三级综合医院的平均住院日逐步缩短，急危重症病情稳定后、术后、慢性病急性发作病情控制后的康复，以及社区居家老年慢性病的常规诊疗服务等，需要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日间照护、居家服务等机构的有序衔接，需要医疗专业服务的连续提供。因此为老年人提供急性发作到医院治疗、稳定回社区及居家康复、日常生活照料可上门服务以及舒缓安宁有序衔接的一体化服务，加强老年常见病、慢性病的健康指导和综合干预以及自我健康管理，需要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结合，是我国急需解决的老年人连续服务供需失衡焦点问题。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高龄化、失能化和家庭少子化，促成“421”或“8421”家庭结构的形成，使有限的适龄劳动力难以应对“银发浪潮”危机，而现有的医疗条件尚无法满足该群体个性化、高品质、连续、专业的服务需求，且目前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管理机制与体制相对独立；医疗机构仅依据现有条件提供服务内容，而没有真正考虑到老年人的个体需求，服务内容与服务需求脱节，医养不能有效衔接，造成医养结合服务供需失衡，成为政府关注和重视的热点问题。

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其总体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目前，我国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口近1.5亿，庞大的老年人群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日趋强烈，老年人口增加将使政府公共财政在基本养老金、退休金、保险费补贴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增加。据测算，2015年到2050年期间，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照料、福利与设施方面的费用占GDP的比例将可能会接近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全社会的角度分析，未来我国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之比将从20世纪90年代的7∶1发展到21世纪中叶的不足1.5∶1。社会抚养结构的变化将深刻改变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格局，容易诱发代与代之间利益分配的矛盾。

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社会保障压力呈正相关。目前我国高龄、空巢、失能、失智、失独等老年特殊群体高达1.56亿，他们多数半自理和不能自理，身患各种疾病，对专业的日常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需求旺盛。老龄化直接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随着传统家庭结构的改变，老年人更多地依赖于社会，老龄化社会需要国家支付养老金、医疗费、涉老救助、福利等大量费用，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庞大的财政开支给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政府、家庭、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多重巨大压力。